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连长冷言：“我就是和秋菊睡了，你介意就搬出家属院！”我连夜收拾行李离开，隔日他见下属送来离婚证时瞬间崩溃了
那句话说出口的时候，是晚上九点四十七分。
我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刚把搪瓷盆里的洗脚水端到门口泼出去，水在台阶上结了一层薄冰，我直起腰，就听见屋里孙德胜的声音从半开的窗户缝里钻出来。
“我就是和秋菊睡了。”
他停了一下。
“你介意就搬出家属院。”
我端着空盆站在窗根底下，风从领口灌进去，后脊梁一阵一阵发麻。那天是十一月的头一个礼拜，家属院的暖气还没来，屋里比外头暖和不了多少，可我那会儿一点没觉得冷。
我嫁给孙德胜十一年，随军七年，家属院三排最里头那间平房，窗户朝北，冬天见不着太阳，夏天倒是挺通风。床腿底下垫着四块砖头，地不平，下雨天返潮，靠墙那面起了一圈绿毛，我用抹布擦过多少回也擦不净。
我进屋里的时候，他坐在床沿上，军装外套没脱，扣子解了两颗，露出里头那件洗得发白的棉毛衫。他看也没看我，拿手指头抠床板上翘起来的那块胶合板，抠得指甲缝里全是木屑。
秋菊是谁，我知道。
家属院门口那个小卖部的老板娘，三十七，比我还大两岁，男人前年在工地上出事没了，一个人带着个上初中的闺女，铺子后面隔了半间住人。我上个月还在她那儿买过两袋盐和一斤散装酱油，她多找了我三毛钱，我走回去还给她，她笑着说张姐你人真好。
就这句“张姐你人真好”，我现在想起来，手都在抖。
我问孙德胜，多久了。
他没吭声。
我又问了一遍。
他说，半年多了。
半年多，他在连队里忙，一个星期回来两趟，有时候赶上拉练半个月不见人影，我在家给他洗衣服做饭，把他那套常服熨得裤线跟刀切的一样，皮鞋擦得能照见人。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眼睛就盯着那块翘起来的胶合板，从头到尾没看我一眼。
我那天夜里就开始收拾东西。
也没多少东西。一个帆布箱子，装了我的衣服和他的两身旧军装——那是我后来洗好了想还给他的。一个蛇皮袋，装锅碗瓢盆，搪瓷盆是结婚那年我妈给买的，底上磕掉了一块瓷。还有一床被子，红的，面儿上绣着鸳鸯，我妈眼睛不好，绣得歪歪扭扭。
我收拾的时候，孙德胜一直坐在床沿上。
他不动，也不说话。
我问他，秋菊知不知道你有老婆。
他说，知道。
我又问，她图你什么。
他说，你管得着吗。
这是他那晚上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把被子卷起来，用麻绳捆上，捆的时候绳子勒进手心里，红了一道印子。那只搪瓷盆我拿在手里犹豫了一下，还是塞进了蛇皮袋。我儿子小远的照片摆在窗台上，是去年过年时候照的，他穿着孙德胜给他买的那件蓝色羽绒服，站在家属院门口的雪人旁边笑。我把照片揣进了棉袄口袋里。
出门的时候是十一点零八分。
我看了表，上海牌，我爹给我的，戴了快二十年，表盘都花了。孙德胜坐在那儿，背对着我，手还在抠那块胶合板。我站在门口等了有一分钟，我想他总该站起来说句话，哪怕骂我一句也行。
他没有。
家属院的大门晚上十点半就锁了，我是翻墙出去的。墙不高，一米多，我先把箱子扔过去，再把蛇皮袋扔过去，最后自己爬上去。墙头上插着碎玻璃，把我棉裤膝盖那儿剐了一道口子，棉花露出来一撮。
我在墙根底下蹲了一会儿，眼泪这才掉下来。我不敢出声，拿袖子堵着嘴，鼻涕眼泪糊了一脸。那天晚上连月亮都没有，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家属院门口那盏路灯亮着，照见墙头上那几块碎玻璃，反着黄光。
我走到大路上，拦了一辆拉菜的三轮车。师傅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问我这么晚去哪儿，我说去火车站。他没多问，把我东西搬上去，我坐在车斗里，旁边是一筐一筐的萝卜白菜，那股子土腥味混着柴油味，呛得我直咳嗽。
到火车站是十二点四十。
最近的一趟车是凌晨两点十七分，去我娘家的方向，慢车，站站停，九个小时。我买了票，在候车室坐了将近两个小时。候车室没暖气，长椅是铁的，冰凉，我把被子解开裹在身上，还是冷得打哆嗦。
我一直在想，他会不会追来。
