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三年。

一九九一年夏天，加代在广州跑一批货，赔了。

身上只剩八毛，一只箱子寄在车站。

他走到老西关一条街上，看见一间小饭铺，门口挂着一块木牌。

铺子里四张桌，一台吊扇。

钱婶那年五十一，围裙上沾着油。

“后生仔，食饭未。”

“未食。”

“坐啦。”

“我冇钱。”

“先食。”钱婶说，“钱的事慢慢讲。”

那天他吃的是汤粉，一碗八毛，上头卧着一个蛋。

“婶，我冇钱。”

“食你的。”钱婶说，“一碗粉，几多钱的事。”

加代在钱记吃了两个月。

一天两顿，一顿两块五，六十天，一百二十顿。

“你一餐两块五。”加代后来跟她对过。

“一块五的饭，一块的菜。”钱婶说，“你食得多，饭要添两次。”

“你记着数。”

“我冇记数。”钱婶说，“我记得你的人。”

铺子一天卖三十来碗汤粉，加上炒菜，一天落十几块钱。

一九九一年广州那阵，两块五能吃到一荤一素，一分钱的找零都算得清楚。

那年秋天，加代那批货回来了，钱也回来了。

他去钱记还钱，三百块，用报纸包着。

“婶，三百块。”

“几多？”

“一百二十顿。”

“我不记得了。”钱婶说。

“我记得。”加代说。

钱婶不收，加代把钱压在桌上那个碗底下。

碗是白瓷的，碗沿上有一个豁口。

钱婶的儿子那年十六岁，叫钱小武。

“哥，你以后仲来食饭吗。”

“来。”加代说。

“你赚到钱就唔来啦。”

“赚到钱更来。”加代说，“来食饭，来付钱。”

后来加代去了深圳，做表行，做酒水。

钱记的饭他一年吃不上两回。

每年过年前，他叫人送一箱东西过去：腊肠、米、油，还有一封钱。

封的是二百块。

钱婶退回来三回，加代改送东西，不夹钱了。

“你做乜唔要。”

“我有铺子。”钱婶说，“我唔缺。”

“婶，我这个人是你管过饭的。”

“我管过好多人饭。”钱婶说，“你唔记得我，我都不怪你。”

“我记得。”

铺子里忙的时候，加代帮着洗碗。

“你唔使洗。”

“我食了两顿。”加代说，“洗两个碗。”

“碗是我的。”钱婶说，“你的事是去赚钱。”

“我今日冇钱赚。”

“冇钱赚就食饭。”钱婶说，“食完再去想。”

一九九三年九月，钱小武出事了。

钱小武那年十九，在广州替人看铺子，一个月三百块。

他给同乡阮阿贵做了担保。

阮阿贵借了两万四，做担保收债生意的，叫司徒九。

“你系唔系钱小武。”

“我是。”

“阮阿贵借的两万四，你做担保。”

“我冇做担保。”

“条子上有你的名字。”

“我没签过字。”

“手印呢。”

“我冇按过。”

那两个人从铺子后门把他拖出去。

一个攥住他的胳膊，往背后一拧，另一个推着他往前走。

钱小武两只脚在地上蹭，蹭到门槛上，一只鞋掉了。

后门出去是一条小巷，巷子里堆着煤球。

钱婶在灶前听见响动，从铺子里追出来。

她追到后门口，被人横着一条胳膊挡住了。

“阿婶，唔关你的事。”

“我仔！”

“你仔跟我们走一趟。”那人说，“几时有钱几时返。”

“他冇做担保！”

“条子上有手印。”那人说，“阿婶，你唔好拉我衫。”

钱婶抱着门框站了一会儿，手里还攥着那把铲子。

钱小武被送到关外。

一间担保公司，一楼摆着一套皮沙发，一张茶几。

茶几上放着一块铜镇纸，压着一叠单据。

后头有一间小屋，屋里一张铁床。

小屋的门从外头插着。

三天里一天两顿饭，一碗粥一个馒头。

隔了三天，司徒九让人把钱婶请了过去。

司徒九那年四十五，白衬衫，袖口扣得整齐，说话斯文。

“阿婶，坐。”

“我仔呢。”

“你仔在里头，食得落，睡得落。”

“我睇下。”

“睇唔紧。”司徒九说，“两万四，加三个月利钱，一共两万八千八。”

“我冇这么多钱。”

“冇钱唔紧。”司徒九说，“你那条街的铺面，契可以押过来。”

“铺面是我一家人的命。”

“契押过来，人还你。”司徒九说，“这是规矩。”

“我仔冇签字。”

“条子上有手印。”

“手印系边个的。”钱婶说，“你拿出来我睇。”

“阿婶，我们做这行，讲的是白纸黑字。”他说，“你回去想三日。”

钱婶回去想了三日。

过了三天，她走了四站路，走到深圳那间表行。

她穿的还是灶前那身衣裳，围裙洗得发白，手里拎着一个布袋。

“婶。”

“代仔。”

“你坐。”

“我仔让人扣了。”钱婶说，“关外，三天了。”

“你慢慢讲。”

“一天两顿，一碗粥一个馒头。”钱婶说，“他要我把铺面的契押出去。”

“押多少。”

“两万八千八。”

“条子你见过没有。”

“见过。”钱婶说，“上头有他的名字。”

“名字是他写的？”

“不是。”钱婶说，“他的字我认得，横不平，竖不直。条子上那个名字，写得比我仔好。”

“婶，阮阿贵是你街坊？”

“隔两条巷。”钱婶说，“他细个的时候在我铺子里食过饭。”

“他给你的仔留了什么。”

“一句话。”钱婶说，“‘帮我签个字，我下个月还。’”

“婶，这事我管。”

“我唔是来要你管的。”

“你是来跟我讲的。”

“我冇别处讲。”钱婶说，“我一个人，灶前头站了一天，想想还是来同你讲一声。”

“你来得对。”

“代仔，你唔好为我把买卖搭进去。”钱婶说，“你有你的铺子。”

“婶。”

“我仔我领回来。”钱婶说，“我卖铺面。”

“铺面唔卖。”加代说，“卖了他回来住哪。”

“代仔，我这间铺子开了三十年。”钱婶说，“他六岁就在灶下头择菜。”

“他回来先歇几日。”

“唔歇。”钱婶说，“隔日我就叫他去铺头站住。”

“站住做乜。”

“站住，老客才知这间铺还在。”钱婶说。

加代那天晚上没睡。

隔天一早，他先托人递话。

递话的是老街开药铺的老关，跟司徒九打过十几年交道。

“老关，你替我把话递过去。”

“递什么话。”

“两万四我认。”加代说，“人先放出来，剩下的利钱我们再谈。”

“我去。”

老关去了半天，晚上回话。

“他点讲。”

“他说条子在他手上。”老关说，“白纸黑字，按规矩办。”

“他还要乜。”

“他说唔急。”老关说，“急的是你。”

加代把礼做足。

隔一天，他让人带了两万四现钱过去。

两万四过去了，话回来了。

“司徒九讲，钱他先收。”老关说，“人唔放。”

“点解。”

“他说条子上还有利钱，还得把契押过来。”

“他还讲乜。”

“他讲，你加代要硬，他就按规矩一件一件同你算。”

“什么规矩。”

“他说三样东西。”老关说，“条子、手印、中人。”

“中人是边个。”

“阮阿贵找的，一个叫阿标的后生。”老关说，“阿标现在不见人了。”

加代那天下午没再提钱。

他让人去了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