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母亲下葬的第七天，苏晴在那台蝴蝶牌旧缝纫机的抽屉底下，摸出一张发黄的汇款单。
收款人那一栏，写着三个字：苏远山。
那是她爸的名字。三十年前，这个男人丢下老婆孩子，跟别的女人跑了。母亲活着的时候，提都不许提，只说他死在外头才干净。
可这张单子的日期，是母亲咽气前四个月。
附言栏里有一行小字：药别断，天凉添衣。
苏晴盯着那行字，指甲掐进了掌心。她当天就订了去云南的车票。她要当面问问那个人，凭什么。
可她怎么也没想到，等在那扇门后面的……
母亲是在缝纫机前走的。
十月初，下午三点，县城东街的桂芬裁缝铺。邻居王婶来取改好的裤脚，喊了两声没人应，推门进去，看见周桂芬趴在机头上，右脚还踩着踏板，针头扎在一块藏青色的布里，只缝了半截。
脑溢血。医生说，走得快，不遭罪。
苏晴赶回来的时候，人已经躺在殡仪馆的冰柜里了。她三十八岁，在市里一家建材公司做会计，开车回县城要两个半小时。接到电话那天，她正在人才市场的招聘摊位前排队。
没人知道她在排队。她老公陈磊不知道，她妈更不知道。
葬礼办了三天。第三天下午，从山上下来，陈磊在老屋的院子里把她拦住了。
"公司的李姐给我打过电话。"他说，"问你找到新工作没有。"
苏晴没吭声。
"你四个月前就被裁了，对不对？"陈磊的声音压得很低，"这四个月，你每天早上七点出门，晚上六点回家，包里还背着饭盒。你去哪儿了？"
"图书馆。"苏晴说，"还有公园。"
陈磊笑了一下，那笑比哭还难看。"房贷一个月六千四，你一个字都不跟我说。苏晴，我是你老公，不是你房东。"
"我怕你着急。"
"我现在就不着急了？"
院子里的槐树落了一地叶子，踩上去沙沙响。苏晴低着头，看自己的鞋尖。她想说点什么，嘴张开了，又合上。
陈磊盯着她看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话，说得很轻：
"你跟你妈一个德行。什么都自己扛，把别人全当外人。"
他转身进了屋，把门带上了。
苏晴站在院子里，一动没动。那句话像一枚钉子，钉在她心口上。
她这辈子最怕的，就是像她妈。
周桂芬话少，脸硬，手狠。十七岁学裁缝，二十三岁嫁人，三十八岁一个人拉扯八岁的女儿。街坊都说她命苦，可没人见她哭过。苏晴考上大学那年，她也只是把录取通知书折好，压在缝纫机台板那块玻璃底下，说了一句："好好念，别回来。"
别回来。苏晴听了二十年，真的很少回来。
她恨的另一个人，是她爸。
关于她爸，家里只有一个说法：1993年三月的一个晚上，苏远山拿走家里八百块钱，跟货运站一个外地女人跑了，一句话没留。那年苏晴八岁。
全家福被剪成了两半，爸的那一半不见了。苏晴亲眼见过母亲蹲在炉子前，往火里塞了一团纸。她一直以为，烧的就是那半张照片。
她小时候问过一回，被母亲一巴掌扇得耳朵嗡嗡响。
"他死在外头最好。"母亲说，"再问，我连你一块打。"
苏晴再没问过。
头七过了，苏晴开始收拾铺子。
桂芬裁缝铺开了三十年，门脸不大，十来平米。一面墙挂满了客人没来取的衣服，另一面墙钉着一排木挂钩，挂着皮尺、划粉和一串串线轴。最里头靠窗的位置，就是那台蝴蝶牌缝纫机，机头的黑漆掉了一半，踏板被踩得发亮，亮得能照出人影。
王婶来帮忙。王婶住隔壁，卖了二十年豆腐，和周桂芬一起熬过来的，两个人的交情，不用说，也用不着说。
"这些布头别扔，"王婶一边叠一边说，"你妈攒着给人补衣服的。"
"都扔。"苏晴说，"这个月得腾出来，房东要收回去。"
王婶的手停了一下，没接话。
收旧货的老赵下午来的，围着缝纫机转了两圈，伸出五根手指："八十。机头老是老，零件都能用。"
"行。"
