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接到人事调令的时候，我正在车间里手把手教徒弟小周调机床参数，他低着头嗯嗯啊啊地应着，眼睛却一直瞟向门口那辆黑色桑塔纳。后来我才知道，那辆车是总公司纪检组派来的，而小周早在半个月前就写好了一封举报信，把我这些年“吃回扣、收供应商好处”的事添油加醋写了三页纸。其实那三页纸里，唯一真话就是去年年底我收过老同学送的两瓶白酒，价值三百块，我还没来得及退回去，就被他拍照存了底。

我被降了四级，从车间主任变成了普通操作工，工资少了将近一半。那天我蹲在工厂围墙根下抽完了一整包烟，烟头烫到手指头才回过神。小周则从我的跟班变成了副主任，穿着新发的工装，走路都带风。他在食堂碰见我，还假惺惺地往我盘子里夹了块红烧肉，说：“师傅，你别怪我，我也是为了厂里好。”我没吭声，把那块肉扒拉到垃圾桶里，端着一碗白饭走了。

其实我不怨他举报。我怨的是他明明知道那两瓶酒是我老同学硬塞的，我压根没收过别人的钱。他跟着我三年，我熬夜教他修数控机床，连他老婆生孩子都是我开车送的医院，半夜三点，他手抖得连签字都签不好，我替他垫了两千块押金。这些他全忘了，他只记得我挡过他一次晋升的路——去年评高级技师，他资历不够，我按规矩没给他签字，他就记恨到现在。

降级后我调到了三号车间，整天跟油污和铁屑打交道，手上的老茧又厚了一层。小周偶尔会来这边巡视，远远地看见我，眼神总是闪一下，然后快步走过去。我也不理他，该干嘛干嘛。倒是原先那些常跟我喝酒的工友，一个个躲着我，怕沾上晦气。只有老张还跟以前一样，中午蹲在机床旁边递给我一根烟，说：“兄弟，想开点，这世上白眼狼多了去了。”

可我心里过不去那个坎。我不是心疼那点工资，我是心疼我教他的那些本事。他刚来的时候连图纸都看不懂，是我拿自己带的学生笔记一页页抄给他；他第一次独立操机，把工件车废了，是我替他背的锅，扣了半个月奖金。那时候他红着眼眶说：“师傅，这辈子我都记你的恩。”现在想想，这辈子的保质期也就三年。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了俩月。十一月中旬，厂里接了个急单，是给一家汽车配件厂做精密齿轮，交货期只有十天。偏偏那批新到的钢材材质有问题，热处理之后硬度不够，废品率蹭蹭往上涨。三号车间连着熬了三个通宵，废品堆得像小山，厂长急得嘴上起了泡。小周作为副主任负责技术攻关，可他翻来覆去就那几招，调参数、换刀具、改冷却液，折腾到第四天，废品率还是百分之三十。车间里人人黑着眼圈，机器嗡嗡响着，像一群垂死的野兽。

那天夜里十一点，我正在家睡觉，手机响了。是老张打来的，他说：“你徒弟搞不定了，厂长急得跳脚，你过来看看吧。”我嗯了一声，挂了电话继续睡。可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机床的轰鸣声和废品的金属光泽。那些齿轮咬合在一起的样子，像一排排闭嘴的牙齿，嘲笑我的固执。

第二天一早我到了厂里，也没去三号车间，直接去了自己原来的办公室——现在是技术科了，小周坐在里面。我推门的时候，他正对着电脑屏幕发呆，桌上摊着一堆检测报告，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看见我，他愣了一下，然后站起来：“师傅，你……”我摆摆手，没让他说下去，指着屏幕上的曲线图问：“这批钢材的合金成分化验了吗？”他说化验了，但钢厂那边给的报告是达标的。我凑近看了看，说：“你拿光谱仪再打一次。”他犹豫了一下，还是照做了。

半小时后结果出来，铬含量比标称值低了0.3%。这0.3%看着不起眼，可对精密齿轮来说就是致命的——热处理后齿面硬度不够，一啮合就磨损。我叹了口气，说：“不是工艺问题，是原材料被换了。”小周的脸色一下子白了，嘴唇哆嗦着，半天才挤出一句：“那怎么办？交货期只剩五天了，重新订原料根本来不及。”

我看着他额头上冒出来的汗珠子，忽然想起他刚进厂那会儿，也是这个季节，他冻得鼻涕直流还蹲在机床边上记笔记。心里那点恨意，就跟开水浇过的冰一样，刺啦一下化了一半。我跟他说：“你找老张去库房把去年剩下的那批德国钢材拿出来，虽然型号老一点，但铬含量足，热处理参数我给你调。另外，把三号车间的四号机停掉，那台床子主轴已经偏了，用它出的活全是废品。”

小周愣住了，他大概不知道我连四号机的主轴偏移都看出来了。我转身要走，他喊了我一声：“师傅……”我没回头，只说：“别喊师傅，我受不起。”

那天我重新回到三号车间，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工装，蹲在四号机旁边用百分表打主轴，一点一点找偏心的方向。老张在旁边帮我递扳手，嘴里嘟囔：“你都降级了还操这心干啥？”我没接话。其实我心里憋着一股劲儿，我想让所有人都看看，我老李在这厂里干了二十年，靠的是手艺活儿，不是靠拍马屁。

