搪瓷缸从我手里滑下去,哐当一声砸在水泥地上。

茶水溅了我一裤腿,我没顾上擦。

营区大门口,老首长程学仁站得笔直,右手啪地举到帽檐。

他在给我媳妇敬礼。

我媳妇徐语兰拎着蓝布包袱,低头咬着嘴唇,眼圈一点点泛红。

哨兵傻了。

我也傻了。

这个跟我睡一个炕三年的聋哑女人,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利索,凭什么让军区副司令敬礼?

老首长嘴唇哆嗦着喊出一个名字。

我腿一软,脑子里嗡嗡响。

她到底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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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一九八零年冬天,我探亲回了家。

母亲蔡桂兰站在灶台前,一边往灶膛里添柴一边念叨,说我二十六了,再不说媳妇,全村人该戳脊梁骨。

我在部队刚提了排长,手底下管着三十来号人,可回到家,照样得听母亲的。

那天下午,隔壁村的赵婶领了个姑娘来。

姑娘叫徐语兰,二十四岁,个子不高,脸圆圆的,眼睛黑亮,见了人就低头笑。

她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棉袄,袖口磨出了毛边,可干干净净。

赵婶说,姑娘聋哑,爹死得早,跟娘过活,能干活,脾气好。

母亲脸上的笑当时就僵住了。

等赵婶她们一走,母亲把擀面杖往案板上一拍:“聋哑?你让我怎么跟亲戚说?你一个排长,娶个哑巴?”我蹲在门槛上抽烟,没吭声。

说心里话,我也不乐意。

那时候年轻,要面子,总觉得媳妇得能说会道,带出去有光。

第二天,赵婶说姑娘在河边洗衣裳。

我鬼使神差地去了。

河边围着一群半大孩子,衣裳破的破、烂的烂。

徐语兰蹲在最中间,正给一个男孩补袖子。

针脚细得跟蚂蚁爬似的,一针一线,扎得极稳。

那男孩不老实,扭来扭去,她就用手按住他肩膀,抬头冲他笑。

那笑,就跟冬天的日头似的,不刺眼,可暖到人心里。

我在岸上站了半晌。

她抬头看见我,愣了一下,随即低下头,耳朵根红了。

后来她洗完衣裳,我跟着她往她家走。

一路上她比划着,意思大概是问我,是不是嫌弃她。

我摇摇头。

她又比划,说她会做饭、会缝衣裳、会喂猪。

我看着她认真的样子,心里那点别扭,不知怎么就松了。

我跟母亲说,我要娶。

母亲骂我鬼迷心窍。

我闷头收拾院子,一声不吭。

母亲骂了三天,到底还是托赵婶去说媒。

腊月里,我用一辆板车把徐语兰拉回了家。

她的嫁妆就一个蓝布包袱,里头两身衣裳,一双千层底布鞋,还有个小木匣子,锁着,她比划说里头是娘给她的念想。

婚后的日子,平淡得像白开水。

她天不亮就起来烧火做饭,把院子扫得一根草刺都没有。

母亲起初横挑鼻子竖挑眼,她也不恼,端洗脚水、捶背、拆洗被褥,样样做得妥帖。

有一回母亲夜里咳嗽,她听见了,披着衣裳起来熬姜汤,端到炕头。

母亲没接,她就跪在炕沿边上举着碗,一直举到母亲心软。

可她有几个习惯,我怎么都琢磨不透。

纳鞋底的时候,她总用左手,右手揣在兜里。

我问她,她比划说左手有劲。

可我看她纳出来的鞋底,针脚歪歪扭扭,跟她在河边补衣裳的手艺差远了。

有一回她左手扎出血,我要给她换右手,她猛地把手抽回去,脸都白了。

她还认字。

有天我看见她拿根树枝在地上写,字迹虽歪,但笔顺没错。

我问她谁教的,她比划说是跟村里小学的窗户学的。

我半信半疑。

更怪的是,她从不照相。

结婚那天,我说去公社照张合影,她死活不肯,急得直掉眼泪。

我哄了半天,她才比划说,照相疼。

这算什么理由?

