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私人财富的跨境流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瑞士跨国投资银行瑞银在一份面向超高净值客户的调研中披露，受访的87位亿万富豪里，有36%至少完成了一次迁居，另有9%正在筹划；在54岁及以下的受访者中，这一比例更高达44%。
瑞银直言，当下正在发生的，是"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私人财富迁移"。
投资移民咨询机构亨氏顾问（Henley & Partners）的后台数据印证了这股潮流的广度：2025年公司收到来自218个国家和地区的咨询，最终来自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针对95个国家的40余项居留与公民身份项目提交申请，申请量同比攀升28%。
真正值得玩味的变化在于思路本身。富裕家族过去挑地方，更多看政治稳定、治安、税率和生活品质；如今，司法辖区风险被明确纳入"金融风险"范畴，被当作需要主动分散的头寸来管理。
国际移民服务机构Farro & Co.联合创始人迪佩什·阿加瓦尔形容，这些家族挑选居留地与公民身份，已经和分散配置资产的逻辑如出一辙——不押注任何一个国家，以防政策或政局突然转向。两条主线在塑造本轮迁移。
一是地缘政治的烈度和节奏，过去需要几十年才能落地的政策调整，如今常常在一个政治周期内就被压缩完成。典型是英国：2025年4月，沿用两百余年的非定居税务制度被废除，令大量富裕居民重新评估留在英国的性价比。
亨氏估算，英国2025年净流失约1.65万名百万富豪，涉及财富约920亿美元，远超2024年的9500人。二是动机的转向，由此前对增长、机会和税负优势的乐观追逐，转为更明显的防御性安排，资产保全被摆上与增长并列的位置。
去向上，少数政策可预期、法律体系完善的地区正在吸走最大份额。阿联酋被普遍视为本轮周期最大的受益者，零个人所得税、无财富税和资本利得税叠加灵活的黄金签证体系，使其成为头号目的地，亨氏估算其过去一年净新增9800名百万富豪，为全球最高。
欧洲一端，葡萄牙、希腊的黄金签证仍热度不退，意大利、摩纳哥、瑞士承接的是追求长期稳定与税负确定性的家族；新加坡依旧位列前排，门槛虽高但凭借监管稳定与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吸纳客户；新兴端，沙特阿拉伯高级居留计划自2024年扩容以来已发放逾8000份许可，而安提瓜和巴布达、格林纳达、圣基茨和尼维斯等加勒比国家的护照项目，被越来越多地当作欧洲居留策略的战略配件来使用。
另一个被反复提及的信号来自美国。
国际税务咨询机构Greenback的年度调查显示，2025年居住在海外的美国公民中，表示考虑放弃美籍的比例从一年前的30%跃升至49%，其中约51%明确对美国政府及其政治走向感到不满——这与Savory Partners创始人杰里米·萨沃里所说"人们对自由与个人主权的看法已发生根本性改变"遥相呼应。
欧洲内部出现新的松动迹象：2025年四季度至2026年一季度，德国籍客户咨询量环比上升16%，法国跃升至该机构申请来源国前15位；在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榜单上，阿联酋、美国、意大利、瑞士、沙特阿拉伯、新加坡与中国香港同台登场。
把时间线拉长看，移民早已是世界各国的核心政治议题。民意调查显示，多数选民将其列为最优先的议题之一，政客难以回避表态；2024年全球近一半具备投票资格的人口参与选举，这一话题几乎在所有地方都被推上台前。
自2015至2016年起，欧洲围绕移民的争论持续升温，当时超过200万人进入欧盟，多数是为逃离叙利亚内战；该议题也深刻影响了英国2016年的脱欧公投。
在美国，拜登签署的一项被视为最严厉的移民行政命令允许官员在不处理庇护申请的情况下快速驱逐非法进入者，激怒了民主党左翼。
拜登称其意在加强美墨边境管控，但在选举年，这一举动也被认为难以摆脱回应特朗普指控的政治需要，美联社调查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并不认可其边境处理方式。视角一旦聚焦到最富裕的那一小撮人，移民格局的轮廓就更清晰。
总部位于伦敦的Henley and Partners测算，2024年全球完成跨境迁居的百万富翁将达到12.8万人，刷新上一年12万人的纪录，较2019年疫情前的11万人增长约16%。
自2013年以来，百万富翁的跨国流动整体呈上升趋势，仅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因迁移困难而短暂放缓。该机构将"百万富翁"界定为拥有100万美元及以上流动可投资财富的个人。
富豪迁移对两端经济的拉动与侵蚀都是直接的——他们带走财富、专业技能与投资，又在落脚地注入同样的资源；由于绝大多数人并非难民身份，他们"用脚投票"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外界对相关目的地未来数年吸引力的预期。
按Henley and Partners的榜单，2024年百万富翁流出最多的十个经济体依次为中国、英国、印度、韩国、俄罗斯、巴西、南非、台湾地区、尼日利亚和越南；最受他们青睐的前十大迁入地则是阿联酋、美国、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瑞士、希腊、葡萄牙和日本。
考虑到人口基数，中国位列流出榜榜首并不出人意料，该经济体百万富翁的常见去向包括新加坡、美国和加拿大，日本是新近加入的目的地。
