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一个身家5亿、退休付钱的富翁全情投入种地，开的是兰博基尼拖拉机，雇的是最顶尖的农场经理，连放羊都用上无人机，一年能挣多少钱？答案是1200元，平均一天不到3.3块。
这是《克拉克森的农场》里那位暴躁老头在镜头前种地的真实结果。英国主持人克拉克森用一年时间和巨额投入，几乎是替全世界证明了一件事：种地可能是这颗星球上最辛苦、最难赚钱的事业之一。
然而在国人的日常话语里，种地听起来却像是最简单的退路。城市里疲于奔波的人们常半开玩笑地说一句：实在不行就回家种地。
可是真回去种地,一年能到手多少钱？如果这条路走得通,为什么如今农村的田间地头,放眼望去几乎都是头发斑白的老人？
先回答最直接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如今农村留守种地的几乎都是老年人?原因很朴素——年轻一点的都进了城。
2021年,中国农村居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大约19000元,其中工资性收入,也就是外出打工挣的那部分,接近8000元,而靠务农平均挣到的仅为3200多元。
这是一道几乎不需要犹豫的选择题:很多人利用农闲时间送几个月外卖,收入就超过辛辛苦苦种一年的地。壮年劳动力一走,留下的爷爷奶奶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照料离家近的一亩三分地。
全国每年撂荒的耕地多达3000万亩,相当于三个上海市的面积。
再往上游追问一步:种地为什么这么不赚钱?这里得先把概念说清楚。
中国种植面积最大的作物是粮食,占到总种植面积的七成,其次是蔬菜、油料和水果。所以讨论农民收入问题,主要指的是种粮的农民——人数最多,收入也低于种植经济作物的人。
以中国人最主要的口粮水稻为例,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当时公布的成本收益数据,一亩水稻——大约1.5个篮球场大——的毛收入约1341.24元,扣除种子、化肥、人工等成本约1281.25元,净利润仅59.99元;另两种主粮每亩净利润分别为129.1元和162.7元。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的成本中包含了家庭用工的折价,也就是把自家人下田的劳力折算成费用,所以这60元净利润并不等于农民实际揣进兜里的现金。即便加上政府补贴,少的也就十几块,多的一两百块。
而同样一亩地,如果种的是柑橘,平均净利润能到3000元左右。种粮不赚钱,早是农村公认的事实。
那能不能干脆让农民都改种水果?对多数种粮户来说,答案是不能。
早在2006年,国家统计局与原农业部就基于人口、粮食亩产等因素测算,若要让中国粮食自给率稳定在95%以上,至少要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其中15.5亿亩是永久基本农田。
按照相关规则,已经划入永久基本农田、确定种植稻谷、小麦、玉米的地块,不能擅自改作他用。国家要保粮食安全,农民想增收,一个根本性的矛盾由此暴露。
网上多年也有一种声音:是不是粮价压得太低了,直接提价不就行了?把数字摆出来对比就清楚。
2021年,三大主粮国内平均价格分别为2.1元、1.44元和1.43元每公斤,与国际平均到岸价相比呈现"两高一低",粮价过低的说法并不成立。
而且粮食事关国计民生,价格不能随市场大起大落——短期内猛拉国内粮价,只会让更便宜的进口粮更受欢迎,国内粮积压,一连串危及粮食安全的反应反而更棘手。
农民收入低,症结其实不在价格,而在成本。回到三大主粮成本收益表,生产成本中除了种子、化肥、农药这些硬开销,占比最高的就是人工成本。
把其中大头的家庭用工折价与美国相比,种水稻的用工成本是美国的4倍,种玉米是11.73倍,种小麦更超过16倍。为什么人工这么贵?
根子还是人均耕地太少。中国超过九成的农民手里的耕地面积不到1公顷,这个比例远高于世界其他主要农业国。
美国走大农场路线,一户用几台农机就能管上百亩甚至更多,成本摊得极低;而中国80%的耕地分布在约2.6亿个小农户手里,人均管理不过几亩地。地块小而碎,大型农机派不上用场;靠人力又没有年轻人补上,老人种地、无人种地的循环就越陷越深。
这种碎片化的格局,与历史和改革路径都有关系。1978年以前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大锅饭下生产效率很低,一亿多农民连温饱都未解决。
1980年邓小平公开肯定小岗村大包干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铺开。把土地从集中切到分散,在那个阶段非常有效,很快把吃饭问题解决了,也奠定了今天耕地分散的雏形。
只是经济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案:改革开放后几十年里,城乡人口比例从约1比4变成了1比1,整个国家的生产结构向二三产业迁移,农业人口加速缩减。过去那套让亿万人填饱肚子的制度安排,如今开始出现不适配,撂荒就是最直接的信号。
那么谁来种地?从趋势看,用机器替代人力几乎是唯一答案。经过几十年努力,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达72%。
整体不错,但分地貌看差异明显——占比约三成的丘陵山区,目前大面积使用的大型农机并不适用。2021年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为此出台了针对性的指导意见,此后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多次强调丘陵山区适用小农机的研发与推广,目标就是补上这块短板。
高质量的农业机械化,还需要适度规模的土地与职业化的农民,三样缺一不可。如果说1980年代的改革把土地由整体化分散,那么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土地再从分散走向适度整体。
2014年农地确权推进"三权分置",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农民保留承包权,把经营权流转出去,让有能力的主体集中经营。规模一上去,运营成本摊低,生产效率提升,规模化补贴也更到位。
截至2021年底,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已超过5.55亿亩。供销社、合作社也在重新走回农村基层,它们与计划经济时期的同名机构已完全不同,主要职能是整合各级市场资源,帮助解决卖粮、引流和服务衔接。
与此同时,一批年轻人选择离开大城市回乡创业,相当一部分投入到办合作社、做新型经营主体的方向。
据农业农村部的统计,返乡入乡创业人数已达1100万左右——与持续外流的规模相比并不算多,但其中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视野更广,也更有可能转化为专业化的新农人。
至于被频频抛出的"2030年农业劳动力会不会跌破1亿、年轻人几乎消失"的问题,目前更稳妥的说法是:这是基于人口结构和劳动力转移趋势做出的情景外推,而不是已经注定的结果。
年轻人务农比例下滑、从业者高龄化,是能被普查和统计数据印证的方向;但具体数字到底落在哪里,会随城镇化节奏、机械化推进、土地流转速度等变量而不同。
更重要的是,"年轻人几乎消失"并不等于"没人种地"——人少未必产量就少,机械、适度规模经营、职业化的新农人,再加上对转移人口权益的保障,才是组合答案。
2003年,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在90岁生日时曾说,他还有两件事放心不下:一是如何有序减少农村人口、组织好人口转移,让农民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二是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世界经验是建立农民协会。多年之后再回望,这两件事的分量只增不减。
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奇迹,背后是农业作为最稳固的基石在托举。谁来种地,从来不只是农业本身的问题,它关系到整个社会能不能继续安稳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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