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您看见了吗？“这盛世，如您所愿”|会场|杜勒斯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他当了二十六年总理，身后没有子女，没有存款，骨灰撒进了江河大地。1月11日，灵车从北京医院开往八宝山，长安街两侧站满了人，从白发老人到几岁的孩子，很多人天没亮就等在路边。

那天的风很冷，有人后来回忆说，街上安静得只听得见灵车经过的声音。五十年过去了，当年站在长安街上的那些人，很多已经不在了，但那条街还在，那个国家还在。

会议开得并不顺利。朝鲜问题谈不拢，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从一开始就拒绝跟中国方面接触。有一次在休息室里，周恩来迎面遇上杜勒斯，他伸出手去，杜勒斯摇了摇头，把手背在身后，转身走开了。周恩来把手收回来，没有说什么。这件事后来传遍了会场，很多国家的代表看在眼里。

印度支那问题拖到了7月，会议濒临破裂。周恩来在日内瓦进行了密集的穿梭外交，跟苏联领导人谈，跟越南领导人谈，跟法国方面谈。他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把老挝和柬埔寨问题跟越南问题分开处理。

7月21日，会议通过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印度支那基本恢复了和平。会场之外，周恩来利用一切机会跟各国代表团接触，他请卓别林看中国电影，跟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谈了很久，艾登后来在回忆录里写到了这个人。

1955年4月，周恩来率团抵达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亚非会议。这是第一次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二十九个亚非国家的代表坐在一起。会议开幕之后，一些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批评共产主义，矛头指向中国。会场里的气氛很紧张。

轮到中国代表团发言的时候，周恩来没有念事先准备好的稿子。他让人把讲稿油印出来散发给各国代表，自己站起来，说了第一句话：“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接着又说了一句：“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

会场安静下来。他讲了十几分钟，没有反驳任何人，没有为共产主义辩护，说的是亚非国家之间的共同点，说的是殖民主义留下的痛苦和灾难，说的是大家应该互相了解和尊重。

他讲完之后，会上的紧张气氛松了下来。后来的会议达成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万隆会议结束之后，周恩来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分别跟两国总理发表了联合声明，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发生了强烈地震。第二天，周恩来从北京乘飞机赶到石家庄，当晚八点又登上南下的火车，在隆尧冯村车站下车之后换乘吉普车直奔县城。当时余震不断，有人劝他在石家庄休息一夜，第二天再去。他说了一句：“你们能去，为什么我就不能去？”

到了隆尧，他走进临时设在县委招待所的救灾指挥部。没有电，就在马灯底下听汇报。正说着话，一次强烈的余震来了，房屋摇动，门窗咯吱咯吱响，屋顶的尘土和白灰往下掉。屋里的人本能地站起来，有人已经从窗户跳了出去。周恩来坐在沙发上没有动，说了一句：“不要怕，这是余震，还是继续谈吧。”

3月10日下午，他又乘直升机到了隆尧白家寨村。飞机落在村北的打谷场上，两千多群众从四面八方赶过来。那天刮着六七级西北风，周恩来发现群众都是迎着风坐的，他马上喊了一声：“乡亲们，全体向后转！”

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转过身之后才明白，他让自己背着风，绕过去迎着风讲话。他站在一个木箱子上，对着两千多人说：“乡亲们，你们受苦了、受惊了、遭灾了，我来迟了。”

1961年5月，周恩来来到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搞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蹲点调研。他在伯延待了四天，开了七次座谈会，跟基层干部、社员代表、拖拉机站和农具修配厂的工人都谈了话。

第一天中午，社队领导安排他在一个地方吃饭，他没看到社员吃饭的真实情况。第二天，他改了做法，直接往社员家里走。每进一家，他总要到存粮的屋子里看一看，到灶间把锅盖揭开看一看。有一户人家的锅里煮的是树叶和红薯秧子，他看了很久，没有说话。

座谈会上，一个叫张二廷的社员说了实话，说食堂吃不饱，干部有私心。周恩来听完之后，没有批评他，反而在随后的大会上宣布了一条：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不愿意吃食堂的可以回家自己做。伯延的食堂很快就散了。这件事后来被拍成了电影，叫《周恩来的四个昼夜》。

1972年，周恩来查出患有膀胱癌。他没有停下工作。从1974年1月1日到6月1日住院前的五个月里，他除了去医院检查和治疗，总共抱病工作了139天。其中工作12到14小时的有9天，14到18小时的有74天，19到23小时的有38天，连续工作24小时的有5天。只有13天的工作量在12小时以内。那一年他七十六岁。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周恩来抱病出席会议，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里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说要“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是他最后一次作政府工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