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邳城破那天，吕布帐下两员大将同时落入曹操手里。
一个后来封侯立功，一个当场被处死。
死去的那位叫高顺，手里曾握着一支仅七百人的营伍，却能连破刘备据守的小沛，又打退曹操派来的援军。
曹操忌惮的，正是这支营为何能打到这一步。
建安三年前后，徐州争夺进入白热化。
刘备据小沛，城防与精锐都摆在明处。
这支队伍人数不多，史册记作七百余人，对外却常号称千人。
营中铠甲、兵器一律精练齐整，进退有序，专打正面破阵。
汉末诸侯帐下，骑兵奔袭、骑射游击并不少见；像陷阵营这样以重装步兵硬撼城防与援军的编制，极为少见。
中华古代治军讲究齐整方可破坚，高顺把这条道理落到了实处，人少不怕，甲仗齐、号令一，便能在阵面上凿出裂口。
小沛一战，刘备撑不住，抛下家眷，仅带少数骑兵突围而去。
消息传到许都，曹操立刻派出嫡系猛将夏侯惇率军驰援，意图一举压住高顺、稳住徐州局势。
两军交锋，夏侯惇败在高顺手下。
短时间内，陷阵营先破刘备，再挫曹军援兵，徐州战场的裂口被这七百人硬生生撕开。
曹操由此看清一件事，吕布帐下真正能在阵地上把对手打穿的，不只是吕布本人的勇名，还有高顺这套攻坚统帅链条。
战绩越高，忌惮越深。
可对高顺本人来说，战场上的声望并没有换来军中稳固的权位。
恰恰相反，他越能打，在吕布身边的处境就越拧巴——能打的人，反而更难握牢常设兵权。
高顺在吕布军中的位置，向来清楚，忠、能战、能训兵。
他为人清白，有威严，不饮酒，不受馈赠，军中私恩一概不结。
并州军里酒食往来、互赠结党本是常事，他偏偏置身其外，同僚圈子越近热闹，他越显孤立。
他敢当着吕布把话说透，将军遇事不肯详思，轻易开口便错，错事不可再犯。
吕布心里明白高顺忠心无二、所言多是实话，却生性厌恶这种直来直去的劝谏，也忌惮他在陷阵营中的威望。
于是出现了极怪异的军权作息。
平日里，陷阵营的兵符常落到魏续等人手里，高顺有名号、有训练之责，却调不动自己一手带出来的人。
每逢大战、无人可替，吕布才把指挥权临时交还；战事一毕，立刻收回。
战时取用、事毕闲置，忠诚换不来制度化的信任。
换作旁人，早该另寻出路；高顺没有离心，照旧练兵、照旧受命。
郝萌之乱更能说明这种信用亮在何处。
夜半叛军攻向吕布住所，吕布仓皇之中带着家眷翻墙，径直投进高顺军营。
高顺二话不说，点齐兵马，连夜平叛。
危急时刻，吕布信得过他；太平下来，兵权照旧要收。
君臣之间的信任，只在刀尖上闪亮一回。
建安三年秋冬，曹操大军包围下邳。
陈宫主张分兵出屯、与城内成犄角，逼曹军粮尽自退；吕布犹豫不决，最终困守。
围城日久，曹操引泗水、沂水灌城，城中水深数尺，房舍倒塌，粮乏人困。
越是这种时候，内部责罚与猜忌越容易烧起来。
侯成等人因禁酒一类事受责，积怨成隙，终于与宋宪、魏续等打开城门，缚献陈宫，迎曹军入城。
高顺再能破阵，也救不了已从内部敞开的城门。
兵符曾经几度回到他手上，这一次，城与兵的基座同时塌掉。
城破之后，吕布集团核心人物被押到白门楼前处置。
同一座楼，同一天的裁决，两条路分得干净，肯降的，留下；拒降的，处死。
吕布当面向曹操乞降，希望以勇力换一条活路，最终被拒，遭缢杀。
陈宫拒不归顺，从容就戮。
张辽选择归降，曹操收用，日后编入曹魏战争机器，多年之后在合肥一线打出威名。
高顺无降意，与吕布等同被杀。
白门楼上没有漫长的讨价还价，结局本身已经说明收降的标准，曹操要的是能编进己方体系、听从号令的将；旧主未灭心、营伍只认旧旗的攻坚统帅，再能打，也进不了那张桌子。
高顺一死，陷阵营失去号令核心。
七百人的编制、装备与破阵传统，随统帅一道断绝，再无完整传承。
中华军事史上那种“精练齐整、专事正面破坚”的步兵统帅链条，在徐州少了一环。
张辽能活、能立功，证明同一出身的将领，一旦愿意纳入新主的军制，仍可在后来的战场上续写战绩；高顺拒降被杀，带走的不只是一员猛士，而是整支营的统训枢纽。
下邳的水退了，白门楼的刀也落了。
活下来的人改换旗帜，死去的人连同那面攻坚的旗一起沉进土里。
建安三年冬天，徐州这场围城，以两员大将一用一杀收场，张辽归曹，高顺被杀，陷阵营再未以旧号重现于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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