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一年。

深圳，老城厢。

那条老街四百来米，两边挤着三十几家铺面，路面是青石的。

老温的修表铺在街中段，门脸一米八宽。

铺子里一张玻璃柜台，柜台上摆一盏台灯、一副镊子、一只放大镜。

柜台后头是一间小屋，屋里一张单人床、一只蜂窝煤炉。

小屋靠里的那面墙是夹的，两层木板中间空着，能站一个人。

老温六十一，头发白了一半，看表的时候总把脸凑到跟前。

那年老街一间铺面一个月一百八，荣记那间六米宽的门脸一个月七百二。

修一块机械表三块五，洗一次油五块，换一副表蒙子两块。

老温那副镊子四块二，用了十一年，尖儿磨秃了也舍不得换。

一九九〇年七月，加代在这条街上得罪了人。

那天夜里十一点，他敲开了老温的铺门。

“温师傅。”

“进来。”老温没问他是谁，先把门闩上了。

“我在您这儿蹲两天。”

“蹲三天也行。”

老温把柜台底下那块板子拆下来，让他钻进去。

夹墙里不到一尺宽，站着顶头，坐着伸不开腿。

“一天三顿。”老温说，“我从后窗递。”

“温师傅，我给您钱。”

“你有钱就先留着。”

那三天加代吃的都是两个馒头一碗粥，早上七点、中午十二点、晚上六点，一顿没落。

“您这儿这么点地方，我一个外人待着，您不怕。”

“怕什么。”

“怕有人找上门。”

“找上门我就说没有。”老温说，“我一个修表的，六十一，谁跟我较真。”

“温师傅，您这条街上，谁说话算数。”

“街东头荣记。”老温说，“他家表多，人也不少。”

“您跟他熟吗。”

“不熟。”老温说，“他开他的店，我修我的表。”

第三天夜里，老温从后窗递进来一件东西。

是一只表，上海牌，旧了，表蒙子上有一道划痕。

“什么。”

“表。”老温说，“你路上看个时间。”

“这个多少钱。”

“我一个修表的，手里最不缺的就是表。”老温说，“旧的，不值钱。”

“值不值钱是您说的。”

“你要还，就还我一只好的。”老温说，“赶紧走。”

“这只表走得准吗。”

“走，就是慢。”老温说，“一天慢四分钟，你到地方自己校一下。”

“慢四分钟的表，您也拿得出手。”

“拿得出手。”老温说，“我这儿最准的那块我自己戴着。”

“温师傅，我替您顶事顶了三天的是您，不是我。”

“是我。”老温说，“你记住那三天就行。”

加代从后窗翻出去，走的。

走的时候，夹墙口上挂着半块棉门帘，是老温给他挡风的。

那半块门帘上有两个洞，一个在左角，一个在中间。

后来加代在深圳站住了脚，隔一个月来一趟，来了不空手。

老温一概不收。

“温师傅，您这柜台玻璃裂了一道。”

“裂就裂着。”

“我给您换一块。”

“你要换，就把我这张柜台一块换了。”老温说，“这柜台是我师傅留给我的。”

加代后来让人拉来一块玻璃，三毫米厚的，量了尺寸，一共十九块八。

老温不让装，那块玻璃就靠在铺子后墙，靠了半年。

“温师傅，您这柜台底下那块板子，还拆得下来吗。”

“拆得下来。”老温说，“你要再蹲一回，我把板子给你留着。”

“不蹲了。”加代说，“我来看看您。”

“温师傅，您一天修几只表。”

“好的时候七只，不好的时候两只。”

“一只三块五。”

“三块五。”老温说，“修一只表我得看半个多钟头。”

“那您一个月落多少。”

“好的时候五百，不好的时候三百。”

“您这表芯从哪儿进。”

“我自己去广州背。”老温说，“早上六点那班车，下午三点到。”

“一趟背多少。”

“背得动多少背多少。”老温说，“一盒十二只，一趟背三盒。”

一九九一年五月，街东头那家大店换了做派。

荣记钟表门脸六米宽，玻璃柜里摆着上百只表。

店里有五个内保，穿一样的深色夹克，一天三块钱工钱，管一顿饭。

内保的头目叫阿肥，三十来岁，说话慢。

先来的是递话。

“温师傅。”

“什么事。”

“荣老板问你，这铺面卖不卖。”

“不卖。”

“出两万。”

“两万也卖不了。”

“为什么。”

“我在这儿修了三十一年表。”老温说，“我师傅在这儿修了四十年。”

“那是上一辈的事。”阿肥说，“你开个价。”

“我这铺子不挂价。”

“荣老板是做大事的人，两万在他手里不算什么。”

“在我手里算。”

“温师傅，这条街上往后都是荣记的人。”

“我是修表的，不是谁的人。”

隔了三天，阿肥又来。

“三天。”

“什么三天。”

“三天之内搬。”

“搬哪儿去。”

“荣老板给你两万。”阿肥说，“这是转让费。”

“我不转。”

“不转就是你的事了。”阿肥说，“这条街上的规矩，你懂。”

“我不懂。”

“不懂可以学。”

“我要是走了，这条街上修表找谁。”

“找荣记。”阿肥说，“荣记也修表，一块五。”

“一块五修不了机械表。”

“那是另一回事。”阿肥说，“你三天。”

街西头卖布的老盛和卖伞的老洪都来劝过。

“老温，你就搬了吧。”

“搬哪儿去。”

“城西有铺子，一个月一百二。”

“那边没人修表。”

“没人修表你就卖别的东西。”

“我一个修表的，卖什么别的东西。”

砸柜台是三天后的夜里。

十一点半，铺子的卷闸门被人从外头撬开，两块柜台板碎在地上。

隔壁看铺的小伙子出来拦。

“你们干什么。”

一根撬棍打在他腿上，他倒下去，倒在碎玻璃里。

那两个人在柜台里翻了一阵，把两盒表芯拿出来扔在地上，用鞋底一只一只踩过去。

一盒十二只，两盒二十四只，踩碎了十九只。

踩完，人走了。

第二天早上老温蹲在地上捡，捡了一上午。

“温师傅，报警吧。”隔壁那个小伙子一拐一拐地站在门口说。

“报了。”老温说，“来了两个人，看了看，记了两行字。”

“然后呢。”

“然后让我等。”

“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他们有工夫。”

“要是他们一直没工夫呢。”

“那我就自己修。”老温说，“柜台板我自己会换。”

隔天上午十点，阿肥带四个人来了。

“温师傅，赔钱。”

“赔什么。”

“两万。”

“我赔你两万。”

“不是赔我们。”阿肥说，“是你欠荣记两万。”

“我什么时候欠过。”

“柜台板两块，玻璃一块。”阿肥说，“还有荣老板的名声。”

老温被两个人按在柜台上，胳膊反着往上提，胸口硌在柜台边角上。

“按个手印。”

“我不按。”

“按了，铺子你还开着。”

“按了这个印，我拿什么还。”

“拿铺子还。”阿肥说，“铺子顶两万，正好。”

“顶了铺子，我住哪儿。”

“那是你的事。”阿肥说，“荣老板讲了，这条街上不留老铺子。”

有人把一张纸摊在玻璃上，又摸出一支笔、一盒印泥。

老温的拇指蘸了印泥，按下去。

“这是两万的欠条。”阿肥说，“一个月内还清。”

“我没钱。”

“没钱就把铺面顶了。”阿肥说，“你自己想。”

那天下午，两个人扛来四块木板。

木板对着卷闸门的两边钉上去，一口一口钉死，只留一条侧身能过的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