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腊月二十二的深夜,我从深圳飞回长春,在机场打了一辆出租车。
到家门口,司机关掉计价器,拒收我的车费。
他回过头,只说了一句话:”姑娘,你爸是替我闺女死的,这钱,我收不起。"
我爸已经死了六年。这六年,所有人都告诉我,他是为了赚几十块夜班钱,把命丢在了高速上。
可眼前这个陌生人,讲的却是另一个故事……
腊月二十二,长春零下二十一度。
飞机晚点了一个半钟头,我拖着行李走出龙嘉机场,已经快十一点了。出租车排队的人龙拐了三个弯,风裹着雪粒子往脖领里灌,我的脸冻得没了知觉。
轮到我的是一辆银灰色的老款伊兰特,车顶灯牌写着"东方出租"。
司机五十出头,瘦,背有点驼,戴一顶旧灰毛线帽。他下车帮我把箱子搬进后备箱,一句话没说,手背上全是冻裂的口子。
"去哪儿?"
"东岭路,出租车公司老家属院。"
他握着车门的手停了一下。
“……行。”
车里暖和,放着一首听不清词的老歌。副驾驶的遮阳板上别着一张小学生奖状,边角卷了。后视镜下挂着一个褪了色的红平安结。
我叫陈蔚,二十四岁,在深圳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这是我六年来第三次回长春。头两次,我都是当天到,第二天走,加起来在家住了不到四十个钟头。
这回不一样。我哥陈磊的婚期定在正月十六。电话是我妈打来的,只有一句话:”今年你再不回来,以后就别回来了。"
车开上机场高速,我靠着车窗,眼皮发沉。睁开眼的时候,我发现后视镜里有一双眼睛在看我。
一下,又一下。
他隔一会儿就抬眼看一次,像是在确认什么,又像怕被我发现。我被看得心里发毛,把手机攥紧,拇指悬在110上。
快进市区的时候,他忽然开口,嗓子很哑:
"姑娘,你姓陈?"
“……您怎么知道?”
"猜的。"
他没再说话。
四十分钟后,车拐进东岭路,停在老家属院的铁门口。路灯底下,雪下得更大了,铁门上落了厚厚一层白。
计价器上跳着:一百零六块。
我拿出手机准备扫码,他却伸手把计价器按灭了。
"不收。"
"师傅,这怎么行,您跑了这么远——"
他转过脸来。仪表盘的幽光照着他,我才看清,他的眼眶是红的。
"姑娘。"他说,”你爸是替我闺女死的。这钱,我收不起。"
我没有动。
我想问,你说什么。我想问,你是谁。我想问,你是不是认错了人。可是嘴张开了,一个字也发不出来。
暖风嗡嗡地吹。雨刷器刮了两下,把挡风玻璃上的雪抹开,很快又落满了。他不再回头,两只手放在方向盘上,眼睛盯着前面的雪,像在等一个判决。
我就这样坐在后座上。
手机屏幕亮了又灭。十一点五十二,十二点零八,十二点二十。他一次都没有催我。
我爸死了六年。
六年里,每个人都告诉我同一个故事。二〇一八年腊月二十三,小年夜,我爸陈国栋开出租,凌晨两点还在跑夜班,为了多拉一单,在绕城高速上超速。雪天路滑,连人带车撞上了护栏。车上有个乘客,伤得很重,保险和公司一共赔了十八万。我妈拿这笔钱,在小区门口盘了个小卖部。
公司的人说他"贪夜班费"。我哥说他"眼里只有钱"。我妈从来不提,只是把我爸的照片从客厅墙上摘下来,收进了柜子最底下。
而我心里,另有一笔账。
出事前一天晚上,我趴在饭桌上,跟他要两千块高考冲刺班的学费。他正弯腰换鞋,头也没抬,说:”回头,爸给你凑。"
那是我听见的他最后一句话。
三天后,我站在殡仪馆走廊里想:他是为了我那两千块,死的。
所以我考去了最远的南方,所以我六年没在老宅睡过一个整觉。
现在,一个陌生人坐在驾驶座上,说我爸是替别人的闺女死的。
我终于动了。伸手去拉车门,指尖冰凉,拉了两次才拉开。
"等一下。"
他从扶手箱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名片,翻到背面,借着顶灯写了几个字,手抖得厉害。
名片正面:东方出租,郑振东,工号0377。背面是一行地址:宏图路41号4栋302。
"想知道,就来。"他说,”我天天夜里都在机场。你不来,我也等着。"
我下了车。他从后备箱把箱子拎出来,放在雪地里,拉杆抽好,握把正对着我。
然后他上了车。尾灯红红的,在漫天的雪里越缩越小。
我站在家属院门口,手里捏着那张名片,站了很久,雪落满了肩膀。
我妈还没睡。
我从楼下就看见三楼的灯亮着。拖着箱子爬上去,还没敲门,门就开了。
"站外头干啥,雪落一身。"
吴桂芳,五十四岁,头发剪短了,鬓角全白。她穿着一件灰色旧毛衣,袖口起了球,手里还拿着锅铲。她上下打量我一遍,说:”瘦了。"
就两个字,转身进了厨房。
屋里的暖气片烫手,电视开着,没人看。客厅墙上,正对沙发的位置,有一块方形的痕迹,比周围的墙皮颜色浅。
那是我爸的照片曾经挂着的地方。
六年了,没人再往那儿挂过别的东西。
我妈端出一碗面,卧着两个荷包蛋,葱花撒得很匀。我低头吃,她坐在对面,手指一下一下抠着桌布的边。
"你哥那个对象,叫周敏,周日来。"她说,”人家姑娘不错,你好好说话。"
"嗯。"
"婚礼的事,你哥管,你别插嘴。"
"嗯。"
“……吃完早点睡。”
整个晚上,她没有问我路上累不累,没有问我为什么晚了这么久,也没有问我爸。
我也没提那个司机。
我睡在自己从前的小屋里。书桌还是老样子,压着一块玻璃板,底下夹着高三的课程表。书架最上层,摆着一摞没拆封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凌晨四点,我睁着眼睛,听走廊里的挂钟滴答滴答地响。