过完年,我要回营区。

头天晚上,她坐在油灯下给我赶鞋底。

我半夜醒来,她还在纳,油灯芯拨得小小的,怕费油。

我拉她上炕,她摇摇头,指指鞋底,又指指我的脚。

我脚上那双旧鞋,底子磨得只剩一层布。

她纳着纳着,左手又扎了一下,她把手指含在嘴里,冲我笑了笑,接着纳。

我翻身装睡,心里堵得慌。

02

回到营区,日子又紧起来。

训练、拉练、政治学习,一天下来骨头散架。

可每月五号,准能收到徐语兰的信。

说是信,其实是找村里会计代写的,就几行字:家里都好,娘身体好,鸡下了蛋,给你攒着。

字迹歪歪扭扭,会计说,你媳妇非得自己写,写废了半本信纸。

我回信,让她别写了,托人捎个口信就行。

她没听,照写不误。

有一回信封里夹了片干树叶,会计说,你媳妇让夹的,说你看不见家里,给你捎片树叶看看。

我捏着那片树叶,半天说不出话。

母亲来信,说儿媳天天去村口等邮差,风雨不误。

有回下雨,她淋得透湿,回来就发烧,也不肯去卫生队,硬扛了两天。

母亲信里说:“你这个媳妇,轴得很。”我看完信,心里又酸又气。

酸的是她惦记我,气的是她不知道心疼自己。

连里有个战友,叫韩玥婷,跟我一个排的,后来调走了。

有一回他回来办事,晚上住我宿舍。

半夜他说梦话,喊“玥婷,快跑”。

我醒了,推他,他翻个身又睡了。

第二天我问他,他说没印象。

我也没当回事。

可后来我发现,徐语兰夜里也说梦话。

她说不成句,就喊两个字:“玥婷。”声音极轻,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

我头一回听见,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可后来又听见两回。

我心里犯嘀咕,玥婷是谁?

她一个农村哑巴姑娘,怎么会知道这个名字?

我问她,她别过脸去,比划说不知道。

那段时间我心里跟猫抓似的,可又没处问。

夏天的时候,连长赵俊迈找我,说部队有规定,家属来队要提前报备,你媳妇要来,得走手续。

我说她不来,家里走不开。

赵俊迈拍拍我肩膀,说你也别老瞒着,你媳妇的事,迟早得让组织知道。

我心里咯噔一下。

其实我瞒了一件事。

结婚的时候,徐语兰的娘徐秀芹跟我说,闺女命苦,别跟外人提她爹的事。

我问她爹是谁,老太太摆摆手,说死了,别问了。

我填结婚申请的时候,岳父一栏写的是“病故”。

可后来我翻她那个小木匣子,看见里头有张旧照片,一个穿军装的男人,年轻,浓眉大眼,跟徐语兰眉眼像得很。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我认不全,只认出“刘福生”三个字。

我问她,她一把夺过去,锁进匣子,再没拿出来过。

我写信给母亲,说让她别来了。

信寄出去,心里又后悔。

果然,徐语兰没回信。

以前她每信必回,这回一个字都没写。

我慌了,又写了一封,说你要来就来吧。

还是没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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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秋天,我训练时从障碍墙上摔下来,小腿骨折,住进了卫生队。

军医周永健给我接骨,疼得我龇牙咧嘴。

正疼着,门帘一掀,徐语兰进来了。

她背着个大包袱,满头汗,头发贴在脸上。

看见我腿上的夹板,她嘴唇抖了抖,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

周永健给她搬了个凳子,让她坐。

她坐下,眼睛就没离开过我的腿。

周永健问她话,她听不见,就看着人家嘴动。

周永健觉得奇怪,跟我说,你媳妇不像天生聋哑。

我问他怎么看出来的。

他说,聋哑人看人说话,是看口型,不是看嘴动。

她一直在看你嘴动,说明她习惯听声音,后来才聋的。

我心里一震。

周永健又说,你问问她,小时候发过烧没有。

我比划着问徐语兰,她愣了一下,点点头,比划说五岁发烧,烧完就听不见了。

周永健没再说什么,可他那眼神,我瞧得出来,他没信。

徐语兰在卫生队待了三天。

她给我喂饭、擦脸、端屎端尿,一点不嫌脏。

晚上就趴在我床边睡,我让她去家属房,她摇头,比划说怕我夜里疼。

第四天,我要出院回连队,她也要回去。

临走前,她比划着说,想去营区看看。

我犹豫了一下,点了头。

她走那天,周永健叫住我,压低声音说:“小马,你媳妇的声带没问题,失语是后天的。而且她那个左手,受过伤,肌腱断过,接得不好。你心里有个数。”我点点头,没说话。

可这话像根刺,扎在我心里。

回到连队,我给母亲写信,问徐语兰小时候的事。

母亲回信说,她问过赵婶,赵婶说徐语兰是逃荒来的,娘俩在村里落户的时候,她就不说话。

五岁发烧的事,没人知道真假。

母亲信末添了一句:“这个媳妇来路不明,你要留个心眼。”

我把信揉成一团,塞进兜里。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来路不明。

这四个字压得我喘不过气。

可我想起她蹲在河边给孩子补衣裳的样子,想起她半夜给我纳鞋底扎破的手指,又觉得自己混账。

她是我媳妇,我不信她信谁?

