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秋天，冀中平原上的高粱刚割完，地里只剩下一茬茬的茬子，像无数把朝天的短刀。日军在华北搞“铁壁合围”，到处修炮楼、挖封锁沟，三天一小扫，五天一大扫，把这一带搅得鸡犬不宁。我们冀中军区某部三连，在一次突围中被打散了，连长赵大江带着六个战士，边打边撤，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跑进了大王庄。

赵大江是陕北人，三十出头，黑脸膛，高个子，打仗不要命，在团里是出了名的。可这回，他右腿中了一枪，血流了一裤腿，人跑不动了，只能躲。他翻墙进了村东头一户人家，那院子是村里最大的，青砖灰瓦，门口蹲着两只石狮子，一看就是地主。他没别的选择，拍开了门。开门的是个老头，六十多岁，穿着绸缎褂子，戴着瓜皮帽，一看就是财主。赵大江掏出枪，压低声音说：“老乡，我是八路军，后面有鬼子追，借你家躲一躲。”

老头姓王，叫王老财，是这十里八乡最大的地主，有地三百多亩，长工十几个。他看见赵大江手里的枪，腿哆嗦了一下，但很快镇定下来，说：“快进来，快进来。”他把赵大江领到后院一间放杂物的屋子里，屋里堆着农具和粮食，墙角有个地窖口，用木板盖着。王老财掀开木板，说：“下去，别出声。”赵大江跳进地窖，王老财把木板盖好，又在上面堆了两袋高粱。

地窖不大，两人多深，四壁是夯土，一股霉味。赵大江靠着墙坐下，撕了块布条扎住腿上的伤口，疼得满头是汗。他掏出腰里别着的两颗手榴弹，放在手边，心里盘算着，万一鬼子搜出来，就拉弦，拉一个够本，拉两个赚一个。

外面果然乱了一阵。鬼子的皮靴声在院子里响来响去，还有汉奸的叫声：“王老财，看见八路没有？”王老财的声音不紧不慢：“太君，我一个种地的，哪见过八路？都是良民啊。”鬼子搜了一圈，把前院翻了个底朝天，没找到人，骂骂咧咧地走了。

赵大江在地窖里待到了天黑。王老财给他送了半块饼子和一壶水，说：“鬼子走了，你歇着，明儿再说。”赵大江问：“你家几口人？”王老财说：“六口。我，我老伴，儿子，儿媳，两个孙子。”赵大江说：“谢了老哥，天亮了我就走，不连累你。”王老财摆摆手，没说话。

那天晚上，赵大江靠在地窖墙上，迷迷糊糊地打盹。半夜的时候，他听见头顶的木板响了一下，有人掀开了高粱袋子，把木板挪开一条缝。他攥紧了枪，往上看，月光从缝里漏进来，照出一张女人的脸。那女人二十来岁，梳着髻，穿着碎花褂子，是王老财的儿媳，赵大江白天在院子里见过她一眼。

她没说话，顺着梯子下来了。地窖里黑，她摸到赵大江身边，忽然伸手摸他的脸。赵大江一把抓住她的手，压低声音问：“你干什么？”那女人不说话，身子靠过来，一只手往他胸口摸。赵大江闻到她身上有一股皂角的味道，混着灶膛里的烟火气。他推开她，说：“你疯了？回去。”女人还是不说话，手又摸过来，这回摸到了他腰里的枪。赵大江心里一紧，低声喝道：“你到底是谁？”

那女人终于开口了，声音贴着他耳朵，细细的，像蚊子哼哼：“屋里有六条命。”

赵大江愣了一下。那女人又说：“我公公，婆婆，我男人，我两个娃，还有你，六条命。你躲在这儿，鬼子迟早会搜出来。搜出来，全家都得没。你得走。”赵大江说：“我腿伤了，走不了。”女人说：“我男人知道一条路，通村后芦苇荡。你跟我来。”

赵大江犹豫了一下，还是跟她上了地窖。院子里很静，月光白惨惨的，照在青砖地上像铺了一层霜。女人领着他穿过月门，到了西厢房。西厢房里点着一盏小油灯，灯下坐着三个人——王老财、他儿子王大柱，还有一个瘦小的老头，是村里的更夫老刘。三个人围着一张矮桌，桌上摊着一张手绘的地图，是这一带的地形。