英国以预计9500人的流失紧随其后，为该国历史新高，伦敦首当其冲，巴黎、迪拜、阿姆斯特丹、摩纳哥、日内瓦、悉尼、新加坡以及佛罗里达、阿尔加维、马耳他和意大利里维埃拉等退休热门地成为主要承接地；2017年至上一年间，英国已累计因移民损失1.65万名百万富翁，对一个长期吸引全球财富的国家而言堪称转折。
排在第三的印度稍显意外——毕竟它仍是全球增速最快的经济体，预计失去4300名百万富翁，许多人迁往阿联酋；不过由于新增百万富翁数量远超外流，外界对此并不特别担忧，许多离开者仍在印度保留商业利益与第二居所。
韩国富豪前往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的人数持续攀升；俄罗斯的外流在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当年达到峰值，Henley数据显示此后累计有约1.5万名高净值人士离境。
在迁入一侧，阿联酋大量吸纳来自印度、中东、俄罗斯和非洲的富豪，2024年又预计迎来一批来自英国的资金。
美国凭借日益突出的科技地位，持续吸引愿意在该领域工作或投资的富豪；佛罗里达州作为顶级退休目的地的地位也在上升，不仅外国人涌入，美国本土居民也以创纪录速度迁入，使其跃升为人口增长最快的州之一，并拥有全美第三大人口。
新加坡被视为最适宜经商的地区之一，排在迁入榜第三，该城邦不征资本利得税，新设家族办公室数量从2018年的27家增至2021年的453家，一些跨国家族办公室正把新加坡作为切入亚洲其他市场的门户；加拿大主要承接亚洲与欧洲富豪，澳大利亚的流入量则远低于其2010年代的峰值水平。
英国跃居流出榜第二，是本轮最具转折意味的一笔。政府研究所的汉娜·怀特博士指出，过去十年里，在全球财富排名前15的经济体中仅有三个出现高净值居民净流失，英国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是日本和中国香港。
她认为，削弱英国吸引力的因素正在叠加：脱欧余波未散，伦敦金融城的全球金融中心定位被重新审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析，由于过度依赖俄罗斯天然气，乌克兰战争及由此引发的能源危机对英国的冲击比西欧其他国家更严重，通胀上升持续推高生活成本；2022年下半年保守党短期内连换三位首相带来的政治动荡，加上缺乏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政策空间，共同压低了投资预期。
富豪离开，不只是税基缩水，服务于这一群体的企业也会因需求收缩受到波及。
对于迁移原因，彭宁顿律师事务所认为地缘政治威胁是首要推力，乌克兰战争以及部分地区关系的变化正促使富人重新审视家庭与财富最安全的落脚点，个人安全、移民与税务规则同样举足轻重。
2022年发表于《欧洲政治经济学杂志》的一篇论文则发现，政治与经济制度质量的差异显著影响经合组织国家之间的移民流动，政治制度的作用甚至比经济制度更明显——具备包容性与问责制政府、积极公民社会、法治、新闻自由与公平政策等有效制度的国家更具吸引力。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项基于对35位富有英国公民深度访谈的研究则给出相反的直觉：绝大多数英国超级富豪并不会因为税收原因离开，部分原因在于此举伴随着污名；他们更看重伦敦的文化基础设施、私立医疗和学校、既有社会关系，以及搬迁与家庭变动可能带来的职业风险与行政负担。
安德烈·索洛马诺在论文《富人及其资产的全球流动性》中指出，全球43%的百万富翁集中于美国；来自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富豪在选择居住地时，会综合权衡人身安全、医疗质量、税负优化、财富与产权保护、子女教育机会、迁往第三国的便利以及国际化环境与交通连接。
人才流失的另一面是人口问题。
经合组织的一项研究显示，38个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中，女性平均生育数量已从1960年的3.3下降至2022年的1.5，低于被视为人口稳定所需的2.1替代水平；较低的出生率可能对发达经济体的长期增长构成压力，使这些国家在未来数年更依赖移民流入来平衡劳动力结构。
牛津大学伊恩·戈尔丁在《最简移民史》中提醒，考虑到全球人口的增长，流动人口占比多年来几乎没有变化，移民对迁出者而言仍是艰难选择，即便是百万富翁，一旦失去多年积累的商业网络，也很难在新国家如鱼得水。
欧盟劳动力调查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近一半拥有学位的移民所从事的职位低于其资格，而本土工人中这一比例不到三分之一。
英国《金融时报》贾南·加内什的一篇文章进一步提醒，政客常常误读公众舆论，从而导致仓促的政策动作；近期欧洲选举表明，一国对市场力量的开放程度与民粹愤怒之间并不存在明确对应。
各国在调整移民政策时，更需同时权衡通胀、住房、学校学位、政府预算等多条线索，而非被真实或虚构的愤怒声浪推着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美国外国出生劳动力已比2019年初多出9%，这一增量被认为是美国经济在未来十年增速有望高于此前预测约2个百分点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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