我把那张名片举到眼前,看了一遍又一遍。
宏图路41号4栋302。
第二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
早上七点,我哥陈磊带着一身机油味进了门。
他二十八岁,黑,壮,手背上有一道旧烫疤,在一家汽修厂当师傅。看见我,他把头点了一下,算是打过招呼,坐下就啃馒头,眼睛盯着手机。
我们兄妹俩,六年没有好好说过一句话。
"哥,婚礼的事——"
"我想好了。"他头也不抬,”婚礼上,不摆他的照片。"
我妈端着粥碗的手悬在半空。
"为什么?"我问。
"没为什么。"我哥把馒头往碟子里一放,”他要是在乎这个家,那天晚上就不会去跑那趟夜班。他走的前三天,我跟他吵,我说你眼里就剩钱了。他还跟我笑,说'小子,爸再跑一年,给你凑个修车铺'。"
他的喉结动了一下。
"他倒好,一年都没跑完。"
没有人接话。
我妈把粥碗放在桌上,碗底磕出一声脆响。她站起来,拿起围裙,说了句"我去开店",就出了门。
我看着她的背影,发现她的手指在发抖。
九点多,我替我妈守着小卖部。
小卖部不大,二十来平米,货架上摆着瓜子、烟酒、过年的春联和福字,门口的塑料帘子冻得硬邦邦。我妈说她去批发市场进货,让我看着柜台。
十点十五分,柜台上的手机响了一声。
屏幕亮了。
"您尾号3817的账户12月23日10:14转入人民币5000.00元,对方户名:郑*东。"
我整个人僵住了。
郑*东。
我妈回来的时候,我正攥着那部手机,指节发白。她拎着两大袋货,看了一眼我手里的屏幕,神色没怎么变。
"哦,是公司工会的郑干事。"她把货放在地上,”每年小年这天,准时打钱。六年了,一回没落下。公司倒还有点良心。"
"妈,"我的嗓子发紧,”你见过这个郑干事吗?”
"没见过。银行就是这么显示的。"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问这个干啥?”
“……没事。”
东方出租公司在长江路上,一栋旧的三层小楼,门口的牌子掉了漆。
小年,公司里没几个人。门卫室里坐着一个老头,裹着军大衣,抱着个暖水袋,正听着收音机。
"大爷,我找个人。郑振东,还在公司吗?"
老头抬起眼皮。"你是?"
"我姓陈。"
收音机的声音被他拧小了。老头把我从头看到脚,看了半天:”国栋家的闺女?”
"您认识我爸?"
"我是老姜。你爸的老哥们儿。"他叹了口气,”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你不记得了。"
我在门卫室的小马扎上坐下,暖气片烘着脚。
"郑振东是你爸的搭档。"老姜说,”俩人合开一辆车,一个白班一个夜班,开了十来年。你爸走以后,他把车退了,也不在公司干了,听说在机场跑夜班。一个月跑二十好几趟,过年也不回家。"
"他为什么不回家?"
老姜没有回答,拿起暖水袋捂在肚子上,过了好一会儿,才含含糊糊地说:”那年出事以后,经理找他谈过话。后来他在一份东西上签了字。"
"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我就是个看大门的。"他摆摆手,”我只知道,他签完字出来,蹲在楼梯拐角,哭得跟个孩子似的。"
我的后背一阵发凉。
"大爷,公司的工会,是不是每年小年都给我们家打慰问金?"
老姜愣了一下。"慰问金?"他皱起眉头,”工会这个项目,二〇一九年就取消了。再说,工会哪有姓郑的干事?”
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
收音机里在唱一段二人转,咿咿呀呀的,调子很欢,听得我耳朵发麻。
"闺女。"老姜忽然压低了声音,”你要是真想弄明白,就去找郑振东。他这个人,老实,嘴笨,心里憋着一辈子的事。"
我从公司出来,天阴得像要压下来。
下午四点,我打了辆车,报出"宏图路41号"。
那是一片七十年代的老楼,红砖外墙,楼体被煤烟熏得发黑。四栋在最里头,门洞没有门,声控灯坏了,我拿手机照着,一级一级往上爬。
墙上贴满了开锁和通下水道的小广告。二楼拐角有一堆旧纸箱,三楼的门口,贴着一个红色的"福"字,倒着贴的。
302的门缝里,透出一线暖黄的灯光,还有一股淡淡的香烛味。
我站在门前,听见自己的心跳。
我抬手,敲了三下。
门开了。
站在门里的不是郑振东。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穿着红色的毛衣,扎着马尾。她的左脸,从耳根到嘴角,横着一道长长的、发白的疤。
她看着我,眼睛一下子睁大了。
"你是……蔚姐姐?"
我没来得及说话,她已经侧过身,让出了路。
"我爸说,你早晚会来。他说你要是来了,就让我带你进屋。"
我迈进门。
屋子很小,收拾得很干净。客厅里靠墙放着一个旧五斗柜。柜子上,摆着一个黑色的相框,前面是一碗苹果,一只铜香炉,炉里的香灰堆得很高。
我的呼吸停住了。
相框里的人,穿着出租车的制服,咧着嘴笑,眼角堆着深深的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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