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收购对价4.4亿元的房地产项目，一笔2000万港元的贿款指控，一个已经离任一年半的前掌门人，这三个“一”放在一起，构成了当下地产圈最受关注的一桩案件。
10月9日，香港廉政公署正式落案起诉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时任董事会主席张亚东，控告其涉嫌从一名大连房地产开发商股东处收受贿款2000万港元，致使绿城中国以4.4亿元人民币购入当地一个房地产项目。
案件当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张亚东被控一项串谋使代理人接受利益罪名，违反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第9条及刑事罪行条例相关规定。
案件的指控时间跨度引人注目。控罪指张亚东涉嫌于2020年1月至2023年3月期间，与一名中间人、一名大连房地产开发商股东及其儿子等人串谋，收受该名股东贿款2000万港元，致使绿城中国取得该房地产开发商的股权。
廉署调查进一步发现，涉案股东自2019年起已向绿城中国推销大连一个房地产项目，此后张亚东涉嫌通过涉案中间人向该股东索贿，促成绿城以4.4亿元人民币购入该项目。
涉案贿款怀疑经由该中间人分多笔款项存入张亚东儿子的银行账户。
这桩案件的线索并非突然出现。
2025年6月，香港廉政公署曾前往绿城中国位于香港的主要办公场所执行搜查令。
绿城中国当时发布公告称，该行动与一位曾担任公司董事、目前已不是集团员工的独立人士的腐败指控相关。
四个月后正式落案起诉，案件全貌随之浮出水面。
张亚东本人目前以100万港元申请保释，案件仍在司法程序中，相关指控尚未经法庭裁定。
要理解这桩案件为何引发如此大的关注，需要回到张亚东在绿城的七年轨迹。
张亚东现年58岁，在加入绿城之前长期在辽宁大连体制内工作，历任大连市城建局局长、大连市建委主任，2013年升任大连市副市长，负责城市建设与管理等工作。
约2017年底，张亚东进入中交集团，2018年5月以中交集团代表身份加入绿城中国，同年8月获委任为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
2019年7月，随着绿城创始人宋卫平辞任，张亚东升任董事会主席，正式全面掌舵绿城，也成为中交系入主绿城后首位执掌公司核心管理权的代表。
在掌舵的近七年时间里，张亚东提出了三年业绩计划，主导绿城从千亿向三千亿销售规模跨越。
2019年至2021年，绿城合同销售额分别达到2018亿元、2892亿元和3509亿元。
他同时推动了绿城管理的分拆上市，绿城管理于2020年7月在港交所挂牌，成为代建第一股。
然而规模的快速扩张也伴随着代价。
绿城中国2025年年度业绩显示，公司实现收入约1549.66亿元，同比下降2.3%，公司股东应占利润仅为0.71亿元，较2024年的15.96亿元下降95.6%。
利润端的剧烈收缩与房地产行业整体调整周期密切相关，公司在推动长库存去化的过程中，毛利率和联营公司业绩均出现明显下滑。
在销售规模上绿城仍保持行业前列，2025年合同销售额达2519亿元，其中代建业务贡献销售额985亿元，占比提升至39.1%。
张亚东于2025年3月因工作安排辞任绿城中国执行董事及董事会主席，由中交系老将刘成云接任。
绿城中国方面对此案的回应是，涉案的前董事已于2025年3月离任，未再参与公司任何经营管理事务，公司一贯坚持合法合规经营，已按照廉署要求配合相关调查。
从时间线上看，张亚东离任在前，廉署搜查和正式起诉在后，公司试图在人事与案件之间划出清晰界限。
这桩案件并非孤例。
近年来房地产行业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房企高管涉腐案件屡有发生。
最高人民检察院2025年底通报的金融领域职务犯罪典型案例中，泰禾集团前副总裁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阳光城集团副总裁陈霓因涉嫌行贿犯罪被监察机关实施留置措施。
涉及土地收购、项目合作等关键环节的权钱交易，在这一轮行业周期中尤为突出。
回到案件本身，廉署指控的核心逻辑在于一笔收并购交易中的利益输送。
北京金诉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玉臣对此类案件的合规风险有过分析，房企收并购交易中，居间人撮合项目股权收购过程中的利益输送隐患，一直是地产行业合规治理的重点难点。
从企业管理的角度，重大并购应建立独立的尽职调查与估值复核机制，防止个人意志凌驾于集体决策之上。
从大连副市长到绿城董事会主席，再到被香港廉署起诉，张亚东的职业轨迹横跨政商两界。
这桩案件最终走向如何，尚待法庭裁决。
对于绿城中国而言，如何在行业调整期维持经营稳定与合规治理的平衡，是比案件本身更长期的课题。
而对于整个房地产行业来说，这桩案件再次提醒，规模扩张的背面，合规成本的账单从来不会缺席。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