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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头省立九师“左联”支部的工作和活动
1932年12月，泊镇省立第九师范的第二次学潮失败后，大批党的骨干被开除，斗争处于低潮，同时也暴露了学校当局和反动学生的反动面目。多数同学虽敢怒而不敢言，但反对学校当局的情绪有增无减。根据这一情况和上级的指示，留校的党团员在1933年夏初组织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为党的外围组织，作半公开活动。“左联”成员是个别吸收，在“左联”内部是公开的。多数党员也参加“左联”，和新发展的“左联”成员一起活动。
“左联”支部成立后，即酝酿出一种刊物。正当这个时候，学校当局在反动学生要求下也要出版校刊，欲掌握校刊。学校当局宣布:校刊归学生自治会领导，并改选学生自治会。
陈炳等人就研究如何选举自治会，一致意见是：自治会一定要掌握在进步学生手中，绝不能让反动学生打进来，但自治会成员中党员和“左联”成员不宜过多，更不能清一色。要选举一些倾向进步的同学到自治会中工作，只要有个别党员参加，就可贯彻党的意图。
选举结果正是这样，党员王鸣铎选入学生自治会。自治会推选王鸣铎编辑校刊，校刊定名为《泊声月刊》。反动学生大失所望，成立了反动团体渤海学社，声言要出版《渤海月刊》，和《泊声月刊》唱对台戏。《渤海月刊》没人投稿，没出版就夭折了。《泊声月刊》的稿件很充足，出版后，学校当局感到对他们不利，不仅没有被反动学生掌握以宣传反动思想，反而被进步力量所掌握，扩大了党的影响，他们就宣布《泊声月刊》停办。几经交涉，他们以没有经费为借口，坚决要停办，《泊声月刊》只出了两期就被迫停刊了。
刊物不能出，“左联”暗中酝酿搞讲演会，由学生自治会领导。学校当局认为他们有一批得力又听话的学生，又有他们撑腰，讲演可以占上风。也可以抓住宣传赤化的借口，打击进步学生。讲演会在星期天晚上进行，进步同学的讲演题目主要集中在抗日问题上：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动员群众，军民一心，抗日必胜；民族危亡之际，人人关心国家大事等。反动学生讲演题目主要是：攘外必先安内；国家大事自有领袖安排，学生要安心读书；防止赤化分子煽动等。这场讲演是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后来干脆开辩论会，大致上还是以上题目，还加了些“亡羊是否需要补牢”“婚姻自由好还是家庭包办好”等内容。辩论会有时在各班进行，有时全校集中辩论。反动学生越辩越臭越孤立。学校当局只好出面制止，宣布学生要安心读书。
进步学生的行动虽然屡次被学校当局压制下去，但斗争并没有停止。“左联”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抗日游行与抵制日货的行动，事前对反动当局和反动学生封锁消息，等学生们走上街头，学校当局只能请军警出来在泊镇市区维持秩序。市民站在宽广处安静地听讲演，从听讲的表情上看，他们是反对内战支持抗战的，贩卖日货的商人也有些收敛。察北抗战时，“左联”组织了一次义演，所得收入慰劳了前方将士。一二九运动时，组织了慰问组，派王连哲等赴北平慰问受伤同学。
“左联”利用一切机会开展工作。在国民党北平军事长官何应钦和华北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何梅协定》后，学生们揭露其卖国罪行，使汪精卫、何应钦的亲日面目人人皆知，蒋介石的投美媚日也是臭不可闻。
由于不断地进行工作，扎根群众之中，进步力量才得以存在发展，大部分同学是倾向进步的，反动学生极端孤立。西安事变时，绝大部分同学很高兴，三五成群议论，都表示恶有恶报，大快人心。反动学生如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连课也不上了。
一天晚自习时，教室门被人推开，大家一看是外号叫王狗儿的右倾学生，就都扭过头来不理他。王狗儿手扶门框笑着大喊：“好消息！蒋委员长放出来啦。”他喊后没有一点反应，又去了几个教室，都一样没有人理他，很是没趣。
当时进步同学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很不理解，后来才知道和平解决是党的英明决策。
来源：《沧州红色记忆（泊头卷）》
编辑：林凤雅
校版：张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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