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脊背发凉的《NAZA》
引发震荡的纪录片《NAZA》已在英美等国上映，11月末会在《卫报》官网免费公映。《卫报》近日发表了学者奥默·巴尔托夫（Omer Bartov）的评论文章，巴尔托夫是布朗大学大屠杀与种族灭绝研究讲席教授，著有多部相关作品。
《NAZA》海报
在巴尔托夫看来，人们总倾向把极端暴力归咎于野蛮残暴的施虐者，但纪录片《NAZA》揭示，现代种族灭绝的主要推动者，恰恰是那些人们觉得熟悉、和普通人别无二致的人。
巴尔托夫成长于特拉维夫，对影片里的场景倍感熟悉。纪录片采访了24名以色列士兵与情报人员，访谈拍摄于城市的屋顶，镜头扫过万家灯火，居民在家看电视、准备晚饭。不仅城市环境无比亲切，受访者的说话习惯、遣词造句也似曾相识，他们让巴尔托夫想起他的儿子，他十多年前就在很多受访者服役过的情报单位工作。
可当这24名男女，用不带情绪、纯技术化的口吻，细致描述对加沙平民的杀戮时，又带来强烈的割裂感。一边是寻常温暖的城市生活，一边是高效冷酷的杀戮行为，映照出时代的现实。
“NAZA”是希伯来语缩写，本意是“附带损伤”。缩写本身就是一种委婉的语言包装，进一步拉开执行者与死亡现实的距离，操作人员只会冷冰冰询问NAZA数值是多少。
现代极端暴力分为两类执行者：一类是近身施暴、直接动手杀人的施暴者；另一类则远离血腥现场，负责策划、调度杀戮行动。大众习惯于将暴行全部归罪于前者，因为他们看上去和普通人迥然不同。但现代种族灭绝的核心驱动力，恰恰来自第二类人——技术官僚、行政规划者，他们双手不用沾染鲜血，就能驱动大规模死亡机器。
本片大部分事实，此前《卫报》、《+972》、《纽约时报》等媒体的调查报道已经披露。但这套监视-杀伤系统的亲历者亲自口述，提供了一个弥足珍贵的视角。情报人员的职业特质就是守密、压抑情绪，公众往往只看见前线作战士兵，几乎看不到躲在空调房间里远程操控空袭的情报人员。
更有冲击力的是受访者讲述的心理体验：技术系统打破了他们和受害者之间的隔绝。他们入侵目标手机，听见对方的交谈，看见受害者与亲人的照片，在轰炸之前短暂看见对方作为普通人的模样。他们直面自己参与大规模杀戮时内心挣扎的片段，是全片最有启示的内容。
按照受访者的说法，加沙行动中允许的附带伤亡（NAZA）数值，根据目标等级浮动，针对高级目标时允许牺牲数百无辜平民。一名士兵坦言，如果把基准的20人附带伤亡标准套用到数以万计打击目标上，“最后遭殃的就是整个加沙”。他看清这套逻辑，却不知道该如何消化。
有受访者被直接问及：以色列是否在加沙实施了种族灭绝。他直白回答：“是的，完全就是。”杀戮是蓄意谋划、精心计算出来的结果。这些受访者并不是大众想象里嗜血的虐待狂，也不是极右翼政客的狂热追随者。他们很多出身优渥，毕业于顶尖学校，加入受人追捧的情报部队，原本计划退伍之后进入高科技行业。但正是他们，加上战机飞行员，造成加沙海量平民伤亡。
一名操作人员回忆当时的心态：那时候自己“情绪上头”，觉得执行空袭“极度过瘾”，工作带来了“人生的意义感”。执行任务时完全不会去思考建筑内的人，完成就立刻转向下一个目标。他不认为自己把受害者不当作人，只是“大家不会去谈论这件事”。另一名受访者表示，自己所在精英部队大多来自特拉维夫，部队内部并不充斥对阿拉伯人的仇恨，也没有刻意去做极端的非人化洗脑。被追问杀戮的动机，一名军官只能简单回答：“我们只是在完成任务，那就是任务本身。”
这里所说的“快感”，不同于传统施虐者享受折磨受害者。它来自高压环境下完成训练任务的成就感，是对个人专业能力、执行效率的自我确认。有报道指出，美国远程无人机操作员在打击阿富汗、伊拉克目标时，也出现过同类心理体验。
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官僚制平庸之恶”可以解释这一现象，阿道夫·艾希曼就是典型：有能力办事，却拒绝换位思考，拒绝看见自己行为带来的人道灾难。这不是特定民族的特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的服从权威实验证明，当权威下达指令，很多普通人会放弃独立道德判断。片中一名情报人员回忆，当时上级灌输的观念就是：“你必须信任这套系统。”