老赵蹲下去搬，说得先把抽屉拿出来，不然不好抬。那只抽屉是台板底下唯一的一只，木头发胀，卡得死死的。苏晴过去帮忙拽，两个人一使劲，只听"咔"的一声，抽屉整个脱了出来，底板掉在地上，摔成两截。
底板背面，贴着一个用透明胶带缠了好几层的小塑料袋。
苏晴弯腰捡起来。袋子里有两样东西：一枚磨得发亮的铜顶针，和一张对折的纸。
老赵识趣，说"我明天再来"，扛着空手走了。
苏晴把纸展开。是一张邮政汇款单的收据联，纸边都泛了黄。
汇款日期：2023年6月12日。
汇款金额：陆佰元整。
收款人：苏远山。
收款地址：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雾坝村。
附言栏里是母亲的字，一笔一画，横平竖直：药别断，天凉添衣。
苏晴把这几行字看了三遍。屋里很静，能听见街上的摩托车一辆一辆过去。
苏远山。她爸。
那个三十年前拿走八百块钱、一句话没留的男人。那个母亲说"死在外头最好"的男人。
六月十二日。母亲是十月走的。也就是说，一直到咽气前四个月，她还在给他寄钱。六百块，是母亲半个月的收入。
"婶，"苏晴的声音很平，平得有点吓人，"你知不知道这个？"
王婶接过去，瞟了一眼，脸色就变了。她把汇款单推回苏晴手里，像推一块烫手的炭。
"我哪知道你妈的事。"
"你们三十年的邻居。"
"邻居也不是一个被窝的人。"王婶低下头去叠布，叠了又散，散了又叠，"晴晴，婶多一句嘴。人都走了，有些东西，翻出来对谁都没好处。你听婶的，把单子烧了，把铺子清了，回去好好跟小陈过日子。"
"我妈给他寄了多少年的钱？"
"我没说。"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去？"
王婶不说话了。她抱起一匹布，抱得很紧，转身进了后屋，一直到天黑也没再出来。
那天夜里，苏晴翻遍了母亲的房间。五斗柜、床头、箱底。她在一只饼干铁盒里找到一本农村信用社的存折，翻开，从2009年开始，每个月五号取款，六百，有时五百，有时八百，十四年，一个月都没落下。
存折上最后的余额是：一千四百二十三块五毛。
她妈攒了一辈子，都花在那个男人身上了。
苏晴坐在母亲的床沿上，手里捏着存折，指节发白。她想起这些年自己每回给母亲转钱，母亲都说"我不缺，你自己留着"。原来不缺的，是别人的缺。
"药别断。"她念出声来。
那个男人病了。病了，有人给买药，有人叫他添衣。那个人不是他新找的女人，是她妈。
她想不通。她用手机地图搜"雾坝村"，一个小小的灰点，缩在云南东南的山沟里，周围没有路名，没有店铺，只有一片绿。
窗外下起了小雨。
那晚，苏晴睡的是她小时候那张床。
床板硬得硌背，她翻来覆去，睁着眼。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只兔子，二十年没变。
她开始想一些被自己压在底下很久的事。
第一件，是母亲每年的"进货"。
每年清明前后，母亲都要关铺子，出一趟远门，说是去外地进布料。七八天，十来天，有一年走了半个月。回来人瘦一圈，眼皮肿着，包里却从来没有布。苏晴小时候不懂，大了也没细想，反正母亲的事，问了也是白问。
第二件，是母亲看她的胳膊。
每年夏天，苏晴一穿短袖，母亲就要拉过她的手臂，翻来覆去地看，连后背、腿弯都不放过。"看看有没有长癣。"母亲说。苏晴十四岁那年，嫌丢人，把手抽回来，说"你烦不烦"。母亲愣了一下，突然红了眼，一把又拽了回去，声音是抖的：
"让妈看！让妈看一眼！"
那回之后，苏晴再没躲过，一直到她上大学，离了家。
第三件，是碗筷。
爸走后的第二天，母亲把家里他用过的东西，碗、筷子、茶缸、牙刷、毛巾，一样一样扔进大锅里，添满水，煮了整整一个下午。煮完不是扔，是埋，埋在后院的槐树底下。苏晴蹲在旁边看，母亲一边埋一边骂："丧良心的，丧良心的。"