王大柱看见赵大江，站起来说：“连长同志，我爹都跟我说了。村后有条小路，穿过芦苇荡，能到白洋淀。芦苇荡里咱们有游击队，你到了那边就安全了。”赵大江问：“这条路鬼子的巡逻多不多？”老刘说：“多，但后半夜少。鬼子怕冷，后半夜都缩在炮楼里。现在走，天亮前能到。”

赵大江看了看王老财。王老财说：“别看我，我儿子当过八路，去年负伤回来的。咱们是一家人。”赵大江这才知道，王大柱原来是县大队的，去年在战斗中挂了彩，回家养伤。那条小路，就是他当八路的时候摸出来的。

赵大江做了个决定。他说：“大柱，你送我到芦苇荡口就行，剩下的我自己走。”王大柱点头，从墙根摸出一根棍子，说：“走。”

临走前，赵大江问那女人：“你刚才说屋里有六条命，是什么意思？”女人低下头，说：“我刚才做了个梦，梦见鬼子又回来了，把咱们全家都绑在院子里。六条命，一个都没剩。我吓醒了，想着不能等死，得让你走。”赵大江看着她，忽然想起自己陕北老家的婆姨，也是这么瘦瘦小小的，说话细声细气，但心里比谁都硬。

他脱下自己的军帽，放在桌上，说：“这帽子留给娃。告诉他们，八路军来过。”然后他跟着王大柱，从后墙翻出去，钻进了一片漆黑。

芦苇荡里的路很难走。齐腰深的水，底下是烂泥，一脚踩下去拔半天。赵大江的腿伤泡了水，疼得钻心，但他咬着牙往前走。王大柱在前面趟路，手里的棍子左点右点，像盲人探路。走到天快亮的时候，前面忽然传来一声喝问：“口令！”

王大柱站住，回了一声：“山河。”对面沉默了一下，又问：“哪个部分的？”王大柱说：“县大队三连，王大柱。带了个同志，冀中三连的连长，叫赵大江。”芦苇荡里钻出两个人，端着枪，看了看赵大江的军装和证件，说：“是自己人，进来吧。”

赵大江回头看了一眼来路。天边已经泛白了，远处的炮楼隐约可见，村里的炊烟还没升起来。他看不见王老财家的院子，但他知道，在那片青砖灰瓦下面，六条命正缩在被窝里，心惊胆战地等着天亮。

后来赵大江在芦苇荡里养好了伤，重新回到了部队。他打了不少仗，立了不少功，一直打到抗美援朝。可他一辈子忘不了那个晚上，忘不了那个摸上他的床、跟他说“屋里有六条命”的女人。他后来托人去找过王老财一家，没找到。有人说他们搬走了，有人说鬼子后来还是去搜了，全家跑了，不知道去了哪儿。

赵大江离休以后，专门回了一趟大王庄。村子还在，但王老财家的院子已经拆了，盖了小学。他站在小学门口，看着孩子们跑来跑去，忽然想起那顶军帽。他当年留给那两个娃的，不知道他们还在不在。他问村里的老人，没人记得王家。他又问，有没有人知道一条通芦苇荡的小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汉说：“有，村后头，现在都种上树了。”

赵大江走到村后，果然看见一片树林，槐树，密密匝匝的，风吹过沙沙响。他站在林子里，闭上眼，仿佛又听见那个女人的声音，细细的，贴着他耳朵：“屋里有六条命。”他睁开眼，林子里空荡荡的，只有阳光从树缝里漏下来，落在地上，一摇一晃的。

他蹲下来，抓了一把土，装进口袋里。然后他站起来，对着树林鞠了一躬。他不知道王家人在哪儿，不知道那两个娃长大了没有，不知道那顶军帽还在不在。但他知道，1943年那个秋天的晚上，有六条命，因为他，活着。而他，因为那六条命，也活着。

这就是打仗。你救我，我救你，谁也说不清算谁的。可有些人，你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摸上你的床、跟你说了六个字的年轻女人，你连她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可她的声音，你记了一辈子。

赵大江后来把这件事写进了回忆录，只有短短一段：“1943年秋，冀中反扫荡。余伤，匿大王庄王姓地主家。夜半，其媳至，告余曰：屋里有六条命。遂由其夫引路，穿芦苇荡归队。王家姓名不详，后寻未果。此恩，终身不忘。”

回忆录出版那年，赵大江已经八十三岁。他坐在干休所的阳台上，戴着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着稿子。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他停了很久，然后拿起笔，在后面加了一句话：“愿那六条命，都活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