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有一家跟肝脏和胆道问题硬磕的大医院，就是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也是大家常说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这家医院由“中国肝脏外科之父”吴孟超院士创建，从五十年代开始只有肝脏外科“三人攻关小组”，发展到今天拥有杨浦和嘉定两个院区，两千多张床位，三级甲等研究型综合大医院。
撑起这家医院日常诊疗的，是一批常年泡在手术台和病房里的一线专家们。他们的名字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他们的医学贡献，却实实在在地帮到了很多患者。下面就说说他们的特长。
①王红阳：让肝癌早一点被发现
王红阳是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但她跟很多院士不太一样，主战场不是在手术台上，而在实验室和诊断试剂上。
肝癌最麻烦的问题，是在早期几乎没感觉。等患者觉得不舒服去查，往往已经是中晚期了。以前查肝癌的方法主要靠甲胎蛋白这一项指标，但它有个缺点，就是漏诊误诊率很高，单靠它查早期肝癌不可以，查出来一般都是中期以后的。
王红阳就带着团队找办法，把甲胎蛋白和另一种标志物联合起来检测，一下子把肝癌血清学早期诊断率提高到了80%以上。她自主研发的肝癌诊断试剂已经获批并在临床广泛使用，并且开展了肝癌早期筛查，解决高危人群预警和早诊分型的问题。她还建了很大的一个肿瘤样本库和类器官库，用“老药新用”等方法来对付肝癌耐药。她的方向就是让肝癌在还小、还好治的时候就暴露出来。
②沈锋：给全国医生定“打法”的人
沈锋是医院临床研究院的院长，同时还担任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肝癌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具体他做的工作一直是，不仅要给患者看病，还要告诉全国医生“这个病该怎么治”。
中国肝癌患者有个很特殊的情况，大约九成的患者都是乙肝病史有关的肝癌，和欧美国家丙肝为主的病情现状完全不一样。按照外国学习的标准直接搬过来用是不行的，得有适合本土的方案，东西方人的体质各方面也不同。沈锋做的事，就是总结中国患者的规律，把治疗决策推向精细化和个体化。
③周伟平：专切“不该长肿瘤的地方”
周伟平是肝外三科的主任，他主刀完成的肝切除手术已经不止1万例，其中复杂的肝切除术就有3千多例。复杂肝病就是肿瘤长在特别刁钻的位置,比如紧挨着大血管的、长在肝脏正中央的、长在尾状叶的的复杂病情。
肝尾状叶这个位置，又被叫做肝脏手术的禁区。因为它藏在肝脏最深处，周围全是粗大的血管，切除难度是极大的。周伟平团队用三维可视化技术，先把肝脏和肿瘤的关系在电脑上重建出来，看清楚每一根血管的走向，再决定怎么下刀。他形容这种手术就像“剥蛋黄”，把肿瘤从被血管包绕的尾状叶里一点点剥离出来，最大限度保留正常肝组织。有一台手术，患者的血管瘤占据了整个肝脏的一半还多，周伟平团队切掉了84%以上的肝脏，术中出血只有200毫升，做到没用输血，患者术后一周肝功能就恢复正常了。
他领导的肝外三科是全院肝切除术数量最多、输血率最低的科室，大肝癌术后生存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④张永杰：胆道里的“拆弹专家”
肝门部胆管癌，是被称为肝病里硬骨头中的硬骨头！胆管本来就很细，肝门那个位置更是又深又窄，周围全是重要的血管。肿瘤长在那里，想切干净也是非常困难。
张永杰在这个方向钻研了四十多年。他擅长的是肝门部胆管癌的根治性切除，和被肿瘤侵犯的门静脉分叉部切除重建。就是不光要把肿瘤切掉，还要把被肿瘤“吃掉”的血管重新接好，让胆汁能重新流出去。