尽管24名受访者承认自己参与毁灭加沙的行动，但他们愿意站出来发声这件事本身值得肯定。他们的证词，揭示普通人如何被裹挟进入死亡机器。哪怕是高度技术化、隔着千里距离的杀戮，终究依旧由拥有思考、感知能力的人类来完成。
以色列学者约翰·布朗（John Brown）在《+972》杂志的评论提供了补充的以色列内部视角。
长期以来，以色列自由派阵营维系着一套自洽的心理防御机制：面对外界对占领政策和加沙战事的道德质疑，他们总把暴行归咎于极右翼，如定居青年、右翼政客和违规的步兵连队。在这套叙事中，右翼是一切暴力的施暴者，而受过高等教育、秉持世俗理念的自由派精英站在道德高地，与国家暴力机器毫无瓜葛。
《NAZA》剧照
《NAZA》彻底击碎了这套自我洗白的逻辑。影片跳出“右翼作恶”的传统框架，把矛头指向以色列社会的核心精英。针对加沙的军事打击，核心执行者并非底层右翼民众，而是8200情报部队与空军的精锐士兵。这些人大多出身顶尖学府、深耕高科技领域，正是自由派精英的典型缩影。加沙的暴力乃至种族灭绝式的杀戮，不是少数极右翼的私行，而是大量世俗精英和技术人才深度参与的系统性行为。
影片播出后，官方的强硬反对在意料之中：军方参谋长公开批判，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文化部长佐哈尔公开驳斥，军方还启动调查，试图以法律手段追究信息泄露的责任。
相比右翼的直接抨击，自由派媒体的反扑更耐人寻味。许多媒体人没看影片就肆意批判，否定士兵证词。他们平日依赖安全部门匿名信源做调查报道，此时却转而严苛强调保密原则，回避军方暴行的核心事实，沦为军方舆论的附庸。
这种双重标准暴露了刻意的逃避。2023年10月以来，以色列一直禁止外国记者独立进入加沙，以严苛的审查壁垒遮蔽战场真相，而当士兵亲自站出来提供一手证词时，舆论却骤然抬高证据核验的标准，质疑并抹黑爆料内容。
早在2023年11月，以军就被揭露用人工智能算法锁定目标、默许甚至量化平民伤亡的作战机制。以色列媒体有充足时间跟进，却长期压制、视而不见。
《NAZA》最令人不安的价值，在于揭开了数字时代战争暴力的新形态：大规模杀戮被包装成专业化、科技化的工作流程。8200部队是以色列高科技行业的核心人才输送源，其士兵的作战工作完全脱离暴力叙事，取而代之的是算法优化、数据集搭建、目标阈值调试等技术话语。在这套体系里，加沙平民从鲜活的个体被简化为系统中的条目与附带损伤估值，废墟和伤亡只是程序输出的冰冷结果。
这完美印证了汉娜·阿伦特的“官僚式无思”：它并非智力匮乏，而是分工割裂带来的道德麻木。杀戮流程被拆解为编码、核验、审批、打击等独立环节，每个从业者只对自己的岗位负责，无人认领整体行为的罪责。值得深思的是，影片中主动爆料、甘冒追责风险的士兵，依然习惯用技术流程和系统规范来解释自己的行为，足见官僚技术话语已深度渗透，成为精英规避道德审判的本能工具。
面对影片揭示的伦理危机，以色列舆论场普遍以技术层面的模糊来转移焦点。媒体和评论者回避“以军系统性实施大规模杀戮”这一核心事实，转而纠缠AI是否独立决策、指挥链细节是否准确、伤亡数据是否精确。
这种逃避有深刻的结构性根源。兵役是以色列社会进阶与职业发展的重要环节，多数主流记者的职业生涯起步于军队媒体或安全报道领域，日常采访权限高度依赖军方授权。久而久之，“精准打击”、“作战必要”之类的军方话术被默认为中立客观的专业表述，其暴力本质被消解。
军方的官方回应则把官僚式推诿与刻意混淆展现得淋漓尽致：以“空袭前会预警”掩盖多数无预警轰炸、大量儿童遇难的常态；以“AI不独立决策”规避责任，隐瞒人工审批时间极短、无法开展伦理核查的现实；以“没有单次伤亡超五百人的空袭”这一极端案例转移视线，回避数千次空袭累积造成的大规模平民伤亡。军方一贯宣称依法追责战争罪行，现实中却几乎无人因此获罪。
自由派媒体全盘接受军方的空洞说辞，为自己寻求心理慰藉。那些因长期失职失语、未能揭露真相而心怀愧疚的媒体人，纷纷转发军方声明，抹黑影片质量，形成“军方否认即虚假”的假象，放弃了新闻操守。
定居者或许是叫嚷着要数百万巴勒斯坦人“自愿迁出”加沙声音最大的群体，但将这片土地上的人口转化为打击目标的能力，是由体面以色列社会核心机构搭建并运作起来的。
