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湖北松滋一带，二十多岁的李文清没有带行李，也没有告别家人，便追上了正在行军的红军队伍。别人参军，是为求生、求出路；他参军，却背着一桩压在心头的家仇。
李文清出生于1910年，家在松滋农村。那时土地多掌握在地主手中，贫苦农民只能租地耕种。遇到灾年，收成一差，交租、吃饭便成了两道都迈不过去的坎。
为了养活一家人，李文清外出做长工。临行前，父亲替他安排了婚事，妻子名叫周幺妹。婚礼并不隆重，两家人凑在一起吃了几桌饭，夫妻便算成了家。
李文清去了百里之外的地方，放牛、割草、挑粪、种田，什么苦活都干。他盘算得很实在：熬满一年，拿到工钱，回家让父母和妻子过几天安稳日子。
偏偏临近回家的时候，一头牛突然病死。雇主不听解释，认定是李文清照看不周，非要他赔偿。一个长工哪里拿得出买牛的钱？争辩无果后，他不仅被赶出门，连一年辛苦换来的工钱和行李也被扣下。
回到家乡，李文清还没来得及见到妻子，便在地主李家门口遭到家丁殴打。他满腹疑惑，直到问过乡亲才知道，自己离家期间，周幺妹被李家二少爷李学武强行留在了府中。
这件事对李文清打击极大。妻子本是去做工，却成了恶霸眼中的私产。在那个权势压人的乡村，普通人想讨公道，往往连喊冤的地方都没有。
他曾提刀要去拼命，被本家叔父拦住。叔父劝他说：“你一个人斗不过李家，不能白白送命。”李文清咽不下这口气，又凑钱买了礼物，请李家三少爷出面调解。结果礼物被收下，他本人却再次挨打，狼狈地被赶了出来。
这顿打，打碎了他最后一点幻想。他明白，靠个人逞强，既救不了妻子，也改变不了穷人的处境。乡间许多人同样受着欺压，只是敢怒不敢言。
当时，红军队伍在鄂西一带活动。李文清早就听说，这支队伍替穷苦百姓说话，纪律也不同于旧式武装。于是，他把个人遭遇和对现实的愤怒，转化成了参军的念头。
他赶到红军驻地时，队伍已经离开，只好返回村中等待。数日后，听说红军从附近经过，他连饭都顾不上吃，拔腿便追。过河后，战士们才把这个突然闯入队伍的年轻人带去询问。
面对询问，李文清没有隐瞒。他说：“我不是来混口饭吃的，我要拿枪，替乡亲们讨个公道。”这句话未必是当时的原话，却概括了他投身革命的真实动机。
加入队伍后，他从普通战士做起。农民出身的他体力好、能吃苦，训练时不怕累，作战时也敢往前冲。一次次战斗，让这个只想报仇的年轻人，逐渐成长为有纪律、有担当的指挥员。
1931年，红军在鄂西作战时，李文清身负重伤。炮弹碎片嵌入腿部，腹部也被子弹击穿，肠伤严重，几乎没有生还可能。战友发现他时，他已经奄奄一息，仍在等待部队救援。
伤势稍有好转，他又回到战斗岗位。此后多年，他多次负伤，右眼也因战斗创伤逐渐失明。有人劝他到苏联治疗，他没有接受。并非他不珍惜生命，而是部队处在艰苦阶段，许多战士都在用伤病支撑战斗。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文清才有条件处理眼伤。右眼最终摘除，他也因此被人称作“独目将军”。1955年授衔时，他被授予少将军衔，距离当年那个被地主赶出门的长工，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
新中国成立后，李文清回到湖北松滋。院门刚打开，周幺妹便跪在地上痛哭。她已经改嫁多年，身旁是现任丈夫。李文清没有责怪她，因为当年的婚姻并不是她能够作主的。
周幺妹哭诉，李学武听说李文清成了将军，担心遭到追究，曾把她转卖给别人。至于李文清的父母，也早被李家逼得离开故土，后来下落不明。
乡亲们还告诉他，李文清离开后，李学武曾烧毁李家房屋，继续在村中作威作福。新政权建立后，地方秩序发生变化，李家失去了往日的依仗。李学武听闻李文清返乡，惶恐之下走上绝路。
李文清没有把旧日仇怨继续施加到周幺妹身上，也没有强行拆散她已有的家庭。他处理这段往事的方式很克制：家仇已经过去，改变穷苦百姓命运的路，早已不再是个人报复，而是建立新的社会秩序。
此后，他长期在西南地区工作，参与军队建设和地方事务。1999年，李文清在成都病逝。那个曾为讨回妻子、摆脱欺压而参军的农家青年，最终把个人命运，嵌进了一个时代的剧烈变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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