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散曲家的市井生涯与创作风骨。
元大都的巷陌酒肆里，总有人抱着琵琶唱着新填的曲子，软语里裹着闺阁的愁怨，也藏着市井的锋芒。听客们打听得来了，便知道这又是“黑刘五”的新作——那个身长面黑、排行第五的散曲家刘庭信，早已成了大都城曲坛的一个传奇。
他出身山东益都的公卿世家，族兄刘廷翰官至南台御史，旁人都以为他会顺着家族的路子走仕途，搏个功名光耀门楣，可他偏生是个异类。从小见惯了官场上的迎来送往、虚与委蛇，他对那套乌纱帽的规矩半点提不起兴趣，反倒爱往市井里钻，勾栏瓦舍的戏文、酒肆茶坊的俚语、寻常巷陌的故事，都成了他眼里最鲜活的素材。《录鬼簿续编》里说他“风流蕴藉，超出伦辈，风晨月夕，惟以填词为事”，旁人笑他放着好好的官不做，偏要混在市井里做个“浪子”，他也不恼，揣着一兜笔墨，走到哪儿就把曲子写到哪儿。
那时的元曲刚从民间的“街市小令”里生长出来，带着鲜活的烟火气，不像诗词那样端着架子，正好合了刘庭信的性子。他写闺情最是动人，一支《醉太平·泥金小简》唱遍了大江南北的闺阁：“泥金小简，白玉连环，牵恨惹恨两三番。好光阴等闲。景阑珊绣帘风软杨花散，泪阑干绿窗雨洒梨花绽，锦斓斑香闺春老杏花残。奈薄情未还。”没有晦涩的典故，也没有堆砌的辞藻，就凭着三件旧信物、三句暮春残景，把思妇等着不归人的愁绪写得入木三分，连深闺里的小姐们都偷偷抄在帕子上，对着落花的时候哼上两句。世人说他写的尽是风花雪月，可只有那些被离情困住的女子知道，这个黑汉子是真的懂她们藏在心里的委屈。
可刘庭信的笔，从来不是只会写软语柔情。他见多了市井里的不平事，看惯了风月场里的虚情假意，笔下便多了几分犀利的锋芒。那首《塞鸿秋·悔悟》便是最好的例子：“苏卿写下金山恨，双生得个风流信。亚仙不是夫人分，元和终受十年困。冯魁到底村，双渐从来嫩，思量惟有王魁俊。”他把四个古代妓女的爱情故事串在一起，苏小卿被茶商拐卖，李亚仙助情郎赶考却换不来名分，反倒是那个负心汉王魁，倒成了世人眼里的“俊才”。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这是借着旧故事，骂的是元代社会美丑颠倒的世道——那些仗着钱财权势欺辱女子的人，那些虚伪薄情的读书人，那些把底层女子的真心踩在脚下的规矩，都被他一句反讽戳破了面皮。《太和正音谱》评他的作品“如摩云老鹘”，说的便是这股子藏在柔婉里的刚劲，看起来写的是儿女情长，骨子里藏着对世道的冷眼。
他也写过劝人向善的曲子，十五首《寨儿令·戒嫖荡》，把青楼里的虚情假意、嫖客的下场写得明明白白，用的全是市井里最直白的口语，什么“精屁眼打响铁”，什么“话儿搀”，都是老百姓听得懂的大白话。有人说他写得太俗，登不上大雅之堂，他反倒觉得好笑：曲子本来就是唱给普通人听的，若是写得人人都听不懂，那还有什么意思？他本来就不是为了那些士大夫写曲，他的听众是勾栏里的歌伎，是市井里的百姓，是那些能懂他曲里话的普通人。
他也不是没有过归隐的念头，《折桂令·隐居》里写的“竹林茅舍，鹭栖荷塘，夫妇对饮，主仆烹鱼”，是他心里最向往的日子。可他终究还是舍不下这热闹的市井，舍不下那些等着听他新曲的人。族兄好几次要举荐他做官，都被他笑着回绝了——他要是真穿了那身官服，坐在高堂上审案，哪里还能写出那些带着烟火气的曲子？
春日里送友人远行，他望着灞桥边的杨柳，提笔写下《一枝花·春日送别》：“杨柳风柔，海棠月淡，独自倚阑时，粉香融脸霞，翠霭侵衣袂。”旁人写送别总爱写离愁，他偏生把春日的景写得那样软，软到离别的愁绪都裹在风里，跟着柳絮飘得老远。他写曲子总爱用些巧思，叠词、对仗、互文，信手拈来，读起来朗朗上口，唱起来更是余韵悠长，难怪当时的歌伎都以能唱到他的新曲为荣。
他这一生没有做过官，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功业，留下的只有三十九首小令、七套散曲，不多，却每一首都带着鲜活的温度。那些闺阁里的愁、市井里的真、世道里的不平，都被他揉进了曲子里，成了元曲史上一道特别的风景。世人提起元曲，总先想起关汉卿的刚直、马致远的旷达、张养浩的忧民，可刘庭信的存在，才让元曲的世界多了几分市井的烟火气，多了几分普通女子的喜怒哀乐，多了几分从泥土里长出来的鲜活。
后来到了明初，天下改了朝代，刘庭信也老了。他还是爱往酒肆里钻，听见有人唱他当年写的曲子，便捋着胡子笑，也不说那是自己写的，只掏出几个铜板打赏给歌伎，转身就消失在巷子的尽头。有人说他卒于洪武初年，死的时候身边除了一叠散曲稿，什么都没有。
几百年后我们翻起《全元散曲》，看见那些写杨花、写梨花、写离情、写世道的句子，还能想起那个身长面黑的“黑刘五”，想起他混在市井里，拿着笔为普通人写心的日子。他没有做过高官，也没有青史留名的政绩，可他把元代市井的温度，把底层女子的心事，把那个时代的烟火气，都刻进了每一首曲子里，直到今天，读起来还像当年大都城巷陌里飘出来的琵琶声，软乎乎的，却又带着一股子直击人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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