作者认为，《NAZA》引发的丑闻，不在于它告诉了以色列人一些他们无从知晓的事情，而在于它挑战了人们“不必知情”的特权。而针对这部影片的激烈反扑说明，以色列公众无法直面镜子里的自己，哪怕镜中人是他们最引以为傲的精锐士兵。
美国死刑制度的崩坏
美国五角大楼在上周四证实，将在12月3日由“枪决行刑队（firing squad）”处决2009年在得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枪杀13人的罪犯尼达尔·马利克·哈桑（Nidal Malik Hasan），并对行刑过程进行直播。这一表态招致大量批评，特朗普的态度随后出现松动，表示将会对此事做出最终决定。无独有偶，美国死刑犯克丽丝塔·派克（Christa Pike）在9月30日被执行注射死刑失败后被送医救治，引发各方热议。短时间内先后发生的两起事件让美国死刑制度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当地时间2021年3月24日，美国弗吉尼亚州，美弗吉尼亚州州长拉尔夫·诺瑟姆参观死刑室。视觉中国 图
《卫报》以“‘中世纪的’和‘令人不安’：美国计划直播行刑引起全球谴责”（作者为David Smith和Ariana Baio）为题报道了哈桑事件。报道中写到，哈桑现年56岁，2009年11月5日，这名前陆军精神科医生在胡德堡的一处医疗设施内趁士兵们等待体检时用手枪开火射击。他于2013年被军事法庭认定犯有13项蓄意谋杀罪和32项蓄意谋杀未遂罪判处死刑，遇难者中包括12名士兵，伤者中有30名士兵。根据美国的军事法，枪决行刑队的处决需经总统批准。五角大楼称特朗普在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的建议下批准了这一决定。后者在接受保守派媒体Real America's Voice采访时表示人们应该能够观看行刑过程因为他们需要知道这样的犯罪会有“严重后果”。
文中提到各方对此事的反应：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警告称，直播处决过程将等同于公开处决，并“违反了绝对禁止酷刑的原则。”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评论称这是有损国家尊严的野蛮想法，必须予以抵制。首位当选美国国会议员的伊朗裔美国民主党人亚萨敏·安萨里（Yassamin Ansari）发文称这完全是特朗普对美国进行威权统治的一部分。英国在1960年代就废除了死刑，英国平等事务大臣兼工党主席布里奇特·菲利普森（Bridget Phillipson）表示这一想法“非常令人不安”。美国副总统万斯没有对政府的决定进行批评，但表示如果直播最终进行自己不会观看。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领袖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称，该计划“令人不安，是对我们法律体系的嘲弄”。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墨菲（Chris Murphy）称公开处决是“中世纪的（行径）”。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内德·普赖斯（Ned Price）在X上发帖，从反恐工作者的角度发出警告：制造更多激进狂热分子的最可靠方法，就是美化暴力、推崇死亡崇拜并制造殉道者。美国天主教主教团主席保罗·科克利（Paul Coakley）大主教表示，这是“对死亡文化的野蛮鼓吹，必须予以重新考虑”。
报道进一步指出，此次对哈桑的处决将是1945年之后美国军方首次采用“枪决行刑队”行刑。1945年，陆军列兵埃迪·斯洛维克（Eddie Slovik） 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犯下逃兵罪被处决。美国军方最近一次处决发生在1961年，士兵约翰·班内特（John Bennett ）因在派驻奥地利期间性侵并企图谋杀一名11岁少女被处以绞刑。
