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贵州旧州，传教士勃沙特背着行囊走在山路上，迎面遇到的是红6军团的队伍。他没有想到，这次相遇会改变自己此后的人生，也让一个外国人的长征见闻，早于美国记者斯诺传到西方。
勃沙特原名勃沙特，1897年出生于瑞士，后来随父母迁居英国。1922年，他受教会派遣来到中国，在贵州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并取了中文名“薄复礼”。
当时的红军对外国传教士抱有高度警惕，勃沙特很快被扣留。起初，战士们称他为“外国鬼子”或“帝国主义分子”。他也无法判断自己的命运，只能跟着队伍翻山越岭。谁也没有料到，这场带有偶然性的扣留，竟使他成为红军长征的特殊见证者。
真正改变彼此关系的，是一张地图。
1934年10月2日，红6军团攻占旧州，在一座教堂里找到一张法文标注的贵州地图。萧克得知勃沙特懂法文，便让他协助翻译。油灯下，勃沙特把山脉、河流、村镇和道路逐一译成中文，标注在地图上。
萧克后来回忆，红军当时使用的地图十分简略，只能看出县城和大致地形，无法满足行军作战需要。勃沙特译出的地图，让部队对贵州东部的山川道路有了更清楚的认识。这个细节看似平常，却说明长征不仅是军事较量，也是信息、知识和经验的较量。
1934年10月24日，红2、红6军团在贵州印江木黄会师。这是红军长征途中较早的一次重要会师。勃沙特看到，红旗、军号和人群汇聚在一起，两支队伍虽然衣着破旧，士气却明显不同于普通流动作战部队。
他注意到，红军并非只会行军打仗。部队驻扎稍久，便设立“列宁室”，组织识字、读报和政治学习。没有合适房屋，就用竹枝、席子和茅草搭建简易场所。战士们白天作战，晚上打草鞋、补衣服，还要讨论土地、阶级和革命道路等问题。
有一次，勃沙特问一名红军干部：“你们这样艰苦行军，还能坚持学习吗？”
对方回答：“枪要会打，字也要认识。只靠勇气，走不了远路。”
这类谈话未必完整，却反映出红军重视思想教育的特点。油印材料、简易小报和战地歌谣，都是队伍维系纪律和凝聚人心的办法。《国际歌》在行军途中反复传唱，战士们还会利用短暂休息时间开讨论会，让新兵讲述自己的遭遇。
艰苦，是勃沙特记录最多的内容。山路往往只剩一条被前人踩出的痕迹，下山比上山更危险。大雨过后，道路泥泞湿滑，夜间行军只能摸着前面人的肩膀前进。渡河有时靠简易浮桥，有时踩着石块通过。到了宿营地，能够喝上一碗热粥，已经算得上难得。
飞机出现时，部队便迅速隐蔽。有战士把树枝编成圈戴在头上，远远看去，队伍仿佛融入山林。红军衣衫褴褛，却有清楚的纪律要求。一次躲进果林，柑子挂满枝头，因无法确认果树属于谁，干部下令不许摘取，战士没有人违反。
勃沙特还记录了红军对俘虏和普通群众的做法。部分俘虏愿意留下，便经过教育后加入队伍；不愿参加者，则获准离开，并得到路费。红军到达村镇后，常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宣传土地政策，吸收贫苦农民和少数民族青年参加。
这些政策并非没有复杂性，但在勃沙特眼中，红军并不是报刊所说的“匪徒”。他看到，红军试图建立自己的组织秩序，并通过分配土地、动员群众和开展宣传，把军事行动同社会动员结合起来。这是他逐渐改变看法的重要原因。
对勃沙特本人，红军也并未简单处置。行军时，他体力不支，卫兵便推着、拉着他赶路，甚至准备担架。生病后，部队请中医诊治，为他熬药、煮粥，有时还专门安排鸡蛋或肉食。鞋子坏了，有人设法给他找来替换物品；天气寒冷，又发给他衣物御寒。
相处时间久了，称呼也发生变化。他从“外国鬼子”变成“勃先生”，后来战士们干脆叫他“老勃”。他会翻译外文报刊，修理煤气灯，还用毛线编织帽子、手套和衣物。对于这支队伍而言，他不再只是被扣留的传教士，而成了能提供实际帮助的外国人。
1936年4月，红军抵达云南富民。萧克决定释放勃沙特，并向他说明，瑞士没有在中国设立租界，也没有直接参与压迫中国，因此红军愿意给予他自由。临行前，红军设宴送行，王震还提醒他，向外界介绍红军时，应当如实说明这是一支为贫苦民众而战的队伍。
勃沙特于1936年4月12日离开红军。此后，他在昆明养病期间整理长征见闻，写成《神灵之手》，同年在伦敦出版。斯诺的《西行漫记》英文版于1937年出版，因此勃沙特的记录确实早了一年。
遗憾的是，这本书的书名带有宗教色彩，外表看起来不像一部红军纪实作品，长期没有引起足够注意。直到1985年，它才重新进入研究者视野，1989年开始出现中文译文，2006年出版中译本。
勃沙特后来继续在贵州生活和传教，1951年冬离开中国。1993年，他在英国去世，享年96岁。留在书中的，不只是山路、战斗和饥寒，还有一个外国传教士在被迫同行的一年半里，对红军组织方式、政治教育、群众工作和军队纪律的持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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