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国情是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社会各方面基本情况与客观条件的总和，包括自然条件、人口状况、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历史文化、社会状况等方面，是该国赖以生存发展的客观基础。正因为国情具有复杂性，所以对国情的认识和把握需要经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入认识和把握中国国情的重要环节，其范围之广、历时之久、影响群体之众是前所未有的，长征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和把握国情的重要历史实践。长征前，中国共产党虽然形成了关于基本国情的早期认识，但由于这一时期党的实践主要依托于局部革命根据地，对中国整体社会结构、区域差异、人民主体力量以及革命发展规律的认识仍然带有一定的区域性、经验性和探索性，尚未形成较为系统、成熟的国情认识体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长征并不是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和把握国情的起点，而是在更广阔的实践空间和更复杂的历史环境中，推动关于国情的认识和把握由局部走向整体、由经验走向规律、由实践探索走向理论自觉的重要历史转折。

长征深化了

对中国社会性质与主要矛盾的认识

长征是一场转战大半个中国的战略大转移，其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红军长征先后经过了14个省份，其中红一方面军经过11个省、红二方面军经过8个省、红四方面军经过4个省、红二十五军经过4个省。长征期间先后跨越近百条江河，征服40多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上述4支红军的行军里程加在一起，总计6.5万余里。埃德加·斯诺曾指出：“红军自己通称它为‘二万五千里长征’，加上全部的迂回曲折，辗转进退，从福建的最远点到陕北道路的西北终端，某些部分的行军者无疑走了这么长或更长的路程。”从南方到北方、从东部地区到西部地区，红军长征的足迹遍及华东、华南、西南、西北等地区，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远征。正因为如此，美籍华人学者杨炳章在其所著《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中指出：“若抛开具体日期和事件，长征则可以从更加广泛、更加抽象的意义上予以定义。它可以被理解为中国共产党人所经历的从华南到华北的一次整体性大转移。”

长征的重要意义在于推动中国共产党突破了革命实践的区域性限制，使党能够从更加整体的视角把握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从整体结构中认识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之所以具有特殊性，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差异明显等是中国复杂国情的具体表现。红军长征经过不同地区，接触到不同的经济形态、社会结构和群众状况，使党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这种认识深化的重要表现，就是对中国革命对象、革命性质和革命任务的判断更加符合中国实际。毛泽东强调：“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这一论断深刻说明，认识中国社会实际是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前提。长征实践推动中国共产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在整体性认识基础上明确中国革命必须走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中国革命不能脱离中国社会实际，革命道路和战略选择必须建立在对中国具体国情的准确把握基础之上。因此，中国革命道路必然具有独特性，脱离中国国情而生硬地照搬其他国家的革命模式，是注定不可能成功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表现是不尽相同的。通过长征，党充分了解到了不同地区的发展状况、不同群体的生存状况，对各种社会矛盾有了更加深入的把握。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超越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民族危急的重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并提出“北上抗日”的口号。在长征中，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得到了广泛宣传，也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同时，党也了解到一些国民党内的爱国将领、少数民族首领、宗教上层人士的抗日态度和政治倾向，他们受到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感召和影响，成为抗日救国大业的支持者、参与者，这对壮大全民族抗战力量是有利的。长征中的广泛实践充分证明，北上抗日是顺应民心之举，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从而为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重要条件。这也使长征从一场求生存的战略转移，转变为一场御外侮、赴国难的战略前进。

长征深化了

对城市与农村状况的认识

一段时期内，“城市中心论”在党内十分盛行，这种观点认为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效仿俄国经验，把革命的重心放在城市，在城市中发动工人暴动，进而带动全国革命的胜利。六届四中全会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内逐步占据统治地位，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更是顽固坚持“城市中心论”，忽视农民力量，轻视农村地位，这也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和红军被迫长征的重要原因。毛泽东曾指出：“我们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可是，那是犯了错误的结果，三十万军队剩下了二万五千人。”事实证明，中国国情具有特殊性，农民在人口总数中占多数，广大农村地区蕴含着革命发展的雄厚力量和广阔空间。那种脱离农村和农民，幻想通过攻打一个或几个大城市而一举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的想法，在中国注定是行不通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所带来的恶果警示全党，如果再一味地迷信“城市中心论”，革命的“星星之火”不仅难以“燎原”，而且有被迫熄灭的危险。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长征实际上是对“城市中心论”的反思和纠偏，印证了只有立足国情才能找到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的深刻道理。纵观长征中红军的行军轨迹，其大部分是在远离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偏远山区、农村地区，有时甚至是人迹罕至之地。在中央红军的长征过程中，除短暂占领过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外，并没有攻打和占领大城市的战略安排。即便是兵临贵阳、威逼昆明，也只是为了迷惑和调动敌人而进行的战略佯攻。长征中，党和红军深入十几个省份的农村地区，近距离地了解了农民的生存状况，包括他们所遭受的沉重压迫、所历经的苦难生活、所具有的革命倾向等。长征使我们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广大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广大农民的参与和支持。