他保持着单天完成4种不同类型胆管癌手术的临床纪录，累计治疗的胆管损伤病例数超过了三甲医院数十年的总和。最让人佩服的是，他曾经接过一位患者的“第八棒”，意思就是给同一个患者做了第八次手术。胆道反复出问题、做过多次手术的复杂情况，在他这里能找到办法。
⑤程树群：给“癌栓”患者找活路
肝癌细胞有时候会钻进血管里，形成“癌栓”，尤其是门静脉癌栓。以前遇到这种情况，基本就被判没法治了，让出院回家。国际上推荐的治疗方案只有一种靶向药，效果也是很有限。
程树群偏偏不服这个局限，在这个方向上硬磕了二十多年。他还是肝外六科主任，领头成立了中国门静脉癌栓联盟，建成了全国最大的癌栓诊治中心。他的做法是：在手术前先用三维适形放疗把癌栓“打小” 。数据显示新辅助放疗组的2年生存率是27.4%，而单纯手术组只有9.4%，从数据可以看到差距非常的明显。这项技术的应用，把这类患者的术后2年生存率提升到了40%，远高于对照组的18%。
程树群常说一句话，不能因为难就不做，时间等不起。
⑥杨田：给中晚期患者“重新分期”
杨田是院长的助理，也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首批获得者。他的故事还得从一个“意外”开始。
刚进医院轮转时，他遇到一位被诊断为胆囊癌的患者，术后病理却证实是另一种良性病变。这个结果让他警觉起来，他把医院十年的病理记录本翻了个遍，发现33例类似疾病中有10例曾经被误诊过。他把这些分析写成了10篇文章，获了军队医疗成果奖三等奖。
真正让杨田被更多人记住的，是他对肝癌分期标准的挑战。国际上通用的巴塞罗那分期对中晚期肝癌手术指征要求可以说非常苛刻，很多其实还能手术的患者被挡在了门外。杨田和团队基于中国患者的特点，筛选出肿瘤大小、肝功能等10个术后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建立了适合中国患者的“东方分期”标准。
杨田的方向就是，别轻易放弃还能手术的中晚期患者，生存几率还可以再拉长。
⑦钱国军：用一根针“烧掉”肿瘤
钱国军是超声介入科的主任，他不走开大刀的路子，做的是微创消融。就是在超声引导下，把一根针精准扎到肿瘤里，针尖温度飙升到200℃左右，把肿瘤给它烫死 ！优点是创伤小，恢复快。
肝尾状叶肿瘤因为位置太深，腹部超声经常看不清，消融针扎不准。钱国军想了个新办法，把腹部彩超和内镜超声联合起来引导，用内镜超声“绕到后面”看清楚尾状叶的情况，再经皮穿刺消融。他遇到过一位40岁的患者，十年前就找他做过消融，复发后又来了。手术全程四十多分钟顺利完成，术后检查显示肿瘤消融成功，周围脏器没有任何损伤。钱国军说，患者全程就像做了一个全麻的胃肠镜。这种联合方案，目前国内外还没见到有文献报道的，目前是他独家专长。
⑧杨应成：专治“别人不敢接”的病例
杨应成是肝外五科的副主任，他的恩师是吴孟超院士和王红阳院士。他接的患者通常是一些别的医院婉拒的患者。
62岁的章女士从山东淄博赶来，肝右叶有一个7.2×5.5厘米的巨大肿瘤，还合并门静脉癌栓，已经属于较晚期的那种。直接手术切除，复发风险很大。杨应成和团队经过多学科会诊，决定先用树脂微球选择性内放射治疗，通过微创介入把数百万颗含钇微球注入肿瘤供血血管，近距离给肿瘤高能量辐射。
三个月后复查，肿瘤从7.2×5.5厘米缩小到了4.7×3.5厘米。又等了几个月，章女士接受了手术。术后病理结果让全家喜极而泣！主瘤灶和卫星结节灶的癌细胞全部被杀死，坏死及间质成分接近100%。
杨应成说，钇精准治疗正改写晚期肝癌的结局。他的逻辑很清楚，手术刀不是唯一武器，给每个患者找到最合适的方案才算数。
特别声明一点他们不是八个人，是好多专家的凝聚。还有很多优秀的医师，只是略微介绍了其中的几位。
医学的传承不在口号里，在每一台手术的细节里，在每一次我们再想想办法的追问里。这群人还在接着干。
他们用另一种方式守护万家灯火，在深夜里手术台上，太凌晨的急诊科。向他们致敬！
在此也希望天下无疾病，世人皆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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