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北京一间当铺里，掌柜接过一件皮袍，并没有急着报出价钱，而是先翻看袍面、毛口和里衬，随后提笔写下：“虫吃鼠咬、光板无毛。”这句话听着像是在挑毛病，实际上却是当铺生意里极有分量的一道手续。
“光板无毛”，指皮毛已经磨损，局部露出皮板；“虫吃鼠咬”，则是说衣物可能存在虫蛀、鼠咬的风险。许多时候，衣服并没有坏到这个程度，掌柜仍会把这些字样写进当票，目的并不是文学修辞，而是压低估价，同时把保管过程中的部分风险提前推给典当人。
典当不是买卖。衣物送进当铺后，物主只是拿它作抵押，换取一笔急用的钱。日后若能按期还本付息，东西还可以赎回；若无力赎取，衣物才会转归当铺。正因为存在这层关系，当票上的每个字，往往都和钱数、责任以及日后的争执有关。
试想一下，一件上好的皮袍，原本可以卖出较高价钱，但当铺并不会按照市价全额估算。掌柜要考虑存放损耗、利息、行情变化，也要防着物主到期不来赎取。于是，货物的品相越差，当铺给出的当价越低，自己承担的风险也越小。
更精明的地方在于，这类行话还能形成一种“预先说明”。如果数月之后，皮袍真的出现掉毛、虫蛀，典当人前来理论，掌柜便可以指着当票说，收进来时已经写明“光板无毛”，当铺并没有承诺它保持原样。字不多，却给日后的责任划出了一条界线。
清代城市里的当铺，柜台通常设有高高的柜台，伙计站在里面，客人只能把物品递上去。掌柜验货时，会看衣料、颜色、做工和新旧程度；遇到皮袍，还要检查毛质、皮板是否发硬。经验老到的师傅，往往一摸一闻，就能判断衣物大概值多少。
有意思的是，典当行当并不只看物品本身，还特别看典当人的处境。富户偶尔周转，带来的可能是首饰、玉器和绸缎；普通人急着缴租、治病或办事，拿来的则常是冬衣、被褥和农具。越是急用钱的人，越难在柜台前慢慢讨价还价，这也使当铺拥有很强的议价权。
清代典当业由来已久。到了雍正时期，朝廷对当铺的经营管理逐步加强，开设当铺需要取得许可，并承担纳税等义务。北京、江南和各地府城都有相当数量的当铺，既有商人经营的私典，也有官府、贵族或内务府势力参与其中的铺面。
当铺获利的重要来源，一是利息，二是物品在期限内未被赎回。清代各地规矩不尽相同，但利息通常按月计算，数额并不低。物主若只是短期周转，尚能承受；一旦拖延日久，本息叠加，原本想赎回的衣物便可能越来越难取回。
因此，行规对衣物的描述格外谨慎。衣服若标作“旧”“破”“毛疏”，估价自然下调；若写成“虫吃鼠咬、光板无毛”，不仅说明品相不佳，也等于告诉双方，这件东西日后出现相近损坏，不应轻易归咎于当铺。它既是估价术，也是责任条款。
当票一般会记载当铺名称、物品名称、数量、品相、当价和日期，纸张虽不华贵，却是物主取回物品的重要凭据。票面文字往往简略，真正熟悉行规的人，才能看懂其中的门道。普通百姓拿到票后，最关心的通常只有两件事：能借多少钱，什么时候必须来赎。
当铺也有不愿收取的物品。带有特殊用途、难以转手，或容易引起纠纷的衣物，往往被列入不当之物。各地称呼略有差异，但核心考虑相同：不好保存，不便出售，或者来源难以核验，都会增加经营风险。
到了晚清，近代银行、钱庄和其他金融方式逐渐发展，典当不再是城市周转资金的唯一渠道。不过，在普通百姓的生活里，它仍有自己的位置。那句“虫吃鼠咬、光板无毛”，正是旧式商业把估价、保管和责任压缩进几个字里的典型写照。看似刻薄，背后却是一整套成熟而冷硬的行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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