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以亲历者的视角叙述道：“赤军之所以能得民心者，不仅在于乡村农民拥护赤军‘打土豪，分土地’‘没收土豪劣绅的谷米分给农民’之宣传和行动，而且在于军队有纪律。”相对于城市，农村虽然较为贫穷落后，但却是革命发生发展的必要依托和重要基地。长征中红军的筹粮筹款、兵员补充、传递消息、掩护伤员、支援红军作战等，基本都是依靠农民群众。据统计，整个长征过程中，红军各部队共筹集了上万吨粮食，补充了至少两万名兵员，这些主要是依靠广大穷苦农民完成的。有的地方的农民群众甚至把自己的口粮、留的种子粮都拿出来支援红军，而自己却吃野菜、喝稀粥。同时，党通过广泛的政策宣传和生动的方针阐释，以及坚决维护农民利益的实际举动，赢得了广大农民的信任和支持，也充分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使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加凸显。总之，长征中红军的突破封锁、千里迂回、声东击西、避敌主力、击敌要害等，是建立在向农村进军、紧紧依靠农民群众的基础上实现的，这为破除“城市中心论”的思想束缚，更加坚定地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通过长征，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农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农村农民，而这是与长征中的直接体验和直观感受分不开的。

长征深化了

对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的认识

长征中，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主要活动在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那里是中国主要的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地区。长征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和行程，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完成的。具体来说，红一方面军经过少数民族地区的时间占其全部行军时间的34.4%，红二方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行走里程占其全部里程的30.3%，红四方面军则与少数民族接触的时间更长，他们有78.9%的时间活动在少数民族地区。而在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少数民族地区中，又以在藏族区域活动时间最长。以红一方面军为例，其长征期间在汉族区域246天，占65.6%；在藏族区域92天，约占24.53%；在苗族区域21天，占5.6%；在彝族、回族、瑶族等其他少数民族区域16天，约占4.27%。

中国共产党历来提倡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一贯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开展对反动政权的经济和政治斗争。但是，在长征中，党也深刻地了解到，由于长期以来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加上历史上汉族反动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进行残酷剥削、压迫，导致民族隔阂较深，因此出现了长征沿途的少数民族远离、敌视甚至袭扰红军的情况。鉴于此，能否正确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不仅关系到红军能否顺利通过少数民族聚居区，而且关系到中国革命事业能否顺利发展，正如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所指出的：“一、四方面军的会合正在少数民族番夷民占多数的区域，红军今后在中国的西北部活动也到处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因此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

为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团结，党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为妥善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基本依据。红军先后发布的《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等一系列有关民族工作的政策、条令和指示，都提倡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要求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其中，1935年5月19日发布的《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明确强调“必须进行深入的关于少数民族情况的调查”“动员全体战士向少数民族广大的宣传红军的主张，特别是民族自主和民族平等”。注重对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也由此成为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长征中党和红军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同少数民族群众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既向他们阐明了党的民族政策，也了解到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基本情况，积累了开展少数民族工作的宝贵经验。

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民族政策与宗教政策是不可分割的。红军行进到少数民族地区后，十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红军每行进到一地，都会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根据不同地区的民情风俗、宗教信仰以及各个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制定和不断完善一系列具体的宗教政策。此外，在长征经过贵州、云南、四川、甘肃等少数民族地区时，党还吸收和培养了一批藏族、彝族、苗族、羌族等少数民族干部，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所以，长征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少数民族大量接触的时期，也是通过调查研究充分把握我国具体民族情况、宗教情况的时期，为党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和实践经验。

（作者分别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