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之前，我始终憎恶自己的身体 | 人间|一心|人间|父母|男孩|鲁豫

我把所有的失败归咎于它，把所有的不甘归咎于命运。我以为这是清醒，其实是另一种沉沦。

配图 | 《悲伤逆流成河》

自小我便知道自己和同龄人不一样。我肢体残疾四级，下肢不等长，走路时步伐总带着旁人一眼便能看穿的倾斜。在我的记忆里，同龄人好奇的打量和毫无遮拦的嘲笑，总是比成绩单上那点微薄的肯定，来得更早，也更响亮。

我没办法责怪他们，因为有些孩子起初只是单纯的好奇——为什么我与他们不一样，为什么我的双腿一长一短。但我也无法微笑着面对他们，因为那些脱口而出的字句，像钝器，一下一下，切切实实地砸在了我的皮肉上，留下了看不见的瘀青。

我曾问过妈妈，为什么我走路时会一瘸一拐。妈妈没有急着给我答案，只是弯下腰，轻轻摸了摸我的头发，说等你再长大一些，自然就会明白。

但我迟迟没有明白，从2001年到2026年，我像是被困在了一场延绵不绝的雨季里，整整二十五年，未曾放晴。

我最初能清晰地感知到那些异样的目光与话语，是在7岁时，自那以后，我便不再敢靠近人群。

放学路上，三三两两的小伙伴嬉闹着走过田间，电线杆上的麻雀被笑声惊起一茬又一茬。他们谈论着第二天老师要教的新课文，比较着父母给了多少零花钱，小小的世界里塞满了最简单透明的欢喜。而我，总是故意把脚步放得又慢又轻，生怕任何一点声响引来注意。

那些走走停停的小孩，也离我很远。我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心里默默祈愿，不要有人想起我来，不要让我成为他们谈话的中心。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长到像是另一个孤独的人，跟着我走回家。

我并不喜欢上学。课堂上，我像一个透明人，坐在教室靠墙的角落。别的孩子争先恐后地举手回答问题，声音响亮而笃定，而我从幼稚园到小学三年级上学期，都不曾主动起立过一次。

体育课更是我的噩梦，自由活动时，他们玩老鹰捉小鸡、捉迷藏，在操场上跑得满头大汗，笑得前仰后合。而我坐在离他们很远的一棵大树下，远远地观望，不敢靠近。偶尔有人玩累了，朝我这边走来，想坐在我身旁休息，我总在他们落座之前，悄悄起身离开。

我最盼望的时刻，是夜晚。我把自己藏进四四方方的小床里，盖上那床薄薄旧旧的棉被，它的边角已经磨损，却是我唯一能寻到的安全感所在。在那一方小小的黑暗里，我暂时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自己走路的样子，忘记了白天里那些带着刺的玩笑与目光。

我曾天真地以为，长大一些，孩子们会变得宽容。可事实是，成长并没有让他们变得更加温柔，反而让某些话语变得更加锋利。

放学路上，那些曾经只是好奇的目光，渐渐化作了更为赤裸的恶意。瘸子、上辈子肯定做了什么缺德事……这些字眼夹在嘲笑声中，像一根根细针，毫无预兆地朝我刺来。尤其是那些年纪相仿的男孩，他们的目光直白，毫不遮掩地在我腿上来回扫视，仿佛我是一件破损的物品，值得被反复打量和点评。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邻村的男孩。一天中午放学后，他特意穿过长长的队伍，径直走到我面前，脸上带着一种不怀好意的笑，靠近我，直截了当地问：“你是不是得了小儿麻痹症？”那句话像一记闷锤，把我敲得手足无措。我张了张嘴，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我的沉默在他眼中成了猜中后的心虚，他立刻跳开，后退了两步，故意提高音量提醒我身后的同学们，说小儿麻痹症是会传染的，要小心别靠太近。

我想解释，想说不是的，但看着周围那些不明真相的同学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我所有的解释都堵在了喉咙里。最后我什么都没说，只是用尽了全身力气，一瘸一拐地跑回了家。

回到家中，我连书包都没放下，就高声质问妈妈，我到底是不是他们口中说的小儿麻痹。

妈妈看着我涨红的脸和含泪的眼睛，坚定地摇了摇头，她没有多问，但眼神里已然明白了什么。

吃过饭后，妈妈带着我去了学校，找到了那个男孩的班主任。

办公室里，那个男孩见到妈妈，脸上闪过一丝慌乱，连声否认自己说过那些话。班主任没有立刻表态，而是叫来了当时在场的几个同学，询问事情经过。几个孩子站在一起，有人摇了摇头说没注意听，有人沉默不语。

