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曾经最顶级的药房，大昌号与一代商人孙常彬的兴衰沉浮|中山路|公私合营|大昌号|孙常彬|药房|青岛市

在青岛工商业史上，许多老商号共同铸就了不同时期各个行当的辉煌，承载了城市发展的印记。在历史的演变进程中，它们中的很多已悄然退场，留下了诸多的回忆与感慨。

中山路，一条寄托着青岛人太多情感的百年老街，时代的发展、城市的更新，那些曾经知名的老商号，大多已成为老街变迁的记忆。而其中的一些，更早已是记忆模糊，无处可查。

老街的北端，中山路171号，曾有一座著名的医药商店，名曰大昌号，经营各种新药、工业原料、化学药品、卫生材料、医疗器械以及化学仪器等。曾是青岛市知名度最高的药店之一。

1949年《青岛市新药商业同业公会会员等级表》，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大昌号。

20世纪40年代，青岛市新药商业同业公会按照全市药店规模，评为了甲、乙、丙、丁四个级别，每个级别又分为一、二、三等。最高的甲等一级，仅有大昌号、华壹氏、天德药房、欧亚药房四家。

关于大昌号所能搜集到的资料可以说稀少且零散，亦如同商号跌宕起伏的发展之路。如果没有遇到大昌号创办者的后人，或许这一段带有传奇色彩的商业史及代表人物，依旧会继续埋没在历史的烟云中。

大昌号的创始人，孙常彬先生，1908年12月17日出生于山东黄县东转渠村（今烟台龙口市北马镇东转渠村村）。

孙常彬自幼家里生活穷苦，在村小学只读了两年多的时间，即被迫辍学回家务农。十四岁时父母相继去世，因兄妹皆未成年，亲戚们也无力扶养，十五岁时，孙常彬与兄长孙常滋随乡人来到青岛闯荡，妹妹则被送到牙克石给牧民当童养媳。

1923年，从黄县老家到青岛后，孙常彬先在利泰号洋酒行学徒做工了三年，后还曾在著名的绸缎庄祥云寿做过学徒。因为没有文化，他求知欲望很强，一面学徒，一面上市政府开办的免费平民夜校学习文化。在大昌号开办前，他做过多种行当的伙计。美最时、公懋洋行、天成、亨利等商行、贸易行都留下了他不断追求前进的脚步。在多年的洋行推销员工作中，他对药品，尤其是西药的业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孙常彬还曾在美国游轮、东海饭店做过茶房，学会并能熟练地用英语进行交流，他随船到过日本，美国等国家。这也使他在后来的商业经营中有了用武之地。

中山路北端旧影（源自青岛老照片馆）

1940年，孙常彬与堂兄孙常清等人筹资，在中山路171号创办了大昌药房，由孙常彬任经理。药房实行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专营西药、化工原料、国产成药、防疫药品、化学仪器、分析药品、玻璃仪器等，同时加工生产多种工业化学产品，因为品质过硬、信誉良好，生意越做越大。

大昌号自配生产的“大昌牌”滴滴涕液，在山东省内很是畅销。多种杀虫农药因药效显著，在市场上有着很高的声誉。

1947年《青岛市新药商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册》中的大昌号

青岛市新药商业同业公会，就是之前的西药商业同业公会。新中国成立后，青岛市开始整顿旧同业公会，并成立新同业公会。青岛西药界在市政府的领导下成立了青岛市新药业同业公会，孙常彬担任了主席一职。

随着生意的大好，孙常彬将住所由莘县路166号迁到了环境更好的观海二路6号甲。由于自幼饱尝家境困苦的不堪，孙常彬对亲戚均是尽力帮扶。兄长孙常滋有镶玻璃的手艺，就帮他在芝罘路61号成立了银光玻璃店。幼年分离的妹妹也有了消息，经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在内蒙牙克石的妹妹，遂去信请她来青岛一起生活，妹妹不会写字，她女儿回信说在他乡过的较为如意，不想出来了。牙克石到青岛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孙常彬时常给妹妹寄些钱过去，以尽兄妹牵挂之情。

