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8年，陕西总督岳钟琪衙门里，一封来自湖南的书信改变了三个人的命运。写信的人是秀才曾静，送信的人是弟子张熙，而收信的岳钟琪，正是雍正朝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信中没有请安，也没有试探，只有一番劝他举兵反清的说辞。
张熙为何找上岳钟琪？理由并不复杂。岳钟琪出身将门，是岳飞后裔，长期统领西北军务，在反清思想浓厚的曾静看来，这样的人既有兵权，又有“民族大义”的象征意义。曾静相信，只要岳钟琪愿意响应，湖南、四川等地或许能够一呼百应。
这个判断，多少带着书生式的想当然。曾静出生于1679年，湖南永兴人，号蒲潭先生。他没有真正的军事实力，也没有能够联络各地的组织，只是熟读理学文章，受到吕留良“夷夏之防”等思想影响，对清朝抱有强烈排斥。
更关键的是，他对雍正继位前后的宫廷变化，主要依赖传闻拼接判断。康熙帝于1722年11月去世，胤禛继位，是为雍正帝。关于康熙遗诏是否被改动，民间长期流传“十四改为于四”的说法，但现有史料并不能证明有一场如此简单的篡改。
然而，疑云一旦进入民间，往往比档案传播得更快。雍正即位后，对允禩、允禟等兄弟展开清理，至1730年，允禩、允禟先后死去。朝廷称其罪状累累，民间却把这些事件理解为皇帝排除异己。曾静听到相关传闻后，便把雍正塑造成弑父、逼母、害弟的暴君。
有意思的是，曾静并非突然产生反抗念头。湖南本就保留着不少明末遗民的思想余波，吕留良著作又在士人之间流传。曾静参加科举、阅读文章时，将书本里的华夷观念与现实政治强行对应，最终认为清朝气数将尽，自己只需找到一位领兵者，便能撬动天下大势。
张熙抵达岳钟琪军门后，事情很快败露。岳钟琪没有接受劝说，而是将他控制起来，并向朝廷报告。至于审问过程，后世记载颇多，细节并不完全一致，不能把所有传闻都当作确凿事实。可以确定的是，张熙起初没有立即供出曾静。
岳钟琪面对的并不只是一个普通刺客。张熙若死于审讯，幕后之人可能永远无法查清；若放任不管，又可能引发更大麻烦。于是，他采取了诱导方式，试图从张熙口中套出实情。据记载，岳钟琪曾以自己出身岳飞后裔相示，谈论所谓忠义，希望取得张熙信任。
“若真为大义而来，为何不肯说出主使？”
张熙一度坚持自己独自行动。经过反复周旋，他才承认信件出自曾静之手。岳钟琪随即派人缉拿曾静，并把详细情况上奏雍正帝。对于朝廷而言，这起案件突然从地方密谋，变成了检验皇权合法性的政治案件。
曾静、张熙被押往北京后，雍正亲自审问，并让人整理问答内容，编成《大义觉迷录》。书中逐条驳斥曾静对清朝、皇室以及雍正本人的指责，尤其着力说明自己继承皇位并非篡夺。
这正是案件最耐人寻味的地方。按清代法律，策动反叛本应处以重刑，可雍正没有杀曾静、张熙，反而让曾静出面宣讲《大义觉迷录》。从政治角度看，这并不等于宽厚，而是把两个案犯变成了替皇帝辩白的证人。
雍正需要的不是一次普通定罪，而是一场公开的解释。他要向臣民说明康熙为何传位于自己，也要说明处置兄弟是整顿宗室、维护朝纲，而非单纯的夺权杀戮。曾静活着，案件才能持续发挥作用；若立即处死，反而可能给“杀人灭口”的猜测留下口实。
与此同时，朝廷对吕留良的处理却十分严厉。吕留良虽已去世，仍被开棺戮尸，其家属受到流放，相关文字也遭到清查。一个人被宽免，另一个已死之人却被追究，表面矛盾，实则说明雍正区分了两种用途：曾静适合用来辩解，吕留良则被当成思想源头加以惩戒。
雍正帝于1735年去世，乾隆帝即位后，政治风向很快改变。1738年，曾静、张熙被处死，《大义觉迷录》也被下令毁禁。父亲留下的宽免承诺，在新皇帝手中失去效力，这个结局本身，也让后人更加怀疑：雍正当年不杀二人，究竟是宽宥，还是一次服务于帝位合法性的权宜安排。
“遗诏究竟写了什么”，史料至今没有给出足以消除所有疑问的答案；但曾静案留下的事实很清楚：雍正没有让争议停留在宫廷内部，而是把它编成书、带到地方、交给众人评说。那两名湖南士人因此暂时活了下来，也因此成为一场皇权自证中最特殊的两枚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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