迫于妈妈在场，班主任让那个男孩向我道了歉。一句勉为其难的“对不起”，轻飘飘地落在空气中，并没有让我积攒的委屈得到任何的释放。

这是我第一次站出来为自己讨一个公道，却换来一个轻拿轻放的结局。从此以后，我即使听到再难听的话，也没有再找过父母和老师，我任由那些话像一根又一根细刺，扎进皮肉。

让我不敢再争取的，除了讨不到的公道，还有恐惧。

我亲眼看见了一场暴力，说是斗殴，其实是赤裸裸的霸凌。几个高年级的男孩把一个瘦弱的同学围在角落，伸手向他索要保护费，他们时不时推搡他一下，甚至踢上几脚。

我认识那几个施暴者的父母，他们与被欺负的男孩家甚至算是关系不错。男孩一路哭着回家，而那些霸凌者在他身后嬉笑，临分开时还不忘威胁，要是敢告诉家长，后果自负。过了几天，同样的场景再次上演。

我在人群中，看到曾经嘲笑过我瘸子的面孔。那一刻，我不仅愤怒，更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我不敢告诉父母了，怕那拳头有一天也会落到我身上，正如被霸凌的孩子不敢声张，怕招来更大的报复。

从那以后，我极度害怕上学。我开始频繁装病，父母以为我真的病了，带我四处看医生，中医把脉，西医挂水。看着他们出钱出力，为着一个虚假的谎言奔波，我愧疚得无以复加。

我陷在一种巨大的矛盾里：不想上学，也不想再撒谎。我整个人像是被卡在裂缝中，进退不得，日夜煎熬。夜里我常常躲在被子里无声地哭泣，哭自己为什么不是一个正常人，哭自己为什么是别人眼中的异类，哭自己无能，在告诉父母与隐瞒之间，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我甚至哭自己如果一辈子都是这样，该如何是好。我对自己进行了一场凌迟，我把自己困在心里筑起的围墙里，透不过气来。

那段时间里，我曾认真想过自杀。我站在村口的坝塘边，看着深绿色的水面，想象自己一步步朝里走去，水会没过口鼻……我突然回想起自己喝水不慎呛进鼻腔，咳得撕心裂肺的回忆，我本能地退缩了，怕自己白受一场罪。

我又看向放在高处的除草农药，却想起妈妈曾说过，邻村一个婶子因一时想不开喝农药自尽，断气时手上的皮肉被自己生生扯烂了。我想象那个画面，身体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

最终，我安慰自己说，再长大一点吧，等我不再害怕了再说。

现在回头去看，正是那份懦弱与胆怯，救了我一命。它让我得以在往后的日子里，看见太阳东升西落，云卷云舒。

我对自我的凌迟和自杀的极端念头，终结于一个平平无奇却刻骨铭心的傍晚。

2011年夏天，我跟父亲在坝埂边赶鸭子回家，那个常喊我“瘸子”的男孩又一次开了口。

父亲听到了。他顾不上四散的鸭子，箭步上前，一把扯住男孩的衣领，作势往坝埂边按，要把他推进河里。男孩拼命挣扎，但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怎能敌过常年劳作的父亲——当然，只是吓唬。父亲捏住他的后脖颈，喊我跟上，一直走到男孩家门口，将他往地上一推。

后来父亲说了什么，我已记不真切，只记得那天他牵着我往回走，那是我记忆中我们为数不多的牵手，他的手掌干燥而温暖。

回到家里，爸爸看着我，认真地问，类似的话是不是听到了很多次。我迟疑了片刻，然后点了点头。爷爷听到后，连水烟也不抽了，饭也顾不上吃，放下烟杆便径直往那男孩家里走去。

于是，男孩的母亲带着他上门道歉。我知道那声道歉未必出自真心，但看到他妈妈手里的竹棍不时落在他身上，我觉得很痛快。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围坐在灯下，他们说，以后要是有人再欺负我，一定要及时告诉家里人。他们虽然是农民，没什么本事，但他们是我的家人，不必左右顾虑。只要我受了委屈，他们总会为我讨一个公道。

