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进程总被“命运攸关的瞬间”悄然点亮，那些瞬间如暗夜里的星辰般指示文明的轨迹，成为人类文明长河中永不熄灭的灯塔。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在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中，那些黑暗里燃起的精神火炬、绝境中迸发的不屈勇气、迷茫中坚守的崇高信仰、苦难中凝聚的磅礴力量都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进入新时代，长征文学无论是对革命、战争、历史的认知与理解，还是在叙事伦理、人物形象、文本形式、审美特色等方面都呈现出新质经验，彰显出新时代“人民史诗”的深厚底蕴。
新时代长征文学跳出了传统长征叙事相对单一的历史纪实和英雄颂歌范式，不仅在叙事语言、形式层面屡有创新，而且在立体的叙事空间中，创造出一种可以和当下年轻读者同频共振的心理认同。从复现革命历史到书写时代精神再到对“文化共同体”的建构，一种新质的文学经验正在生成。这既是现代人文精神融入“革命历史叙事”的表征，也折射出新时代社会思想、价值观念的新变化。近年来，传统长征文学叙事相对单一的范式被打破，人物谱系极大丰富，在人物身份、出身的设定上越发强调知识化、专业化。人物形象的重塑对应美学风格的转变，其中蕴含着强烈的审美现代性观念，即重视主体的觉醒与信仰自觉、肯定人的价值与理想追求。
从人物形象的审美重塑上来看，徐贵祥的长篇小说《穿插》、中篇小说《红霞飞》《走出草地》，庞贝的长篇小说《乌江引》等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受过正规教育、兼具专业知识与审美素养的知识分子。人物形象的“雅”不仅在于谈吐的文雅、气质的儒雅，更在于精神世界的丰赡与审美格调的高雅。在小说《穿插》中，主人公凌云峰以专业知识化解“马蜂危机”，能与不同身份的人探讨宗教、信仰与政治话题。在小说《走出草地》中，主人公高一凡在红军队伍中追寻“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崇高理想。这种“雅化”的人物形象打破了“英雄必粗粝”的出身论与模式化设定，彰显出“知识即力量”“审美亦信仰”的现代观念，极大地提升了长征文学中英雄形象的文化底蕴与人格魅力。
从叙事场景的创新表达来看，新时代长征文学叙事中大量融入了日常生活的诗情与浪漫，搭建起了残酷与诗意并存的美学空间。小说《穿插》中有很多书写日常生活的段落，甚至还有许多看似与残酷的战争环境不符的浪漫情节。在主人公身上，战争的残酷与文人的浪漫融为一体，其不仅要在外部的肉身上实现对敌人的“穿插”，更要在自我意识的深层完成灵魂的互见和转化。小说《走出草地》塑造了红军宣传队副队长高一凡这样一个别样的人物形象。他是南洋富商之子，从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之后做军需生意。在闽西的“围剿”与反“围剿”战场上，他阴差阳错地随着国军部队起义，后来还受邀当上了红艺速成学校的教官。“革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红军的朋友和战友”的身份给高一凡提供了一个从以往鲜有的角度观察长征的视角。他的理想是要在红军中造就一批艺术家，创造一种非凡的艺术。在他看来，“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这样的革命理想是美的、崇高的。作为一个外来者，高一凡可以挑剔、批判甚至否定宣传队从形式到内容的一切，他发出了一种异质性的追求美、守护美的声音。这种理想化的声音，同革命阵营里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天下穷人献出一切的精神构成了生动、有趣的对话关系。他的命运轨迹隐喻着其从“旧我”到“新我”的成长，从个人到集体的再造。
在文本形式与叙事视角层面，新时代长征文学也屡有新的探索。《乌江引》中的“我”既可以说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也可以说是一个“幽灵视角”，这赋予小说叙事极大的空间和自由。每个章节后面的“补记”以夹叙夹议的形式打断了线性的叙事脉络，历史与现实宛若平行时空的镜像映照出多元立体的审美形态。湘女的长篇小说《小马将军》以儿童化、游戏化的视角，以凝练、诗性的书写呈现革命带来的温暖与光明。在这篇小说中，故事是美的，大山是美的，人性是美的，小红军切身感受到的或浓烈或无言的爱也是美的，残酷悲壮的战争在孩子天真烂漫的视角中彰显出温柔、坚韧的审美质感。李舫的散文《荠菜，早春的隐语》则另辟蹊径，以草木为叙事切口，在苦难与生机的对冲中完成了对人的价值的深度肯定。李舫敏锐地捕捉到了红军在长征途中被残酷历史忽略的诗意与温暖，她将荠菜、车前草、榆钱称为长征的“早春三友”，让卑微却坚韧的山野草木成为苦难岁月、革命征途中独特的审美载体。破冰而生的荠菜、踏碾不衰的车前草、清甜温润的榆钱褪去了文人诗词的风雅闲情，成为绝境中滋养生命、慰藉心灵的希望之美。两万五千里征途满是战火硝烟、饥寒交迫，但年轻的战士们却从未丧失对生活的体察、对生命的敬畏、对信仰的坚守。对自然之美的再发现让读者看见，长征精神不仅彰于壮烈的浴血奋战中，亦藏在一草一木的生机中、一餐一食的日常里。
新时代长征文学还注重挖掘个体生命在繁复历史进程中的精神自觉与审美感知。这种对人的主体性的唤醒与高扬同样使长征文学呈现出迥异于以往的新质文学经验，敞开了新的美学向度。龙仁青的短篇小说《红星歌》以自然之美、生命之美与信仰之美的层层递进，达成了革命历史、长征精神与女性群体、民族地区的有效对接。小说以细腻诗性的笔触描摹草原上四季流转、万物共生的景致，构筑起纯粹、质朴的生态美学。该作品将审美追求融入对女红军个体生存与命运的关切，通过性别、身份、身体等具象的生命情态与日常经验写出超越生理限制的革命意志。在小说的结尾处，红星褪去具象的仪式化外壳，经由田春芽的传递融入了牧童达西的成长轨迹，这份跨越民族与时空的精神传承彰显出革命者的主体自觉、人格尊严与信仰之美。
诚然，长征历史的粗粝质感、革命战争的残酷底色终究无法被精致的抒情语态所过滤或替代，新时代长征文学在审美创新的过程中，依然需要处理好艺术表达与历史本真之间的平衡问题。然而，一个必须正视的文学现实在于对美的自觉而笃定的追求已经成为“新红色经典”创作的一种风格标识。新时代的创作主体在革命战争的残酷进程中勉力书写美的意义，对人的生命体验、精神世界、审美理想的深切观照使得新时代长征文学转向了对人性之美、精神之美、文化之美的开阔表达，进而在革命历史与个体生命的对话、凝视中创造新的美学范式。
作者系北京市文联青年签约评论家、辽宁作协特聘签约作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李培艳
新媒体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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