堂弟孙常湖从药房开业起就跟着孙常彬做外销经理，一直到合营后的青岛制药厂退休，原上海首任统战部长周而复写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中，就写有孙常湖在上海的商务活动内容。堂弟孙常温来青岛上学期间接触了地下党，想到解放区上抗日军政大学，孙常彬非常支持，并协助他完成了那份理想。孙常彬对共产党一直持支持态度，1938年日寇二次侵占青岛后，命令医药界不准给八路军供应药品纱布等军用物资，但孙常彬始终保持着与地下党的联系，给胶县根据地供应药品。突然有一天，日本宪兵队把他抓走并严刑拷问，他始终不予承认，后来同业的几家经理联名才把他保了出来。

孙常彬对几个妻舅亦是帮扶有加，协助大舅哥宋振起在中山路9号开办了兴华大药房。家族其他亲人均是帮助甚多，经商开店、买地资学，皆是尽心尽力。

只读过两年小学的孙常彬，深感以前没有条件上学的无奈，除了自己坚持努力学习外，对家族子女的教育也是非常重视，大女儿考上医学院学医药专业，工作后担任国营医院药剂科主任、教授。

除了子女，对族内亲戚家的孩子，凡是考上医药大学的他全部供养，安排工作。兄长孙常滋不幸因病去世后，孙常彬对嫂子尽心帮扶，协助她继续经营好银光玻璃店的生意。对两个侄子也像亲生孩子一样培养，后来两个侄子都学业有成，在大型国企担任技术骨干、高级工程师。

1951年，青岛新药商业公会大昌号发货票。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大昌号在短暂的歇业后，很快重新开门营业。解放初，大昌号与华壹氏药房仍是青岛最大的药房。五十年代初，他带头组织新药业行业积极响应政府抗美援朝的号召，捐款购买飞机大炮运动支援前线。

1953年大昌号药价表一部分，已然成了药房的一个轨迹节点。

1954年响应政府号召，大昌号与华壹氏、华振氏、亚鲁、建美等5家西药房在沙岭庄联合成立私私合营青岛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孙常彬担任副经理兼业务科长。此期间，孙常彬还担任着青岛西药工会主席、青岛市人大代表、沧口区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等职务。

公私合营青岛制药厂的滴滴涕油，延续了大昌号药房的经典传承。

1956年公私合营，青岛制药厂也由私私合营转为公私合营。国家派了公方代表当正厂长，孙常彬为分管生产的副厂长，为初建的制药厂快速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妻子宋振玉是孙常彬的贤内助，一直帮忙打理药房的生意。新中国成立后，她也走出家门担任了街道干部，积极动员居民响应国家号召。孙常彬夫妻一生遵纪守法，在外人的眼中，他们诚信待人、爱心助人、乐善好施。在孩子们的印象里，父母从不吵架。小时候看到其他孩子嘲笑盲人，回家说了后，母亲会一直叮嘱，千万不要这样，看到了就要帮帮他们。父亲有时把厂里的信纸拿回家写材料，孩子们看到好看也想用，父亲就会告诉他们，这是厂里的东西，不能私用。他们给儿女树立了良好的家风，并传承至今。

孙常彬将半生积累的经验和全部精力投入到了青岛制药厂的发展建设中，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大展宏图之际，可惜文革的开始，打破了这份梦想。他被定性为资本家而遭到了抄家批斗，副厂长的职务自然也没有了，被安排刷厕所，每月只发30元…...。不久，全家被遣返回了黄县老家。后期落实政策重新回到青岛，但观海一路6号甲的住宅已被侵占，一家被迫在居住在地下室。长期的抑郁情绪，加之积劳成疾，导致已年逾六十的孙常彬重病缠身。1976年初，当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传来，孙常彬亦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