那些话语落在我的耳朵里，像是一双手，把我积攒了那么多年的委屈与怨气，一点一点地抚平。

或许是爸爸那天的震慑力太过直观，在那之后，那群男孩再也没有当着我的面嘲笑过我，遇见时也只是冷眼绕道走开。我不再像从前那样畏畏缩缩，放学时不再刻意走到队伍最后，体育课和手工课上也开始试着参与其中。

我开始慢慢意识到，原来他们也不过是欺软怕硬的人罢了，没有什么可畏惧的。我更暗暗在心里憋着一口气，你骂我“瘸子”，我要你比“瘸子”还不如。

从那以后，我开始努力学习。

我承认，我的努力并不纯粹，其中掺杂着虚荣心。当同学们放学后在马路边跳皮筋、踢毽子时，我在家里提前背课文，缠着爸爸教我做新的数学题。课堂上得到老师的表扬，下课后同学们过来道贺，我总是一脸谦虚地摆手，说“只是想多学一点点”。

可最终，努力以最质朴的结果回馈和滋养了我，在我的心底深处，那种被肯定的感觉像久旱后的雨，一点一滴渗进干裂的土地里。期中考、期末考，我一次一次站上讲台领奖。家长会上，父母作为优秀学生的家长被表扬。

村邻们茶余饭后谈论起我时，口吻从“那谁家的小姑娘可惜了”，慢慢变成了“那小姑娘又拿第一了”。我看着家里的墙上贴满了奖状，听着那些或真心或客套的夸赞，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我与别人并无不同。

六年级那年，外婆告诉我，其实我的腿伤并非先天。

我是2001年大年初一在乡镇卫生院出生的。我出生后，啼哭不止，落在父母耳中，嘹亮的哭声是我有劲、身体扎实的证明。

出生第三天，外婆察觉出我的腿部异常，父母随即带我去看医生。接诊医生看过之后，说我是“先天畸形”，没有做任何处理，父母只好回了家。但父母始终觉得事情不对劲，我的两腿不等长，相差10cm，若是先天问题，为何接生的医护人员从未提及？一个多月后，他们又带我去大医院检查，结果是左下肢股骨骨折。

父母拿着检查结果，逐一询问我出生后经手的医护人员，最终得知是负责接生的护士操作失误，致使我的腿部在出生时受伤。而那位护士因害怕承担责任，刻意隐瞒了此事。而这时，已是我出生两个月后了。

之后的一年里，父母带着我辗转各大医院，拿着检查结果忙着取证、打官司，最后因证据不足，终究输了官司。至于我的腿，因为发现骨折的时间过晚，部分骨痂已经生长，错过了最佳的挽救时间，落下终身残疾。

我没有见过那位护士的脸，只听说她后来卖掉了村子里的老房子，举家迁去了省外，甚至有人说她出了国。但我无数次地怨恨她，那场失误，像一株顽固的野草，在我的身体和记忆里扎了根，烧不尽，春又生。

我常常会想，她有没有在某一个片刻，想起过老家那个被她改变了一生命运的孩子？有没有想起过，那个家庭为了这个孩子四处奔走，背负了多少经济上与精神上的重担？

也许有过吧，但在她第一次亲口承认、法庭上又矢口否认之后，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那段时间，我的妈妈整日以泪洗面，愧疚与恐惧交替折磨着她。她愧疚自己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异常，导致我错过了最佳的治疗窗口；她害怕我此生再也无法正常行走，要终生与轮椅为伴。

外婆告诉我这些时，我半开玩笑地问妈妈：“要是我真的不能走了该怎么办？”我脑海里已经预演了妈妈扑上来拧我耳朵的画面，甚至做好了溜走的准备。

不料妈妈脱口而出：“那就养你一辈子，直到我与你爸都不在了。”

女人到底是感性的动物，那句话落下来时，在场的三个人都红了眼眶。

说实话，我也怨过父母。怨他们把我带到这个世界，却因为疏忽，让我从小活在那些闲言碎语里，活在自卑与敏感之中。

可是，当我翻看那一沓厚厚的检测报告时，当我看到妈妈说腿疼时悄悄背过身去擦眼泪的背影时，当我听说当年家贫、父母四处借钱也要带我求医时，我忽然发现自己怨不起来了。

他们是我的父母，我的残疾不是他们的本意。而我那些隐秘的怨恨，却透过我的冷言冷语和回避，也在无声地伤害着他们。

我第一次理解了一个词，叫作“认命”。

小学与初中的日子，在掌声与羡慕中渐渐落幕。因为身体原因，我与市里最好的高中失之交臂，但我仍旧确信，不管到哪个学校，成绩不会辜负任何一个认真学习的人。

可高中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不再是那个名列前茅的好学生，新一轮的挫败又如潮水般涌来。