用了三天，废品率终于压下来了。第四天，第一批合格的齿轮装上车，厂长脸上终于见了笑模样。小周站在车间门口，手里攥着一包软中华，想递给我又不敢。我摆摆手：“戒了。”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最终没说出什么。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可没想到，第五天下午，主管老吴来找我了。老吴是管生产的副厂长，以前跟我平级，现在算我领导。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关上门，给我倒了杯茶，说：“老李啊，这次多亏你了，要不这批单子就砸了。”我嗯了一声，盯着茶杯里浮沉的茶叶。他又说：“你看小周那孩子技术还是嫩了点，我想调你回技术科，给你把级别恢复一半，你看怎么样？”

我没说话。老吴等了半天，叹了口气：“你这人，就是犟。这样吧，我再想想。”他走了以后，我独自在车间里坐了一会儿。其实我知道，老吴是怕我把这次救火的功劳都揽在自己身上，让上面觉得小周无能。他想拿一个“恢复一半级别”来堵我的嘴，让我感恩戴德。可我不傻。

过了两天，老吴又找我，这回在食堂里，他端着一碗面坐我对面，压低声音说：“老李，厂里正在评年度先进，你要是肯回去指导指导小周，这个指标我给你。”我筷子夹着面条，慢慢送进嘴里，嚼完了才说：“我考虑考虑。”老吴脸上露出点喜色，拍拍我的肩膀走了。

实际上我根本没考虑。我只是想看看，小周这个白眼狼到底还有没有一点良心。第六天晚上，下着雨，我加完班一个人骑车回家，路过厂门口那棵老槐树的时候，看见小周蹲在树下，淋得跟落汤鸡似的。他看见我，猛地站起来，雨水顺着他的刘海往下滴。他说：“师傅，我错了。”

我没停，继续蹬着自行车。他追着车跑了几步，喊：“那两瓶酒的事，是我瞎写的，我就是气你不给我签字。我去跟纪检组澄清，把降级撤了，你回来吧！”雨水混着车辙声，我听见自己的声音飘出去，没头没尾的：“下雨了，回家吧。”

第七天，老吴第三次找我，这回是在他办公室，他有点急了，说：“老李，你到底什么态度？厂领导都在看你呢，你总不能一直这样端架子吧？你要是同意，下午就给你下文件。”我看着墙上挂着的那幅“安全生产”的锦旗，忽然想起刚进厂那会儿，我师父跟我说的话：“手艺人的腰杆，得靠自己硬起来，不能靠别人扶。”

我转过身，对老吴说：“给我七天时间。”老吴愣了：“七天？七天后呢？”我说：“七天后你自然会知道。”

这七天里，我每天照常上班，该干活干活，该下班下班，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小周倒是天天往三号车间跑，给我递水递烟，我都接了，但不说话。老张私下问我：“你真打算原谅他？”我说：“谈不上原谅不原谅，我就是想让他明白一个理。”

第七天下午，老吴第四次来找我。这回他直接把我叫到了会议室，桌上放着一份文件，是纪检组的复查结果：关于我的举报不实，撤销处分，恢复原级别。旁边还放着一封小周写的检讨书，字迹歪歪扭扭，像是下了很大决心。老吴说：“小周自己去了一趟纪检组，把情况说清楚了。这孩子，总算还没坏透。”

我看着那份文件，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硌了一下。其实我知道，小周去澄清洗清我的罪，等于是自己打自己的脸，他这个副主任怕是要保不住了。但他还是去了。我沉默了一会儿，老吴问我：“那你还愿意回技术科吗？”我抬起头，没直接回答，而是问了他一句：“小周呢？”老吴说：“他还在三号车间，大概率要撤职。”

我站起来，把文件推回去，说了七个字：“让他跟着我学吧。”老吴愣住了，半天才说：“你说什么？”我又重复了一遍：“让他跟着我学吧。”这七个字，我憋了整整七天，从恨到怨，从怨到琢磨，最后琢磨明白了一件事：人这一辈子，谁没犯过浑？关键是犯浑之后，敢不敢回头。小周回头了，那我就该拉他一把。毕竟他爹死得早，他妈在菜市场卖豆腐，不容易。

后来小周确实没当副主任了，又调回了我手下当普通操作工。他比以前话少了很多，干活却格外认真。有一次加夜班，我看见他蹲在废料堆旁边，拿卡尺量一个报废的齿轮，量了半个多小时。我走过去，他抬起头，眼眶红红的，说：“师傅，这齿轮的齿形差了半个丝，我找着原因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没说话，心里却像这车间里的机油味一样，又浓又暖。

老吴后来私下问我，说：“你真的一点都不记恨他？”我笑了笑，从兜里掏出那包当初他递给我我没接的软中华，抽出一根点上，说：“记恨啥呀。他举报我那事儿，就当交学费了，教会我看人。可他后来去澄清洗白，那是他自己学会做人。我要是还揪着不放，那我不也成了跟当年一样小心眼的人吗？”老吴听了，沉默好一会儿，才说：“老李，你比我强。”

现在我还是车间主任，小周还是我的徒弟。不过我再也没让他给我买过烟，也没让他替我背过锅。每逢下雨天，我骑车路过厂门口那棵老槐树，总会想起他蹲在雨里哆嗦着喊“师傅”的样子。有时候我想，人这一辈子，就像加工齿轮，有偏差了，得慢慢找正。找正了，才能转得平稳，咬合得紧密。徒弟和师傅，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