我盯着候车室门口看，每进来一个人我都抬头。进来的是个拎着编织袋的老太太，进来的是个抱孩子的年轻媳妇，进来的是个喝多了酒走路打晃的男人。没有孙德胜。
两点十七分，我上了车。
车厢里空荡荡的，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火车开动的时候，我把脸贴在车窗上，外头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偶尔有远处的灯火一闪而过，像是从窗帘缝里扫过去又没了的车灯。
我走的时候，什么都没留。
没留字条，没留话，连那张结婚证我都没想起来拿。结婚证压在衣柜最底下那个铁盒子里，上面盖着他的一枚三等功奖章。
我回到娘家是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出头。
我妈见我提着大包小包站在门口，愣了半天。她问，德胜呢。我说，离了。我妈手里的搪瓷缸子差点掉地上，里头的小米粥洒出来一片，烫了她的脚背。她没顾上擦，把我拽进屋里，关上门，压着嗓子问，怎么回事。
我说，他跟别人睡了。
我妈坐在床沿上，手在围裙上搓来搓去，搓了半天，说，男人嘛，有时候一时糊涂……
我说，妈，他说让我搬出来。
我妈不说话了。
我爹那会儿已经瘫了三年，躺在床上听见动静，含含糊糊叫我的名字。我进去看他，他攥着我的手，指甲又长又黄，手背上全是老年斑。他问我吃了没，我说吃了。他就不再问了。
我在娘家住到第三天，才想起来我还有个儿子。
小远在县里上寄宿初中，两个礼拜回来一趟。我算了算日子，他下个周末就该回来了。我还没想好怎么跟他说。我给他班主任打了个电话，没说离婚的事，就说我回娘家住一阵子。
班主任是个四十来岁的女老师，姓周，说话细声细气的。她问我，小远妈妈，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我说没事。她哦了一声，没再追问。
挂了电话，我在院子里站了很久。院子角落那棵柿子树叶子全掉光了，剩几个柿子挂在枝头，红彤彤的，让鸟啄得稀烂。
第四天，我去镇上买了点毛线，想给小远织件毛衣。挑颜色的时候我犹豫了半天，最后拿了深灰色的。我以前总给他织蓝色的，孙德胜说蓝色精神。这次我不听他的了。
毛线还没起头，第五天下午，我娘家堂弟来了。
他骑着一辆摩托车，车后头绑着个牛皮纸信封。他把信封递给我的时候，脸色不太好看。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姐夫——他改了口——孙德胜托人送到镇上的，让转交给你。
我把信封拆开。
里头是离婚证。
绿色的封皮，上面印着烫金的字。我翻开，里头贴着我俩的照片，我那张还是好几年前照的，头发扎得整整齐齐，嘴角带着笑。孙德胜那张也旧了，肩章还是老式的。发证日期是昨天。
昨天，我走后的第四天。
他就这么等不及。
我拿着那个离婚证，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一个字一个字地看。我堂弟站在旁边，搓着手说，姐，你要不要回去问问他。我说问什么。他说，好歹得有个说法。我说，证都发了，还要什么说法。
堂弟走了以后，我把离婚证压在枕头底下，晚上睡不着，又拿出来看了一遍。月光照在上头，绿色的封皮变得灰白，像一片干了的树叶。
第六天，孙德胜的通信员来了。
那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姓刘，我认得，以前常到家里来送文件，我给他下过好几次挂面。他站在院子门口，没敢进来，手里提着个塑料袋，里头是几件我的衣服，还有那把梳子，我妈给我的陪嫁，牛角的，断了两根齿。
小刘说，嫂子，连长让我送来的。
我说，别叫嫂子了。
他低下头，脸涨得通红，过了半天说，嫂子，连长他——他又改口——孙连长他这两天不太好。
我问他，怎么个不好。
小刘说，昨天下午开完会，他一个人在办公室坐到天黑，灯也不开。后来教导员进去找他，看见他趴在桌子上，肩膀一抽一抽的。教导员问他怎么了，他抬起头来，眼睛肿得跟桃子似的。
我说，哦。
小刘又说，今天早上出操，他站在队列前头喊口号，喊到一半嗓子就哑了，蹲在地上起不来。卫生员过去看，说是急火攻心，让他休息，他不肯，非要跟着跑完五公里。跑到一半，吐了。
