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菜市场后门那条臭水沟边上看见那张纸的。
卖鱼的老周把三轮车横在路边，车斗里剩最后一筐鲫鱼，鱼鳞混着血水从铁皮缝里渗出来，滴在水泥地上洇成暗红色。
我蹲在沟边捡那张被风吹过来的纸，本来是想垫鱼筐的。
纸是折了三折的，展开一看，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体检报告单。
姓名那一栏写着赵秀兰，我的妻子。
年龄五十八岁。
报告日期是今年三月十二号。
我盯着报告单最下面那行小字看了很久。
高危型HPV阳性，建议进一步检查。
报告单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像是医生随手记的，也可能是谁传话写的：宫颈病变待排，建议家属陪同复查。
老周喊我，老陈，鱼还要不要。
我把报告单折好塞进裤子口袋，说不要了。
老周骂了一句，我转身往家走。
那天是九月十六号，我记得清楚，因为路边桂花刚开，空气里一股甜腻的香，熏得人胃里泛酸。
我和赵秀兰结婚二十六年。
我六十六，她五十八。
我退休前在轴承厂当车间主任，退休金四千三。
她以前在纺织厂，后来厂子倒闭就一直在超市做理货员，五十岁之后换了三家超市，最后那家叫惠友，离家两站路，她干了六年，去年秋天因为腰肌劳损被辞了。
推开门的时候赵秀兰正坐在客厅沙发上剪脚指甲。
电视开着，放的是一部重播的抗战剧，声音很大。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剪。
我把鱼和青菜放在厨房灶台上，解了外套扣子。
口袋里那张纸硬邦邦地硌着大腿。
我问她，今年三月份你去医院了？
她剪指甲的手停了一下。
就一下。
然后她抬起头，表情很平静，说去了，怎么了。
我把那张报告单掏出来放在茶几上。
她的目光落在纸上，嘴角甚至动了动，像是要笑又没笑。
她说你翻我东西。
我说在路边捡的。
她拿起报告单看了看，又放下。
她说这个啊，医生说得吓人，其实就是炎症，开了点药。
我说那上面写的病变待排是什么意思。
她摆摆手，站起来往卧室走，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说陈建国你六十六了，别跟个老太太似的疑神疑鬼。
我身体怎么样我自己清楚。
她进了卧室，关上门。
我坐在沙发上，手指头有点发麻。
电视里在放广告，一个年轻女人举着洗衣液笑得满脸开花。
我盯着屏幕，一个字也没看进去。
从那天起，我开始留意她。
她每天早上七点出门，说是去公园打太极。
以前我信，现在我跟过一次。
她没去公园，坐三站公交到了城东一个老小区，在门口水果摊买了二斤橘子，进了三号楼二单元。
我在楼下站了四十分钟，她出来的时候头发重新梳过，脸上有红晕。
我没上去，也没问她。
我开始查家里的账。
我和她的钱一直是分开管的。
我退休金每月四千三，交给她两千当生活费。
她的退休金折子我从没见过，问就是不到两千，自己留着买药买衣裳。
这些年我没怀疑过。
现在我去银行查了流水，柜员是个小姑娘，盯着电脑屏幕看了半天，抬头看我的眼神有点怪。
她说叔，这个折子每个月五号进账四千八，然后当天或者第二天就转走了，转到一个叫陈俊的账户。
陈俊。
我儿子。
不是我和赵秀兰的儿子。
我们没孩子。
陈俊是她妹妹赵秀菊的儿子，也就是她外甥。
陈俊今年三十四，在城南开了个修车铺，逢年过节来家里吃顿饭，喊我姨父，嘴甜得很。
去年他说要买房，首付差八万，赵秀兰跟我商量，我拿了五万。
那五万是我攒了两年准备换膝盖的钱。
我的膝盖是年轻时候在车间落的毛病，医生说早晚得换，拖到现在走路都费劲。
我拿着银行流水单站在银行门口，九月的太阳晒得柏油路发软，鞋底踩上去像踩在橡皮泥上。
我掏出手机给赵秀菊打了个电话。
她接了，声音很热情，姐夫长姐夫短。
我问她陈俊买房的事，她说对啊多亏姐夫帮忙，首付凑齐了。
我说首付一共多少。
她顿了一下，说四十多万吧。
我说那你们自己拿了三十多万？
她又顿了一下，说嗯，借了点。
挂了电话我就明白了。