事实上，公开处决在世界各地已基本绝迹。2025年，国际特赦组织记录了17起公开处决，11起发生在伊朗，6起在阿富汗。美国最后一次公开处决通常被认为是1936年雷尼·贝西娅（Rainey Bethea）因强奸一名70岁妇女在肯塔基州被处以绞刑，几千人围观了行刑过程，而实际上，次年在密苏里州也有一起绞刑。专家表示，此前尚无对合法处决进行直播的先例。2001年，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凶手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被处决时通过闭路电视向受害者家属进行了直播，但并未向公众公开播出。
耶鲁大学军事法专家尤金·菲德尔（Eugene Fidell）认为哈桑可以通过法律手段阻止其死亡被公开展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死刑诊所联席主任伊丽莎白·塞梅尔（Elisabeth Semel）对这一决定引发的死囚尊严问题和政府策划这一不寻常场面的动机提出严肃质疑。
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分会研究副主任贾斯汀·马佐拉（Justin Mazzola）表示对枪决行刑队处决进行直播只会加剧死刑的残酷性，延续当局声称希望终结的暴力循环。在马佐拉看来，这则公开处决的声明为刚刚发生在田纳西州的克丽丝塔·派克的失败处决的残酷景象增添了内容，美国的死刑制度已无可救药地崩坏，美国各级政府应该一劳永逸地终止这种极度残酷、不人道且有辱人格的惩罚。但也有专家持相反观点，福特汉姆大学死刑问题专家黛博拉·丹诺（Deborah Denno）认为在田纳西州执行失败事件再次引发人们对如何处决囚犯的讨论之际，现场直播可以使这一过程更加透明。
《纽约客》近日刊发的“克丽丝塔·派克与人道处决的荒诞性”一文对美国现代死刑制度进行了审视，作者多琳·圣菲利克斯（Doreen St. Félix）指出9月30日发生的事情只能用“卡夫卡式的”来形容，虽然这个词已经因被过度使用而显得平庸。
文章回顾到，1995年，时年18岁的派克杀害了她的同学科琳·斯莱默（Colleen Slemmer），一年后，她成为现代美国社会最年轻的女性死囚。9月30日早上8:17分，距离现年50岁的派克原定被处决的时间还有约一小时，上诉法院批准了其辩护团队提出的暂缓执行死刑的请求。当天下午，该周早些时候已驳回其暂缓执行请求的最高法院撤销了该裁决。在派克作为田纳西州唯一女性死刑犯被长期关押的纳什维尔里弗本德监狱，当着媒体见证人、监狱工作人员、律师、斯莱默的母亲以及一名宗教顾问的面，派克说出了最后遗言并做好了准备。一名医生将一股戊巴比妥注入其左臂，派克意识清醒，询问手臂感到剧痛是否正常。随后注射了第二针药剂。派克似乎失去了意识，但还在打鼾，说明呼吸并未停止，她没有死去。律师拨打紧急电话，处决被中止。这场本应庄重的仪式已经沦为政府堕落的闹剧，并滑入《第八修正案》界定的“残酷而不寻常”的惩罚的模糊地带。
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一名观摩过多起田纳西州处决的媒体见证人表示此次处决“完全不正常”。文章指出，从技术、法律和文化层面对死刑进行的改进是政府内外持续了数个世纪的一项工程。国父们对国家处决感到不安，它给这个年轻的民主国家蒙上了阴影。他们并不反对死刑，但对此有些暧昧。托马斯·杰斐逊在美国脱离英国后修改弗吉尼亚法律时提议将死刑罪名由39项缩减至两项：叛国和谋杀，这一提案以一票之差未能通过。颇为讽刺的是，早期的美国将监狱制度的建立视为对死刑的改革。私刑横行的十九世纪赋予了死刑以恐怖主义特征。而在全球超级大国的二十世纪，国家将处决权收归法治领域，为了摆脱绞索和绞刑架，引入化学混合物、注射器并制定相关规程，从而让死刑看起来医学化和人性化。
