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事交易活动中，合同的签署形式往往千差万别。有的合同既有法定代表人签字又加盖了公司公章，有的仅有签字，而有的则仅加盖了法人印章而无任何人员签名或按指印。长期以来，许多商事主体存在一种认知误区，认为只要合同上加盖了真实的公司公章，该合同就必然对公司发生法律效力。然而，随着新法规的出台与实施，司法裁判规则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新法规内容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均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时合同成立。从文义上看，签名、盖章、按指印三者具备其一即满足合同成立的形式要求，法律并未强制要求必须同时具备“签字加盖章”。然而，形式要件的满足并不等同于合同效力的必然发生，尤其是在法人作为合同主体的情况下，印章仅仅是法人意思表示的外在载体，其背后必须存在真实的法人意志。
针对实践中频繁出现的“有章无人”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三款作出了明确规定：合同仅加盖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印章而无人员签名或者按指印，相对人能够证明合同系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工作人员在其权限范围内订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对法人、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这一规定的核心在于举证责任的倒置。在传统的认知中，公章具有极高的公信力，持有公章即被视为拥有代表权。但司法解释明确，当合同缺乏自然人签名时，相对人不能仅凭印章的真实性来推定合同的效力，而必须主动承担举证责任，证明盖章之人具有代表权或代理权，且该盖章行为是在权限范围内实施的。
这一规则的法理基础在于，法人作为拟制主体，其意思表示必须通过自然人来实施。没有自然人的签名或按指印，就无法直接确定是何人实施了盖章行为，进而无法判断该行为是否体现了法人的真实意志。如果允许相对人仅凭一枚印章就主张合同有效，将极大增加法人被内部人员滥用印章、擅自对外缔约的风险，不利于保护法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法律要求相对人在面对“有章无人”的合同时，必须保持更高的注意义务，通过其他证据来补强合同的效力基础。
典型案例解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案件中，上诉人汪某作为案涉项目的实际施工人，持有一份落款时间为2020年4月22日的《承诺书》起诉建设公司，要求支付劳务费及安全保证金。该《承诺书》的核心特征在于，其仅加盖了建设公司的印章，没有任何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工作人员的签字。诉讼过程中，经两次司法鉴定，法院最终认定《承诺书》上的印章与建设公司《中标通知书》上的印章倾向为同一枚，即认可了印章的真实性。
然而，尽管印章真实，法院最终并未支持汪某的诉求。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汪某作为合同相对人，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印章系建设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有权限的工作人员在其职权范围内加盖。建设公司明确否认《承诺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亦未对该文件效力予以追认。在此情况下，即便印章真实，汪某未能完成法定的举证责任，无法证明盖章经办人具有相应权限，故《承诺书》对建设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
同样，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法院也作出了类似的裁判。该案中，赵某某举示的《解除协议》仅有重庆某某蛋糕有限公司印章而无公司人员签名或者捺印。虽然赵某某主张该协议系与公司实际负责人协商而来，但公司对此予以反驳并提供了相应证据。法院认为，在协议的形成存在诸多疑点而赵某某又不能证明是谁与其签订的情况下，应由赵某某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该协议对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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