我听着，没说话。
小刘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我。是一张照片，我和小远在家属院门口照的，去年下雪天，小远堆了个雪人，鼻子是根胡萝卜，歪的。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字，孙德胜的笔迹，我认得，字写得跟鸡刨的一样。
“我那天说的不是真的。”
就这一句话，没头没尾。
我拿着照片翻过来又翻过去，看了半天。小刘站在那儿，等了很久，大概是想等我说点什么。我没说。他把塑料袋放在门口，骑上自行车走了。
我回到屋里，把那张照片和离婚证放在一起，压在枕头底下。
晚上我给我妈熬了小米粥，她最近胃口不好，煮多了也是倒掉。我一边搅着锅一边想，孙德胜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是真的，那什么是真的。他和秋菊到底有没有那回事，还是他故意说那句话来气我，让我走。
我想不明白。
后来我陆陆续续从别人嘴里听到了一些事。
家属院隔壁的赵大姐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说秋菊那个小卖部关了门，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我问什么时候关的，赵大姐说，就你走那几天。她又说，孙德胜那几天跟丢了魂一样，见谁都不说话，连队里的事全推给指导员。
赵大姐还说了一件事。我走的那天晚上，孙德胜其实追出来了。他跑到家属院大门口，门锁了，他站在那儿站了有十几分钟，后来也没翻墙，就回去了。第二天一早，他去找了营房股的人，说要退家属院的房子。营房股的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没人住了。
我听着，心里堵得慌。
我走后的第九天，秋菊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我也不知道她从哪儿弄到的号码。她在电话那头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说，张姐，我对不起你。我说，你不用跟我说这个。她哭了，哭得抽抽搭搭的，说，我跟孙连长什么事都没有，他就是……他就是心里烦，老来我这儿喝酒，喝多了说胡话，那天你听见的那句话，是他故意说给你听的。
我问她，他为什么故意说给我听。
秋菊说，我也不知道。他那天喝多了，说你天天跟他吵，说你在家属院里待够了，说你早就想走。他说，那我就让她走。
我挂了电话，手在抖。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把我跟孙德胜这些年的事从头到尾想了一遍。我们是九三年结的婚，那时候他还在连队当排长。九七年小远出生，他请了半个月假回来，孩子满月就走了。两千年我随军到家属院，那间平房还是我跟他一起收拾的，墙是我刷的，地是我拖的，床腿底下那四块砖也是我垫的。
我跟他吵过架吗。吵过。为了什么，我记不清了。好像是他老不回家，好像是他把钱借给了战友没跟我说，好像是那年过年他值班我一个人吃的年夜饭。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吵完了该过还是过。
我想起有一年冬天，他半夜回来，我已经睡了，他轻手轻脚地脱衣服，我装睡没理他。他躺下来，过了半天，伸手把我这边的被角掖了掖。我没动，他也没再动。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已经在连队了，桌上放着一碗豆浆和两根油条，豆浆还是热的。
这些事，我平时想不起来。那天晚上全想起来了。
第十一天，小远回来了。
他背着书包站在院子门口，先喊了一声妈，然后往里走，走到一半停下来，回头看了看门口那条土路。我知道他在看什么，他在看他爸的车。以前每个周末孙德胜都会开车来接他，一辆半旧的吉普，发动起来突突突响。
我跟他说，小远，你爸跟我分开过了。
他站在那里，书包带子滑到胳膊肘，他没动。过了好一会儿，他说，为什么。
我说，大人的事，说不清楚。
他说，是不是我爸不要我们了。
我说，不是。是我走的。