刚分班时，我选了文科，父母亲朋知道后，轮番给我做心理工作，在他们不多的认知里，理科意味着更好的工作和未来。我本就不坚定的心因此开始摇摆，最终在我得知如果想学医学只能选理科时，我彻底说服了自己，踏入了命运的圈套。

那时我想，我只要把时间多放在理科科目上，总会学好的。可理科是我的死穴，知识点越来越晦涩，像一只装了湿棉被的背包，沉沉地压在我的背上。

别人在课堂上听一遍便理解透彻、举一反三的知识点，我不但在课上反应不过来，在课后花双倍的时间好不容易琢磨明白，等到题型换一层包装，我又陷入了茫然。我开始恐惧理科课程，一恐惧，便陷入了一个无解的循环——越不会，越不敢碰；越不敢碰，不会的就越多。

每次大小考试，成绩都会公布。成绩单和排名贴在班级走廊最右边的展示墙上。

虽然早有预料，但当我看到自己的排名落在中下游，听到班主任说“要多少分才能上本科”时，我还是没忍住，哭湿了枕头。我觉得自己像是在一片浓雾中行走，不知前路。

此外，女孩们已进入了爱美的年纪，平日里穿着宽大的校服还看不出分别，可一到周末，她们百花齐放，化上淡妆，换上漂亮的裙子，约上朋友逛街看电影，在忙碌的学业缝隙里寻找属于少女的明亮。

我的自卑又一次悄悄探出头来。面对她们的邀约，我能躲就躲，能避就避。我一遍遍告诉自己不必在意别人的目光，可始终没办法完全说服自己。残缺是事实，不会因为心态调整便消失不见。丑小鸭之所以能变成天鹅，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天鹅；而我再如何伪装，也无法掩盖身体的差异。

高考结束后，父母心中的一块大石总算放下了一半。

接着，他们开始替我张罗志愿填报。在父母眼中，我应该成为一名教师：待遇稳定，假期多，面对的都是孩子，同事也多是知识分子，相处起来相对简单。

可我恰恰不喜欢教师这个职业。当我想象自己站在讲台上，就开始窒息，脑海中不受控制地涌现出人群对我的指指点点，我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被人打量、奚落、嘲笑。

父母很意外我的抗拒。我初一时，他们便时常在亲友面前设想我将来会成为一名老师，亲友也总是附和，说以我的成绩和聪明程度，考一所好的师范学校绰绰有余。我从未反驳，只是觉得离高考还早，不必过早争执。而他们把我的沉默当成了认同。

我提出想学医，爸爸极力反对。他把事先筛选好的学校扔在我面前，让我挑选，并扬言：“要么读师范，要么就辍学。”我也不肯退让，拍着桌子跟他争执。爸爸被气得说不出话，我们陷入了冷战。

那段时间，爸爸把烟当饭抽。妈妈则苦口婆心地劝我，希望我放弃医学，选择师范。我与父母各执己见，互不退让。

父母不懂，为何他们一心为了我好，我却不领情；我不理解，为何我的人生，关键时刻要被父母左右。

亲友纷纷打来电话劝说。有人劝父母尊重我的选择，毕竟后果由我自己承担；也有人劝我体谅父母，说他们总不会害我。最终，父母在几番挣扎后选择尊重我的决定，陪我一起挑选学校。后来，我如愿进入了医学院校。

医学院充斥着背不完、学不完的专业知识，与我想象中自由轻松的大学生活大相径庭。理论晦涩难懂，病症复杂多样，常常让我们心力交瘁。但好在，我不仅热爱这个专业，也遇到了许多真挚友好的同学。

读书提升的不只是学历，还有人的认知与心境。一次实操课上，我们需要练习动物实验相关操作。老师买了许多兔子，让我们自己去抓。等我和搭档过去时，只剩下几只了。我看着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一只，随口说：“它好像我。”朋友微微瞪大眼睛，好奇我为什么这么说。我向她简要讲明，因为我身体原因，从小形单影只，她听完，点点头没有说话。

实操课结束，回到寝室。她见我并不介意，又继续追问缘由。这一次，我将一切全盘托出。

我讲着讲着，寝室里渐渐安静下来。耍手机的、练习跳舞的、吃零食的，都停下了手里的动作，静静听我讲述。她们的眸光清澈，没有猎奇，也没有怜悯。看着她们，我不知为何突然哽住了，一时不知如何往下说。

