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庞新华
元代济南路地图元代，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对中华文明来说，它不是一次正常的王朝更替，而是一场深刻的文明地震。地震造成了断裂和裂痕，但也改变了原有地貌，催生了新的景观。
2024年9月，济南云锦湖畔，张养浩纪念馆开馆。4900平方米的空间里，陈列着一位元代济南人的生平。人们驻足在《山坡羊·潼关怀古》的展板前，低声诵读：“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是大多数现代人对张养浩的记忆。
但张养浩远不止于此。他是元代官至中书省参知政事的“省部级高官”，是元散曲大家，是《三事忠告》的作者，更是一个时代文明的缩影。整个元代，济南名士灿若繁星：金元之际，有开东平府学之先的严实、散曲先行者武汉臣;随其后，散曲名家杜仁杰，东平四杰之首李谦、一代真儒刘敏中纷至沓来;当然，还有对济南影响甚巨、诗书画三绝的赵孟頫，山东现存最早省级地方志书《齐乘》的著者于钦，元代首位汉人状元张起岩;还有，国史纂修官李之绍、写活了八仙故事的岳伯川、第一部黄河源头风土志的著者潘昂霄……这些人，共同构成了元代济南的名士矩阵。
然而，他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科举长期停摆，汉人地位被严格限定，元朝统治者对儒学忽冷忽热。在这样的困境中，济南凭什么能“批量生产”名士?他们是如何“破题”的?
●元代士人有怎样的“生存困境”?
元代读书人面对的第一个困境是科举之殇。1237年，元太宗窝阔台同意举办选试，确立儒户，促成了次年元朝首次开科取士，但很快废止。直到皇庆二年(1313年)农历十一月，元仁宗下诏恢复科举。中间近80年处于“停摆”状态。这意味着什么?对于南宋遗民一代，整个青春都在“无试可考”中荒废;当“做题”不再改变命运，对于元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最熟悉的人生通道，荡然无存。元代进士总数仅约1200人，平均每年不到20人，不及宋代的一个零头。对绝大多数读书人来说，“学而优则仕”简直就成了一个伪命题。“读书不辍，父母忧其过勤而止之，养浩昼则默诵，夜则闭户，张灯窃读。”(明宋濂、王袆《元史》列传卷第六十二)张养浩年少时这种聪明劲儿加如此刻苦，放在宋代，进士及第大有所望，但放在元代，即便他19岁就能写出名动泉城的《白云楼赋》，要想走上仕途，也要寻求其他途径。
元代读书人面对的第二个困境是身份之限。元代的民族政策设置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等级划分制度。其中，汉人的组成比较复杂，大概是指黄河以北的汉族，此外还有当地的契丹族和女真族，还包括云南和四川的汉族。汉人在仕途上受到系统性的压制，处于“四等人制”下的微妙处境。元朝官僚系统中的核心职位多由蒙古人、色目人担任，汉人往往只能做副手。济南地处“汉人”区域，不属于政治核心圈，这意味着济南士人要想出人头地，需要付出比色目人、蒙古人更多的努力，也需要更多“伯乐”式的贵人。譬如张养浩的崛起，离不开更大的人物，即平章政事(副宰相)不忽木(色目人)的赏识和推荐。这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元代汉人士子的上升，高度依赖跨民族的“伯乐”。
元代读书人遇到的第三个困境是儒学之“冷”。元朝以“骑马打仗”立国，游牧政权对儒学的态度反复无常，防备、压制、利用与改造的心理，兼而有之。忽必烈时期，曾实施一系列儒家化措施，展示出一种文明化努力，但整体上儒学的政治地位远不及宋代。当时地方上普遍存在“重庙轻学”现象，地方官更愿意修庙(祭祀仪式)而不愿兴学(教育投入)，可见当时之社会环境。读书人的社会地位下降，元代甚至有“九儒十丐”(最早出自南宋遗民谢枋得的《叠山集》，为戏说，并非元朝正式制度)之说。
这就是元代济南士人面临的“问题清单”：上升通道关闭、民族身份受限、儒学价值被稀释。所以，读书人生于元代，注定是不幸的人。在这样的境遇下，他们是否还能触底反弹，开辟出新的可能性呢?
济南，给士人提供了哪些发展机会和生长的养分?