04

转年春天,徐语兰又来了。

这回她没提前说,直接到了营区大门口。

哨兵拦住她,问她找谁。

她不会说话,急得满脸通红,蹲在地上用树枝写字。

哨兵不认识几个字,看不懂。

正僵着,我接到通知跑出来。

到门口一看,围了一堆人。

徐语兰蹲在地上,树枝还在手里攥着,地上歪歪扭扭写着我的名字和部队番号。

旁边几个战士在笑,说排长媳妇是个哑巴,写个字跟画符似的。

我脸腾地红了,冲过去一把拽起她,吼了句:“谁让你来的!”

她被我吼懵了,怔怔地看着我。

我把她拽回宿舍,一路上没说话。

到了屋里,她把背上的包袱解下来,里头是给我做的棉袄、棉裤,还有一罐子咸菜。

她比划着说,天冷了,怕你冻着。

我坐在床边,看着她一层一层打开包袱皮,心里又愧又烦。

那天晚上,我让她睡里屋,我睡外屋。

半夜我听见她翻身,翻来覆去的。

我装睡,没理。

第二天一早,她起来把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连窗台上的灰都擦了。

临走前,她站在门口看了我一会儿,比划着说,我走了。

我嗯了一声,没送。

她走后第三天,赵俊迈找我喝酒。

两杯下肚,他拍着桌子说:“马翰飞,你媳妇来一趟不容易,你甩脸子给谁看?”我说我没甩脸子。

他说:“你当我瞎?你媳妇在门口蹲着写字,几个兵笑她,你不护着,还吼她。你娶她的时候不知道她哑巴?”

我闷头喝酒。

赵俊迈又说:“你媳妇临走那天,在大门口站了半个钟头,哨兵问她等谁,她比划说等你。你没来。”我放下酒杯,心里像被人攥了一把。

过了两天,我收到母亲的信。

信里说,徐语兰回去后,在屋里躺了两天没起来。

母亲问她怎么了,她比划说累。

母亲信里骂我:“你媳妇来一趟,回来就病,你对她做了什么?”我把信折好,没回。

那段时间,我心里乱得很。

一边觉得对不起她,一边又想起周永健的话,想起那个木匣子里的照片,想起她夜里喊“玥婷”。

这些事搅在一起,我跟她写信也少了。

她照旧每月来信,可字越来越少,最后就剩一句:家里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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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一九八二年秋天,徐语兰又来了。

这回她没去大门口,托人捎信到连部,说在营区外头的杨树林等我。

我请了假出去,看见她站在一棵大杨树下,手里拎着那个蓝布包袱。

她瘦了一圈,颧骨都出来了,可看见我还是笑。

我走过去,她把包袱递给我,比划说,里头是棉衣,还有一双新鞋。

我接过来,说了句,回去吧。

她没动,比划着说,想去营区里头看看。

我皱了皱眉,上回的事还堵在心里,可看她那眼神,又狠不下心。

我说,那你跟在我后头,别乱跑。

我带她从侧门进了营区。

正是下午操课时间,路上人不多。

她跟在我身后,脚步很轻。

走到营区主干道的时候,迎面来了一辆吉普车。

我认得那车牌,是军区首长的车。

我拉着徐语兰往路边让。

车停了。

后座门打开,下来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军人。

程学仁,军区副司令,我远远见过两回。

他下车,本来是往办公楼走的,可走了两步,脚步骤然停住。

他看着我身后的徐语兰。

徐语兰也看着他。

我从来没见她那样看过人。

她整个人僵住了,手里的包袱带攥得死紧,指头关节发白。

她的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眼圈却一点点红了。

程学仁盯着她看了足足有十秒钟。

然后,他啪地立正,右手举到帽檐,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我手里的搪瓷缸掉在地上,哐当一声。

周围路过的几个战友全愣住了。哨兵傻了。我也傻了。程学仁嘴唇哆嗦着,喊出一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