赵秀兰每个月四千八的退休金，从五年前开始转给陈俊，五年就是二十八万八。
加上我拿的五万，再加上她平时从我给的两千生活费里抠出来的钱，陈俊那套房，至少有三十五六万是我们出的。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把这笔账瞒了五年的。
五年里我穿的秋衣领子磨破了没舍得换，超市鸡蛋打折我排四十分钟队买三斤。
她把钱一笔一笔转给外甥。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赵秀兰背对着我睡，呼吸均匀。
我睁着眼看天花板，楼上人家的水管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
我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二十六年，她到底把我当什么。
十月三号，赵秀兰的妹妹赵秀菊过六十大寿。
寿宴在城南聚福楼办，订了四桌。
赵秀兰早上出门前换了件暗红毛衣，对着镜子抹了口红。
我在客厅坐着，看她来来回回地找耳环，心里那点火越烧越旺，烧到最后反而凉了。
聚福楼那天人不少。
赵秀菊的老伴老刘在门口迎客，递烟递茶。
陈俊带着媳妇孩子坐在主桌，脖子上挂着根金链子，说话嗓门大得半个厅都能听见。
我和赵秀兰到的时候，赵秀菊迎上来拉住我的手，姐夫长姐夫短地往里面让。
赵秀兰笑着跟亲戚打招呼，走到主桌坐下，给陈俊的孩子夹菜。
我坐在靠门那桌，旁边是赵秀菊的小叔子两口子。
菜一道一道往上端，红烧肘子、清蒸鲈鱼、四喜丸子。
我喝了两杯白酒，胃里烧得厉害。
赵秀兰在主桌那边笑得很响，隔着一整个厅都能听见她的笑声。
酒过三巡，赵秀菊站起来举杯，说感谢大家来给我过生日，我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就是命好，有个好姐姐好姐夫帮衬。
她说着眼圈就红了，拉着赵秀兰的手说姐，这杯酒我敬你，你对俊俊的好，我们全家记一辈子。
赵秀兰站起来，脸喝得红扑扑的，接过酒杯一饮而尽。
满桌人鼓掌。
陈俊站起来搂住赵秀兰的肩膀，说大姨，以后我给您养老。
赵秀兰拍着他的手背说好孩子。
我站起来的时候椅子往后刮了一下地砖，发出很刺耳的一声。
旁边赵秀菊的小叔子抬头看我。
我走到主桌前，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袋，往桌子上一放。
袋子口松开，里面的东西散出来。
银行流水单，转账记录，我找人打印的微信聊天截图，还有那张体检报告单。
我特意复印了好几份。
我说赵秀菊，你算算这笔账。
你儿子买房子，我掏了五万，你姐每个月四千八退休金转给他转了五年，一共二十八万八。
加上她从我给的生活费里抠出来的，少说三十五万。
陈俊，你脖子上的金链子是你大姨给你买的吧。
满桌人都愣住。
赵秀兰的脸色从红变白再变青，她站起来拉我的胳膊，说陈建国你喝多了，回家再说。
我甩开她的手。
她的手很凉。
陈俊站起来，脸上挂不住，说姨父你什么意思，大姨给我钱是她自愿的。
我说对，她自愿，但她用的是我的钱。
我指着那张体检报告单，说赵秀兰，三月份你查出HPV阳性，医生说病变待排，你不告诉我，你去城东那个老小区找谁去了？
每周二周五上午，你以为我不知道？
赵秀兰往后退了一步，撞在椅子上。
赵秀菊赶紧扶住她，嘴里说着姐夫你误会了。
赵秀兰捂住脸，肩膀在抖。
满厅的人都看过来，有人站起来张望。
陈俊的媳妇抱着孩子退到一边，嘴里嘟囔着这是什么事。
赵秀菊的老伴老刘想打圆场，说老陈你坐下说，坐下说。
我站着没动。
我的膝盖疼得像有根针在里面绞，但我站得很直。
我说赵秀兰，二十六年前你嫁给我的时候，你说咱俩好好过。
我信了。
这些年你贴补你妹妹家，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贴补你外甥，我也认了。
但你拿我的养老钱去养别人，你还在外面有人，你把我陈建国当什么？
赵秀兰把手放下来，脸上全是眼泪。
她看着我，嘴唇哆嗦着，说陈建国你都六十六了，你折腾什么。
