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绥远乌加河一线，董其武面对日军三个联队的增援，只带着一个师挡在河岸。他没有向傅作义开口要兵，反而把话说得很硬：“不会有一个日军冲过乌加河。”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将领的决心，背后却有一层不容易被注意到的现实：傅作义当时手里同样没有多少预备部队。董其武清楚，乌加河一旦失守，五原城里的守军就可能腹背受敌，整个战役的局面都会改变。

五原战役打响后，董其武指挥第101师扼守乌加河。战前，傅作义曾问他有什么困难尽管提，他没有绕弯子，只回了一句：“如果有困难就提，那还打什么仗？”

3月20日，部队先对河桥附近的日军展开夜袭。枪声在黑暗中骤然响起，守桥部队很快被击退，中国军队随即进入阵地，准备迎接日军援军。

援军来得很快，而且兵力明显占优。激战半程，前线不断打来电话，反映部队伤亡严重。董其武没有后撤，也没有调换阵地，只下令继续坚守。有人担心兵力快要打光，他的态度很明确：哪怕损失再大，也不能让日军渡过乌加河。

战斗最紧张时，傅作义再次询问是否需要增援。董其武仍然回答：“不需要，守得住。”

这不是逞强。董其武知道，五原城内的战斗正处于关键阶段，傅作义若抽调主力来救援乌加河，五原方向就可能出现新的缺口。一个师顶住三个联队，表面看是兵力悬殊，实际上也是在用空间和时间替主力争取机会。

三天之后，五原战役取得胜利。日军援军始终没有越过乌加河，董其武率部完成了阻击任务。傅作义赶到阵地时，看到这位部下衣服破旧，满身尘土，部队也已相当疲惫。多年以后，董其武才在回忆中说出当时的真实想法：傅作义身边也没有多少部队，自己作为第101师师长，心里是清楚的。

有意思的是，董其武真正被人记住，并不只是因为五原战役。1937年10月的忻口战役，才是他抗战指挥风格逐渐形成的重要一战。

当时，日军沿平绥铁路和同蒲铁路方向推进，太原局势十分危急。阎锡山调集部队在忻口组织防御，董其武所在的第35军从绥远驰援山西。部队沿途所见，百姓流离，乡村残破，这种景象让他感到沉重。

在忻口前线，董其武曾对身边军官表达过一个朴素想法：军人既然穿着军装，就不能只顾保存自己，必须对得起身后的百姓。正是这种认识，使他在战场上很少采取消极守势。

一次作战中，他的手臂被子弹擦伤。由于担心影响部队士气，他没有立即上报，只让人简单包扎。伤势并不算轻，但指挥位置没有改变。对董其武来说，前线将领一旦显出慌乱，士兵承受的压力会更大。

得知日军指挥机关位于旧村后，他没有满足于固守阵地，而是筹划夜袭。部下对穿插距离和敌情都有顾虑，他却决定抓住日军防备松懈的时机，亲自率部渡过云中河，向旧村突然发起攻击。

夜色、河水和陌生地形，都增加了行动难度。中国军队抵达日军指挥所附近时，守军没有料到会有部队从侧后方出现。短促交火之后，日军指挥机关遭到打击，董其武以主动出击打乱了对手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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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口战役并未改变全国抗战初期的整体困难，但它说明了一件事：在装备和兵力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部队若有明确目标，仍能通过突然行动和顽强坚守制造战机。董其武后来那句“我的部队要坚决抗日”，并非临时表态，而是多年战场经验的概括。

他出身于旧军队，却没有把部队只当成个人升迁的工具。抗战时期，无论是忻口的主动突击，还是乌加河的死守，都体现出同一种选择：在民族危亡面前，先把日军挡住。

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率绥远部队起义，接受和平改编。此后，他担任第23兵团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9年3月3日，董其武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他留下的经历，连接了抗日战场上的浴血坚守，也连接了中国军队改造进程中的一次重要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