她们没有追问，只是一起骂了那个逃避责任的护士。骂完，又转过头来，七嘴八舌地安慰我。

有一个年纪比我小的女孩子，拿出手机搜索后告诉我：“你有没有听过列夫·托尔斯泰一句话？每个人都有缺陷，就像被上帝咬过的苹果。有的人缺陷比较大，正是因为上帝特别喜欢他的芬芳。”

这句话后来被我写在每一本书的第一页，最显眼的地方。我会永远记得，有一个女孩子，她的一双眼睛亮晶晶的，曾这样安慰过我。

我曾以为，自己会坚定地选择热爱的医学行业。可去医院实习后，我的想法却开始动摇了。

其一，听多了病人的遭遇后，我变得多愁善感，看待事情时常带上悲观色彩，而这种悲观也在影响身边的人。其二，在医院难免要上夜班。跟着带教老师值了一段时间夜班后，我的身体开始发出警报，激素代谢出现紊乱。我意识到，我可能并不适合长期夜班和高压的临床工作。

因为害怕争吵，我开始瞒着父母留意与专业相关、但不需要上夜班的工作。不曾想，他们知道后，并未激烈反对，只是语重心长地告诉我，我做出的选择，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就行。而当年他们激烈反对我学医，也只是听闻时有医闹发生，害怕我会被波及。

最终，我进入一家第三方检测公司当样品检测员，开始了朝九晚五、周休一天的两点一线生活，偶尔也要为柴米油盐发愁。

我不再那么爱钻牛角尖，我开始能平静地面对别人的打量，但偶尔，我仍会看着街上打扮靓丽的女孩子失神，看着情侣成双成对，幻想自己的另一半是什么样子。

我已经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但我仍然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我始终在为身体的“残疾”不甘和自卑。这种自卑，如同附骨之疽，已深入我的骨髓，我甚至觉得我一生都将无法摆脱它。

真正决定性的改变，没有我想象中刮骨疗伤的痛彻心扉，反而只是一个极其平静的时刻。

2026年6月，一个不眠的深夜里，我刷到了鲁豫与蔡磊两位老师的访谈视频。屏幕里的蔡磊老师，手指已不太听使唤，他借助辅助设备缓慢而郑重地敲字。鲁豫问他“有没有害怕的时候”，他笑了一下，说：“与其在原地等待，不如站起来战斗。”他的语气很平静，平静到让我几乎忘记他正在面对的是什么。

那我呢？我的四肢尚且灵活，却被自己困了二十五年。

看完采访我关掉手机，在黑暗中坐了很久。我突然意识到，我没有真正地战斗过，我的每一天，都在“躲藏”。

我始终在嫌弃我的身体，我一直在用“残疾”这两个字否定它存在的全部意义。我把所有的失败归咎于它，把所有的不甘归咎于命运。我以为这是清醒，其实是另一种沉沦。那些童年里嘲笑我的人，早就不在我的生命里了，是我一直在替他们嘲笑自己。

蔡磊让我看见，人在绝境里最可怕的不是身体的枯萎，是精神上先投降。而觉醒，就是发现自己随时可以换一种选择。

从那天起，我下班后开始听新闻，了解时事政治，听播客，看书，还生出了报考雅思的心思。

我的世界开始拓宽，我的内在开始长出力量，既然向外求，求而不得，那我便向内求，生生不息。我列了一份长长的人生体验清单，计划花很多年来完成。其中一些事情很小，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坐长途火车，一个人看电影……但对我来说，依旧是成长的路标。其中也有我一直以来的执念，我期盼自己攒够钱做股骨延长术，期盼手术能缓解骨骼代偿带来的腰酸背痛，能让我更加自信。

我依然会自卑，但自卑已不再是捆绑我的锁链，而成了让我听懂他人痛苦的共鸣器。我尝试着将我的敏感和脆弱变成养分，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尽可能爱自己。

如今，我承认自己渺小，却不在渺小中萎缩，承认自己能力有限，但绝不在有限中躺平。我不需要变得完美，我只需要变得完整——我接受自己并非白玉无瑕，但我所有的裂痕，都将用来盛装更多的风、更多的光、更多的可能性。

我用了25年，终于不再与自己为敌了。

编辑丨Terra 实习丨赵雅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