年纪大了凑合过不行吗。
你非要撕破脸，对你有什么好处。
我说我不要好处。
我要个明白。
赵秀兰突然笑了一声，很轻。
她说你以为你多干净？
当年你车间那个小会计，你以为我不知道。
我愣住了。
那个小会计叫孙梅，九几年的事，她丈夫出车祸死了，我在车间帮她说了几句话，后来人家调走了，再没联系过。
我说赵秀兰，那都是没影的事。
她说那你凭什么管我。
我说凭我没把家里的钱往外搬。
凭我这二十六年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赵秀兰不说话了，低下头。
陈俊在旁边嘟囔了一句，说大姨咱们走。
我伸手拦住他，说陈俊，那三十五万，你什么时候还。
陈俊脸涨得通红，说那是大姨给我的，凭什么还。
我说凭那是我和你大姨的夫妻共同财产，她没权一个人处置。
你要是不还，咱们法院见。
赵秀菊冲上来拉住我，说姐夫你不能这样，俊俊刚买了房子，你逼他就是要他的命。
我说他要命，我六十六了膝盖等着换，我的命不是命？
那天从聚福楼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站在路边等公交，膝盖疼得站不住，靠在站牌上。
赵秀兰没有追出来。
赵秀菊追出来塞给我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几个打包盒，说姐夫你先回去消消气。
我没接，塑料袋放在地上，我上了公交车。
车上人不多，我坐在最后一排。
车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我的眼泪这时候才掉下来。
我用手掌捂住脸，掌心全是老茧，刮得脸疼。
十一月我起诉离婚。
赵秀兰不同意，说三十年的夫妻，你非要闹到法院去。
我说二十六年，不是三十年。
她说你记错了，是三十年。
我没跟她争这个。
法院调解了两次，第二次调解员是个四十来岁的女同志，劝我说大爷，你们都这个年纪了，互相让一步。
我说我让了二十六年，让不动了。
最后法院判离。
财产分割的时候赵秀兰要求平分那套房子。
房子是我退休前厂里分的福利房，后来买断产权，我出了两万八，她出了一万二。
法院判她拿三分之一。
房子归我，我给她折价款。
算下来我该给她十二万。
我把那张存折拿出来的时候，里面就剩六万三。
我找老同事借了六万，凑齐了给她。
赵秀兰拿到钱那天，站在法院门口看了我很久。
她说陈建国你真狠。
我没说话，转身走了。
我的膝盖在走下台阶的时候发出很响的摩擦声，像齿轮缺了油。
她搬去了陈俊那里。
陈俊的房子在城南，三室一厅，赵秀兰住次卧。
头两个月她在朋友圈发照片，晒在小区跳广场舞，晒陈俊给她买的棉袄。
后来就不发了。
再后来我听赵秀菊说，陈俊媳妇嫌她脏，说她身上有味道。
赵秀兰跟陈俊媳妇吵了一架，搬出去了，在城东老小区租了个单间，就是以前她每周二周五去的那片。
那些事我都是听别人说的。
我没去看过她。
今年刚入冬，赵秀菊给我打电话。
她在电话里哭，说姐夫你去看看我姐吧，她不行了。
我问怎么了。
赵秀菊说宫颈癌，查出来就是晚期，现在躺在市一院肿瘤科。
她说姐夫，我知道我姐对不起你，但她就剩这几天了，嘴里天天喊你的名字。
我沉默了很久。
赵秀菊在电话那头一直哭。
我说我考虑考虑。
挂了电话我坐在客厅里。
屋里暖气还没来，水泥地面冰凉，从脚底板往上窜。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膝盖，左边比右边肿了一圈，裤子绷得发亮。
我用手按了一下，疼得直抽气。
医生说今年必须换了，再拖下去关节会彻底废掉。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市一院。
肿瘤科在住院部七楼，走廊里全是消毒水和饭菜混在一起的味道。
我找到赵秀兰的病房，门虚掩着。
我从门缝里看进去，她躺在床上，瘦得脱了相，颧骨高高凸起，手背上全是针眼。
床边坐着赵秀菊，正在给她擦嘴。
赵秀兰的眼睛半睁着，嘴唇在动。
我听见她在喊，声音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她喊的是建国。