她当时觉得，那是恨。
现在她躺在床上，头一回觉得，不太像恨。
恨一个人，扔了就是了，何必煮？
第四件，是她一直以为自己做过的一个梦。
那是爸走的那天晚上。她半夜醒了，嗓子干，睁开眼，看见床边蹲着一个人影。屋里没开灯，月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那人影戴着口罩，头上压着一顶帽子，两只手缩在袖子里，一动不动地看着她。
他看了很久。久到她以为自己在做梦。
她迷迷糊糊叫了一声："爸？"
那个人影浑身抖了一下，慢慢站起来，一步一步往后退，退到门口。他没有碰她。他伸了伸手，像是想摸一摸她的头，又把手缩了回去，缩回袖子里。
门轻轻关上。
第二天，母亲说，他走了，跟别的女人。
苏晴坐起来，看着窗外。雨还没停，院子里的槐树在黑暗里，只剩一个影子。
一个跟别的女人跑了的男人，半夜回来，戴着口罩，看自己的女儿，连碰都不敢碰。
一个恨极了前夫的女人，三十年里年年出远门，月月往同一个地方寄钱。
这不是同一个故事的两面。这是两个说不通的故事，硬凑在一起。
她摸出手机，给陈磊发了一条微信：我明天要去一趟云南。
发出去，没有回复。
她盯着屏幕，一直盯到屏幕自己黑了下去。
第二天清晨，陈磊的电话打了过来。
"去云南干什么？"
苏晴把汇款单的事说了，说得很简短，像在念账目。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只听见孩子在旁边吵着要喝牛奶。
"我陪你去。"陈磊说，"乐乐托给我妈。"
"不用。"
"苏晴。"
"这是我家的事。"话一出口，她自己都觉得硬，"你请假一天好几百，我一个人去，三天就回。"
陈磊在电话里叹了口气，叹得很长。"你听听你自己说的什么。我是外人？"
"我没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苏晴答不上来。她看着窗台上母亲养的那盆吊兰，半枯着，叶尖发黄。"我还没想好怎么跟你说。等我回来，都告诉你。"
"又是等你回来。"陈磊说，"行吧。你自己小心，到了发个消息。"
电话挂了。
她当天上午就走了。高铁从湘南出发，穿过一座又一座隧道，六个小时到昆明。她在昆明换了大巴，开了七个钟头，把她扔在文山州一个县城的车站，天已经黑透了。车站旁边的小旅馆，枕头上有一股潮味，窗外整夜是摩托车的轰鸣。
第二天，换面包车。
车上挤了十几个人，有背篓里装着鸡的老太太，有抱着孩子的年轻媳妇，说的话苏晴听不太懂。车在山路上盘着，一边是崖，一边是林，雾从谷底往上漫，把整个山头都淹了。
苏晴靠着车窗，把准备了一路的话，又默念了一遍。
"你有脸活着？"
"你为什么不要我们？"
"我妈为你花了三十年，你配吗？"
念到后头，她发现自己的牙咬得发酸。
"姑娘，你去哪个村？"旁边一个裹蓝头巾的老太太问她，口音很重。
"雾坝。"
老太太愣了一下。车厢里原本嗡嗡的说话声，一下子小了下去，前座有人回头看了她一眼，又很快转过去。
"雾坝……"老太太说，"那个康复村啊。"
"康复村？"苏晴问，"康复什么？"
没有人回答她。老太太把头巾往下扯了扯，不再说话。开车的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说："路到乡里就断了。到了乡里，找摩托送你上去。"
下午三点，车到乡里，一条灰扑扑的街，几家小铺，一个邮政所，门口的绿色牌子褪成了灰白。
苏晴盯着那块牌子看了好几秒。母亲三十年里寄出的每一张汇款单，最后都是从这里转上山的。
她在街边雇了个骑摩托的小伙子，三十块钱。摩托在山路上颠得像要散架，她抓着后座的铁杆，手心全是汗。