首先是经济因素。宋元时期的济南已经成为东西南北之要冲，既是重要的陆路交通枢纽，也有发达的水路交通，由此带来了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这无疑为文化的多元繁荣提供了可能和支持。城市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市民文化需求。所以，元代济南出现了众多杂剧、散曲作家。这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需求就有供给”的市场逻辑。
其次是文化基因。南宋时期，济南走出了李清照(易安)、辛弃疾(幼安)两位词坛巨擘，“二安”奠定了这座城市的文学基因。这个传统没有因为宋金元易代而断裂，反而在元代的散曲创作中得到延续。甚至，我们可以将济南散曲的独特成就，看作是对“二安”词脉的一种转化。元初著名的东平府学亦是如此，作为北方最重要的儒学教育中心，元好问、杜仁杰等文坛名家都曾在东平府学任教，培养出阎复、徐琰、李谦、孟祺“东平四杰”。长清县人严实及家族，是府学兴起的主要发起人和创办人。东平府学为济南及周边地区输送了大量人才，形成了一个跨地域的“精英网络”。
再次是山水滋养。山水的“审美疗愈”功能不可小觑，也不容忽视，济南的山水自古更是如此。张养浩归隐济南后，在城北修建云庄，自号“五柳庄”，过着“青山劝酒，白云伴睡，明月催诗”(张养浩散曲《普天乐·辞参议还》)的生活。他在《重修会波楼记》中提出济南山水有“五可(可喜，可愕，可诗，可觞，可图)”。这已不是简单的风雅，而是具有明确的功能性：山水成为士人疗愈仕途创伤、重建精神秩序的场所。赵孟頫的济南情结更浓，虽非济南人，但在济南任职四年，对这座城市产生了深厚感情。他的《鹊华秋色图》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经典，他的《趵突泉》诗“云雾润蒸华不注，波涛声震大明湖”至今被广为传诵。可以说，济南的山水，为他们提供了精神栖居之地。
元代济南路地图
经济基础、文化传统、山水滋养，共同构建了济南的“名士土壤”。如果说元代的大环境是“困境”，那么济南地区就是“冬日中的温室”，为士人的生长提供了阳光和养分。
●看元代济南名士如何在困境中逆袭?
(一)张养浩：在体制内外自由切换的完美样本
张养浩是元代济南名士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19岁凭《白云楼赋》获山东按察使焦遂赏识，任东平学正。之后他进京求仕，得到平章政事不忽木的赏识，任礼部令史，并入御史台。在官场，张养浩以“敢谏”著称，任监察御史时，上万言书，直陈时政“十害”;任礼部尚书时，因反对英宗铺张举办元宵节而上书直谏。他还主持了元朝恢复科举后的首次考试，选拔了张起岩、欧阳玄等一批人才。他的为政经验凝结成《三事忠告》——《牧民忠告》《风宪忠告》《庙堂忠告》，成为后世官员的案头书。天命之年，他主动辞官归乡。归隐后的张养浩经营云庄，种五柳、养双鹤、建绰然亭，风花雪月、笔砚琴书相伴。这一时期，他还创作了大量散曲，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元刊本《张文忠公文集》云庄小像
元明宗天历二年(1329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朝廷再次征召他出任陕西行台中丞，负责赈灾。多次婉拒后，最终他答应下来。他散尽家财，登车西行。一路上的见闻，化作了那首千古绝唱《山坡羊·潼关怀古》。他到任四个月，吃住皆在公署，最终积劳成疾，死在任上，享年六十。“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明宋濂、王袆《元史》列传卷第六十二)。
(二)赵孟頫：一位“贰臣”的文化救赎
赵孟頫的经历与张养浩不同，他面对的是一种更尖锐的身份困境：作为南宋宗室后裔，他出仕元朝，被时人讥为“贰臣”，想必承受了常人没有的思想压力。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赵孟頫外任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
赵孟頫自画像
他在济南任职四个年头，这是他仕宦生涯中相对安定的时段。在济南忙碌政务之余，赵孟頫流连于湖光山色之中，文人的特性也大放异彩。在济南，他留下了《趵突泉》诗和《鹊华秋色图》。截至清代，吟咏济南泉水的诗赋超过5000首，其中颂扬天下第一泉趵突泉的名篇最多，堪称压卷之作的，毫无疑问是赵孟頫的《趵突泉》诗。当然，提到赵孟頫和济南的缘分，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还是他的那幅传世名作——《鹊华秋色图》。赵孟頫是中国书画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家，是开创元代书画新风的杰出人物，《鹊华秋色图》则是赵孟頫的山水画代表作，也是我国古代文人山水画的代表作。面对人生困境，他无法改变自己的政治选择，但他可以把济南的山水“画进”中国文化史，从而完成一种超越时代的自我救赎。