建国。
赵秀菊抬头看见了我，站起来抹眼泪。
她说姐夫你来了。
赵秀兰听见声音转过头来，目光在我脸上停了好几秒，然后她的眼睛亮了，嘴角扯了一下。
她伸出手，手指像枯树枝一样。
我站在门口，手扶着门框。
我的膝盖在打颤。
走廊里有护士推着治疗车经过，轮子碾过地面的声音很刺耳。
我看着她那只伸出来的手，二十六年前我牵过这只手，那时候她的手是软的、暖的。
后来这只手把家里的钱一笔一笔转出去，后来这只手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她嘴里还在喊，建国，建国。
我往前走了一步。
赵秀菊让开位置，我站在床边。
赵秀兰抓住我的手，她的手指很凉，力气却很大。
她说建国你来了。
我说嗯。
她说我错了。
我没说话。
她说你原谅我。
我看着她的脸，这张脸我看了二十六年，从圆润看到干瘪，从红润看到蜡黄。
我把她的手放回被子里。
我说赵秀兰，我不恨你了。
但我也不能原谅你。
我六十六了，我得给自己留条活路。
她的眼泪从眼角淌下来，流进耳朵里。
她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我转身走出病房。
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冷风灌进来，吹得我脸上的皮肤发紧。
赵秀菊追出来，在后面喊姐夫。
我没回头，走进电梯，按了一楼。
电梯门关上的时候，我听见赵秀菊的哭声被截断在外面。
从医院出来我在路边站了很久。
对面有个卖烤红薯的摊子，炉子上的红薯烤得皮都裂开了，糖汁流出来滴在铁板上滋啦响。
我掏了三块五买了一个，剥开皮咬了一口。
很甜，烫得我上颚发麻。
我的手机震了一下。
赵秀菊发来一条短信，说姐姐刚才又喊你名字了。
我没回复。
我把红薯吃完，把皮扔进垃圾桶，然后往公交站走。
膝盖很疼，但我走得很稳。
后来赵秀兰在腊月二十三那天走了。
赵秀菊给我发了条微信，就两个字：走了。
我那天在超市买年货，排队结账的时候看见这条消息。
前面还有三个人，收银台的传送带嗡嗡响。
我把手机放进口袋，从货架上拿了一盒降压药放进购物车。
我的血压最近有点高。
出了超市我给老同事老刘打了个电话，约他腊月二十六去澡堂泡澡。
老刘说行，带上你那瓶好酒。
我说好。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
屋里暖气烧得很足，我把外套脱了搭在沙发扶手上。
电视开着，放的还是那部抗战剧，和九月那天一模一样。
我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站起来去厨房下了碗挂面。
面条在锅里翻滚，白色的水汽扑在抽油烟机上凝成水珠往下滴。
我端着碗坐在茶几前吃面。
茶几玻璃板下面压着一张照片，是九几年照的，我和赵秀兰在厂门口，她穿着碎花裙子，我穿着工装。
照片已经发黄了，边角卷起来。
我把面吃完，把碗洗了，然后把那张照片抽出来，夹进了一本旧书里。
那本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年轻时候买的，扉页上还写着我的名字和日期，1982年3月。
我把书合上，放回书柜最上层。
窗外的路灯把树影投在天花板上，晃来晃去。
我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膝盖的疼一阵一阵往上涌。
我想起赵秀兰最后喊我名字的声音，很轻，很飘，像从很远的地方来。
这辈子就这样了。
有些账算不清，有些路回不去，有些人对不住，但日子还得往下过。
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把自己的钱袋子捂紧，比什么虚情假意都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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