他眼圈红了，但没哭出来。他把书包往地上一扔，跑到屋里去了。我听见他把自己关在屋里，拿被子蒙着头，没出声。我站在院子里，柿子树上最后那几个烂柿子让风吹下来一个，啪嗒掉在地上，摔成一摊黄泥。
第十三天，我收到一个包裹。
包裹是从部队寄来的，牛皮纸包着，不大。我拆开，里头是一个铁盒子，我认得，是我们家衣柜底下那个。盒子里有结婚证，两本，一本都没少。还有那枚三等功奖章，用红布包着。还有一沓钱，数了数，八千块整。最底下压着一张纸条，孙德胜写的。
“这些你拿着。房子我退了。我申请转业了，回老家。小远要是愿意跟我，我接走。不愿意，你带着。”
纸条上没写对不起。
也没写我错了。
就这么几句话，跟他这个人一样，硬邦邦的，硌人。
我把那张纸条放在桌上，看了半天。我妈进来问我，谁寄的。我说，孙德胜。我妈说，他什么意思。我说，不知道。
我确实不知道。
他要是想挽回，为什么把离婚证先寄来。他要是想断干净，为什么又寄钱寄东西。他说那天的话不是真的，可离婚证是真的，房子退了是真的，转业申请是真的。这些事，一件一件，都做完了。
那八千块钱我没动，压在铁盒子里。铁盒子放在床头柜最底下那层，上面压着我给小远织的那件灰毛衣。毛衣织了半个多月，织织拆拆，领口拆了三回，最后还是有点歪。小远没穿过，他说，妈，我不想穿灰色的。
后来我听说孙德胜回了老家，在县城找了份工作，具体干什么，我不太清楚。他每个月给小远打一个电话，小远接电话的时候躲到院子角落去，说什么我听不见。挂了电话回来，脸色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
我从来不问。
秋菊那个小卖部一直没再开。后来赵大姐跟我说，秋菊搬走了，去了她妹妹那儿，临走前把铺子里的货全退了，就剩了几箱方便面。赵大姐说，秋菊走那天在门口站了很久，看着家属院的方向，后来叹了口气，锁上门走了。
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孙德胜当初为什么要说那句话。
他要是真想跟秋菊过，直接跟我说离婚，我也不会死赖着不走。他要是想气我，那这气也气得太大了，把两个人的日子全气没了。他要是喝多了胡说，那第二天酒醒了为什么不解释。他要是想让我走，那为什么后来又托人送钱送东西，为什么把结婚证留着，为什么在照片背面写那么一句话。
我翻来覆去想过很多遍。
后来我索性不想了。
只是有时候半夜醒过来，看着窗外黑漆漆的一片，会想起家属院那间平房。想起床腿底下那四块砖头，想起靠墙那面擦不净的绿毛，想起窗台上小远那张照片。想起孙德胜坐在床沿上，拿手指头抠那块翘起来的胶合板，抠得指甲缝里全是木屑。
我不恨他。
但我也不打算原谅他。
那八千块钱我还是没动。小远上高中那年，我把铁盒子打开，把钱拿出来数了数，又放回去了。我想等他考上大学再说。至于到底给不给他，我还没想好。
那张照片我一直留着。照片背面那行字，孙德胜的笔迹，歪歪扭扭的，像鸡刨的。
“我那天说的不是真的。”
到底是哪一天，是哪一句，他没写清楚。我也没问。
小远今年高三了，上个月回来跟我说，他爸给他打了电话，说想让他高考完了去他那儿住一阵子。小远问我，妈，我去吗。
我说，你自己定。
他站在那儿想了想，说，那我去了。
我说，行。
他回屋写作业去了，我坐在院子里，看着那棵柿子树。今年的柿子结得比往年都多，压得枝头都弯了，红彤彤的一片。有几只鸟在啄，啄一口换一个，啄得满地都是烂柿子。
我站起来，拿竹竿够了一个下来，掰开尝了一口。涩的，涩得舌头发麻。
我把剩下半个放在窗台上，让太阳晒着。晒软了，兴许就甜了。
我到现在也说不清，当初孙德胜要是追出来，在大门口叫住我，我是不是就不走了。小刘说他在门口站了十几分钟，那十几分钟里他在想什么，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了。秋菊说他是故意气我走的，可故意气一个人，为什么要气成这个样子，把家气散了，把转业报告都递了。
你们身边有没有碰上过这种事，明明一句话能说清楚的，最后偏偏闹到收不了场。那句“我那天说的不是真的”，到底是说给我听，还是说给他自己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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