(三)张起岩：元代首位汉人状元的“符号意义”
济南章丘人张起岩，是元朝恢复科举后的首位汉人状元，张养浩主持科考时选拔。这一事件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它向天下读书人传递了一个信号——科举回来了，汉人仍有上升通道，且可以是状元。
章丘县旧志对张起岩的记载
张起岩外和中刚、正色立朝，当时便有“如欧阳修名闻四裔”(明宋濂、王袆《元史》列传卷第六十九)之誉。他做监察御史时，敢于抗言直谏，曾当面与丞相倒剌沙辩难，疏救因言获罪的御史，元帝也为他的勇气所折服。他在地方任上，关心百姓疾苦，主持修治了历年为害的滹沱河，平息了水患。对那些为害一方的恶霸，他严厉打击，毫不留情，博得了当地百姓极高的赞誉。
张起岩后来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时朝廷诏修辽、金、宋三朝史，张起岩被任命为总裁官，是实际的主撰者。张起岩博学多识，“熟于金源典故、宋儒道学源委，尤多究心”(明宋濂、王袆《元史》列传卷第六十九)，每每史官恃才自傲、立言不当时，他皆能据理改定。三史修成后，张起岩已65岁，即上书求退。他与张养浩、刘敏中、李泂等济南籍士人频繁互动，共同构成了一个“济南文人圈”。
(四)武汉臣、岳伯川、杜仁杰：市井中的“编剧”
除了这些“体制内”的名士，元代济南还有一群更接地气的文化生产者——杂剧、散曲作家。
武汉臣(生卒年不详)，金元之际济南人。所作杂剧今知有12种之多，其中《散家财天赐老生儿》《包待制智赚生金阁》《李素兰风月玉壶春》三种传本存世。武汉臣在元杂剧中属于“本色派作家”(是元代散曲和杂剧的重要流派，主张按现实生活面貌朴实描绘，语言生动自然、明白如话)，明人评其词如“远山迭翠”(明程明善《啸余谱》卷五)。元末明初杂剧作家贾仲明为其题挽词云：“先生清秀济南人，风调才情武汉臣”。
岳伯川(生卒年不详)，元初济南人(一说镇江人)。元钟嗣成著《录鬼簿》载其所作杂剧有《罗光远梦断杨贵妃》《吕洞宾度铁拐李岳》两种，后者今存。时人评其曲词俚质而“具有妙味”，评其词“如云林樵响”(元陶宗仪编《说郛》卷八十四下)。
杜仁杰(约1201—1282年)，原名之元，号善夫、善甫，后改名仁杰，字仲梁，号止轩。长清县人。杜仁杰出生于诗书之家，淡于名利，一生未仕，大部分岁月流连于山水之间。元代东平府学影响北方文风甚大，杜仁杰与东平府学奠基人、长清同乡严实交往密切，素为严氏敬重。杜仁杰在严氏父子礼遇下，对东平儒士有很大影响。仅就戏剧而言，杜仁杰不仅擅长散曲写作，而且也与剧作家交游。其妹婿梁进之也是剧作家，为关汉卿好友。元代章丘文人刘敏中还是杜的弟子。杜仁杰一生以在野的书生身份与文坛人物相唱和，元好问、麻革都是其好友。
济南籍的杂剧、散曲作家，创作面向市民阶层，题材丰富多彩，涉及公案、爱情、历史等。这些“编剧型”文人的存在，证明了一点：元代济南的文学生态不是单一的“士大夫文学”，而是一个多元的、从庙堂到市井全覆盖的文化生产体系。这正是济南区别于其他城市的地方——当科举停废时，士人们没有集体“失业”，而是找到了另一条展露才华且能“变现”的路径。
(五)于钦、潘昂霄：寸管可留青史名
于钦(1283—1333年)，字思容，山东益都人，元代方志编纂家、历史地理学家、文学家，曾长期在济南为官。于钦自述“吾生长于齐，齐之山川、分野、城邑、地土之宜、人物之秀、此疆彼界，不可不纂而纪之也”(于钦《齐乘》后序)。清代学者纪晓岚对《齐乘》评价很高，赞其“叙述简核而淹贯，在元代地志之中，最有古法”(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二十四)。书中据金人《名泉碑》，对济南七十二名泉进行编列，对后世影响颇大。而于钦有《历山》诗曰：“济南山水天下无，晴云晓日开画图”，更是让济南人永远铭记这位良史。
潘昂霄(生卒年不详)，字景梁，号苍崖。济南历城人，地理学家。曾任昆山县尹，成宗大德六年(1302年)，转任南台都事，累官翰林侍读学士、通奉大夫。潘昂霄虽官声不显，却于平常之政务中无心插柳，另辟蹊径，著有《河源记》，记载了至元十七年(1280年)朝廷遣官员都实到星宿海寻找黄河源头之事。此书对黄河源头一带地形、水系、动植物、人口分布等风情物产记述颇详，被视为第一部黄河源头的风土志。
以上读书人的“解题策略”各不相同，他们虽身处困境，但并未因此而沉沦，而是都把困境转化成了创造力，这正是元代济南名士最值得被后人记住的精神遗产。
在元代这样一个“硬约束”丛生的时代，济南为什么能孕育出这一众名士?答案是：因为文明可以在顺境中生长，也可以在缝隙中扎根。正如，他们没有对抗时代，而是利用了时代留给他们的每一个缝隙——就像种子在石缝中也能生根一样。
这也许，就是西方哲人所说“真正的自由，都是戴着镣铐跳舞”的济南版本。(济南日报·爱济南记者：陈炜敏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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