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春，广西一个普通村庄里，白发老人推开家门，门外站着一名年近古稀的男子。两人隔着岁月对望，老人先是愣住，随后失声喊道：“汉光，真的是你吗？”
男子没有立即回答，只是紧紧抱住她。三十九年过去，门里的人已经满头白发，门外的人也早已不再是当年的新郎。更让他意外的是，屋中还站着一名中年男子，那是他从未见过的儿子。
这名归来者，公开身份叫叶依奎，原名却是谢汉光。几十年前，他以林业技术人员的身份进入台湾，后来因地下组织遭到破坏，被迫隐姓埋名，在山林和村落之间生活了很久。
谢汉光出生于广西，青年时期就读于广西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毕业后，他曾在广西省农业试验场工作，后来担任黔桂铁路柳州农场主任。这个职务看似只是管理农场，实际上让他接触到了大量南来人员，也使他有机会了解当时复杂的社会局势。
抗日战争期间，柳州是西南地区重要的交通节点。许多从战区转移而来的人员，经过这里寻找落脚处，其中包括一些地下工作者。谢汉光并没有因为身份不同而另眼相看，反而在接触中逐渐接受了进步思想。
有意思的是，他最初并不是以职业革命者的面貌出现，而是一名懂农业、懂林业的知识分子。正是这层身份，使他能够出入一些机构，接触不同人群，也让他在隐蔽工作中具备了普通人难以替代的条件。
在柳州期间，他按照组织安排，为地下联络提供掩护。抗战胜利后，局势迅速变化，国共关系由合作转向对峙，原本相对宽松的活动环境很快变得危险起来。
1945年，谢汉光前往香港从事秘密工作。他熟悉粤语，又有政府部门和农业机构的工作经历，能够较自然地与各类人员打交道。那段时间，他负责搜集和传递情报，并协助联络有关人员。香港的工作结束后，他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然而，党员证还没有真正改变他的命运，新的任务已经摆在面前。
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为了掌握岛内情况，组织决定派熟悉农业和林业的谢汉光前往台湾。那时他刚结婚不久，与妻子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临行前，妻子并不知道这一次分别会持续多久，他本人也无法保证还能否回来。
据有关回忆，谢汉光曾对身边人说：“这一趟，什么时候能回来，谁也说不准。”话不多，却说明了当时的凶险。
到达台湾后，他凭借专业能力进入林业试验机构工作，表面上从事林业技术，实际上承担着联络和掩护任务。他接触过从大陆过去的同志，也曾为地下工作提供便利。那不是战场上的冲锋，却同样需要长期忍耐和极强的警觉。
危险在1950年前后骤然逼近。台湾地下组织遭到破坏，部分人员被捕，原有的联络网络迅速瓦解。谢汉光的身份也被牵连出来，只得离开原来的工作地点，进入山林躲避追捕。
山林并不浪漫。缺少食物时，他依靠野外经验寻找能够充饥的东西；夜间不敢生火，生病也没有药物。林业知识在此时救了他一命，但真正让他活下来的，还有当地居民的接济。
后来，他得到一支原住民村落的收留。村中恰好有一名长期失踪的男子，名叫叶依奎。为了让这个外来者能够继续生活下去，村民把这个身份交给了他。从此，谢汉光暂时消失，叶依奎开始在台湾生活。
这个身份一用，就是三十多年。
他没有公开联系大陆，也不敢轻易打听旧日同伴的消息。身份暴露意味着危险，贸然行动还可能牵连收留他的村民。于是，他只能把思念压在心底，在陌生的村落里从事劳动，过着与普通人相似的日子。
最难熬的，并不是贫困，而是不知道大陆的妻子是否还活着，也不知道她是否已经另组家庭。谢汉光离开时，婚姻刚刚开始，妻子甚至已经怀有身孕，只是这一点，他当时并不知情。
1987年，台湾方面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两岸长期隔绝的局面出现变化。对许多人而言，这是寻找亲人的机会；对谢汉光而言，却也是一次艰难抉择。他已经使用叶依奎这个名字多年，回去以后是否有人记得谢汉光，谁也无法保证。
1988年，他终于踏上归途。凭借三十多年前残存的记忆，他一点点寻找故乡。道路变了，村庄变了，旧屋也有了变化，但一些地形和门前的痕迹，仍让他确认自己没有走错。
门被推开的那一刻，妻子认出了他。她没有询问身份，也没有追问这些年发生了什么，只是喊出了那个已经沉寂近四十年的名字。屋里的中年男子，是谢汉光从未见过的儿子，年龄已经接近四十岁。
归来后的身份核查持续了一段时间。有关方面根据其经历和组织关系，对他的身份予以确认，并按相关规定给予离休干部待遇。这个曾经以假身份求生的人，终于重新使用自己的名字，也终于见到了分别多年的妻子和从未谋面的儿子。
那场迟到的团聚，没有传奇故事里常见的喧闹，更多的是沉默、询问和反复确认。毕竟，三十九年的空白，不是几句话就能说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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