快到的时候，小伙子突然把车停了。
"前面那个坳口，我就不进去了。"他说，"你自己走上去。"
"为什么？"
小伙子挠挠头，没回答，只说："一直往上，石阶走到头。"
他掉转车头，一溜烟走了，扬起一串黄土。
石阶很窄，被雨水泡得发青，一级一级往雾里伸。
苏晴往上走，走了二十来分钟，才看见第一间房。是一间土坯房，墙上的白灰褪了色，门口蹲着一只黑狗，抬头看了她一眼，没叫。
再往上，房子多了起来。都是旧的，低矮的，屋顶压着青瓦，墙根长着绿苔。院坝里晾着玉米，一个老头坐在门槛上剥豆子，缺了半边耳朵。几个孩子从屋后窜出来，在不远处站住，睁着大眼睛看她。
她是这里的生客。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你找哪个？"
声音从背后传来。苏晴回头，看见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背着一捆柴，额头挂着汗。她的右手掌心，缺了两根手指。
苏晴的目光在那只手上停了半秒，立刻移开了。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移开。
"我找苏远山。"
女人把柴放下来，直起腰，上上下下把她看了一遍。看得很慢，看她的眉眼，看她的鼻子，看她抓着背包带的手。
"你……"女人的声音一下子轻了，"你是桂芬姐的闺女吧？"
苏晴愣在那里。"你认识我吗？"
"认得。"女人说，眼眶红了，"她今年六月还来过，不是清明，是专门跑一趟。我扶她上的坡。"
"清明？"苏晴的喉咙发紧，"她每年都来？"
"三十年了，一年没落过。"
苏晴觉得脚底下的石阶在晃。她伸手扶住旁边的土墙。
三十年。每年清明前后，母亲都要"进货"。七八天，十来天。瘦一圈回来，眼皮肿着。
她以为母亲是去进货，原来母亲是翻山越岭，走到这里来了。
"苏老师在哪儿？"她问，嗓子哑了。
"他教书的，"女人说，"今天礼拜六，没课，在屋里。就在上头，最高那间，门口有棵柿子树。"
"他……"苏晴想问很多话，一句也问不出来。
女人像是看出来了，轻轻说："我叫阿香。你去吧，我就不跟上去了。他等了你一辈子，有些话，旁人在，不好说。"
等了她一辈子。
苏晴没细想这句话。她只觉得，一路准备好的狠话，在这一刻，碎成了渣。
她继续往上走。
越往上，房子越少。到最后，只剩一间孤零零的石头房，立在山崖边上，背后是云雾翻涌的深谷，门前一棵柿子树，树上还挂着几个没摘的柿子，红得像灯笼。
门口摆着一把竹椅，椅背上搭着一件旧外套。门板上贴着一副褪成白纸的春联，只剩半截字。
苏晴想起母亲死前缝了一半的那块藏青色的布。
她的心跳一下子重了。她走到门前，抬起手，指节悬在那扇旧木门上，悬了很久。
雾从谷底漫上来，把柿子树、石头房、她整个人，都罩在里头。
她深吸一口气，敲了门。
门开了。
一个老人站在门里。
他比苏晴想象的要矮，背驼得厉害，头上压着一顶旧布帽，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
苏晴准备了一路的话，一个字都想不起来了。
老人看着她，嘴唇抖了很久，像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
然而，他开口叫出来的，既不是"姑娘"，也不是她的大名。
他叫的是："糖糖。"
那是她的小名。三十年，没有人叫过的小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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