圣菲利克斯接着写到，据称负责派克处决的医生马克·福勒（Mark Fowler）一直将死刑犯称为“患者（patient）”。今年五月，同样是在田纳西州，福勒领导的团队在给“患者” 托尼·卡拉瑟斯(Tony Carruthers)注射处决时尝试了手臂、肩膀、颈动脉、胸部，但超过一个小时仍未能完成静脉注射，处决最终被中止，卡拉瑟斯随后获得一年缓刑。
1982年以来，注射方式在处决失败案例中占了大多数，失败案例频发加上药物短缺导致了一些更古老的行刑方式被重新采用，例如行刑队枪决，以及新方式的采用。两年前，阿拉巴马州决定对死刑犯进行窒息处决，即向被绑在担架上、戴着面罩的死刑犯肺部注入氮气，直至其死亡。阿拉巴马州的死刑犯肯尼思·尤金·史密斯（Kenneth Eugene Smith）曾在2022年经历了一次失败的注射处决，2024年1月，史密斯成为全美首个被氮气处决的人，据称他在行刑室内不断剧烈抽动。活动人士援引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的建议来说明这种处决方式的残忍程度，该协会认为氮气窒息法不适用于中止任何哺乳动物的生命。在一名阿拉巴马州地区法官于6月裁定该处决方法因过于残酷而违宪之前，已有八人被氮气处决；最高法院目前维持了这一禁令。
史密斯被处决几周后，圣菲利克斯前往蒙哥马利采访民权律师、废除死刑倡导者布莱恩·史蒂文森（Bryan Stevenson）。史蒂文森的事迹被拍成了电影《正义的慈悲》（Just Mercy，2019），他如今被视为民族英雄。史蒂文森通过他创立的“平等正义倡议”（Equal Justice Initiative）组织对国家处决形成了制衡，使上百名死囚免于被处决。他还重塑了蒙哥马利，建了一座将奴隶制经济与当今监禁社会联系起来的博物馆、一座纪念私刑受害者的纪念碑、一座雕塑公园以及一座民权纪念碑。圣菲利克斯在询问当地人对史蒂文森的工作的看法时，一位酒保说史蒂文森值得敬仰，司法系统并不完美，有时会有无辜之人被处死，但他认为死刑本身是上帝意志的体现。
潜在的无辜是衡量死刑技术的标准。圣菲利克斯写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假装现代化的死刑时代。在1970年代的一段短暂时期内，美国实际上曾暂停执行死刑。1972年最高法院在“弗曼诉佐治亚州案”（Furman v. Georgia）中的裁决中认定对威廉·亨利·弗曼（William Henry Furman）死刑判决“匪夷所思（freakishly）”。弗曼因在入室行窃时意外开枪打死房主威廉·米克（William Micke）而被判处死刑，随后上诉至最高法院。死刑执行随即暂停，死刑判决也被撤销。四年后，在“格雷格诉佐治亚州案”中，最高法院恢复了死刑，裁定死刑并非自动构成残酷且非常规的刑罚。这一裁决为国家处决披上了道德外衣，在美国两党严打犯罪政策狂热的推动下，对死刑的支持率激增，到1990年代达到80%。
目前，全美有27个州允许死刑，尽管大多数处决集中在俄克拉荷马州、得克萨斯州、密苏里州和阿拉巴马州。在过去的25年里，支持死刑的比例一直徘徊在总人口的一半左右。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八月份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66%的美国人支持对谋杀案判处死刑，但59%的人认为死刑“无法起到威慑犯罪的作用”。这一悖论是支撑美国监狱文化的魔法思维的核心。而死刑判决本身也存在不稳定性：派克的男友塔达里尔·希普（Tadaryl Shipp）是科琳·斯莱默遇害案的同谋，同样被判处谋杀罪，但因案发时年仅17岁被判处终身监禁，派克则因年满18岁而被判处死刑。随后的监禁岁月里，派克的法律团队一直向法庭请愿要求考虑她童年时期的从轻情节，包括遭受性虐待、忽视以及州政府未能在当时为她提供保护。田纳西州州长比尔·李（Bill Lee）已经暂停该州本历年内所有处决，并委派对派克的未遂处决进行独立调查。必须排除故障原因，以确保该州在宪法能够接受的残忍程度范围内行事。
季寺，贾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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