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4月，甘肃庆阳城南刑场，地下党县委副书记陈斌被敌人押到人群面前。围观百姓越聚越多，报纸连续几日放出消息，声称当天要处决一名“重要人物”。
刑场周围看似拥挤，实则暗藏杀机。敌人把便衣特务混在人群里，既防止有人营救，也想借机辨认前来接头的地下党员。
陈斌的衣服上留着刑讯后的血迹，走路已经不太稳，可神情依旧镇定。他没有急着看行刑地点，而是慢慢扫视四周，像是在寻找什么。
不远处，李叶也在人群之中。两人的目光短暂相遇，陈斌立刻意识到，营救行动已经开始，而刑场周边并不是普通警戒。
事情要从一个月前说起。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庆阳县城。由于解放区部队提前转移，敌人进城时没有抓到主力，城内留下的只是空荡荡的机关和群众。
敌军没有得到想要的战果，便把注意力转向地下组织。有人断定，部队虽然撤走，城内一定还藏着负责联络、传递情报的人员。于是，搜捕很快展开。
敌人挨家挨户盘查，抓捕嫌疑人员，并以金钱和所谓“宽大”诱使人员叛变。何玉林、谷老四原本只是组织中的普通成员，意志并不坚定，在利诱之下交出了部分情况。
叛徒提供的线索，使庆阳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几名同志被捕，另有人员在转移过程中失去联系。敌人以为，只要抓住负责人，便能顺藤摸瓜。
危急关头，陈斌召集骨干秘密商议。他们需要尽快把城内敌军的兵力部署、盘查情况以及组织受损状况送到城外，否则还会有更多同志陷入危险。
“我出城。”
陈斌说得很平静。
有人立即反对：“你是县委副书记，不能离开，城里的工作还要靠你主持。”
陈斌没有争辩，只是说明，如果自己不能回来，就由李叶接替联络工作。他还明确表示，哪怕被捕，也不会泄露组织秘密。
这不是一句临时表态。陈斌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清楚出城并不等于脱险。城门有岗哨，路上有盘查，敌人还可能掌握地下交通线。可城内情况紧急，必须有人把消息送出去。
第二天清晨，他换上旧衣，挑着装有蔬菜的担子，装作普通农民走向城门。守卫盘问时，他只说出城探亲。破旧的衣服、沾满尘土的脸和不起眼的担子，暂时消除了对方的怀疑。
陈斌顺利抵达城外联络点。那里是一间不起眼的草房，几名同志早已等候。他对上暗号后，立即汇报城内情况，要求组织尽快采取措施，保护尚未暴露的人员。
会议进行到一半，门外忽然传来敲门声。
“陈大哥，是我，谷老四。”
陈斌听见声音，误以为来人是自己人，起身开门。门刚打开，外面的人便猛然扑入，几十名特务持枪包围了草房。陈斌头部遭到重击，倒在地上，屋内同志也未能及时撤离。
这次行动显然经过周密安排。谷老四和何玉林为了取得敌人信任，不仅供出联络点，还亲自参与诱捕。陈斌醒来后，看见两人站在敌人身边，立即明白了事情经过。
审讯从当夜开始。敌人想知道庆阳地下组织的人员、交通线和联络方式，轮番逼问，甚至施以酷刑。陈斌伤痕累累，却始终只回答一句：“不知道。”
审讯没有结果，敌人便改变办法。谷老四提出，可以公开宣布枪决陈斌，诱使地下党员前来营救，再趁机一网打尽。这个办法利用的，正是地下组织之间彼此信任、不会轻易放弃同志的特点。
消息传出后，李叶等人判断陈斌确实被捕。经过商议，他们决定组织人员混入刑场，寻找机会救人。
然而，敌人的布置比预想更加严密。便衣特务分散在人群中，枪手占据关键位置，刑场表面没有异常，实际上已经形成包围圈。
陈斌被押到刑场后，很快发现了李叶。他也看见了那些神情紧张、不断观察人群的便衣。只要营救行动开始，前来接应的同志极有可能全部暴露。
于是，他突然冲着人群大喊：“家里有狗，快回家！”
这句话表面荒唐，实则是在提醒李叶：内部出了叛徒，刑场设有埋伏，立即放弃营救。李叶听懂了，却只能强忍悲痛，带着同志隐入人群。
敌人担心现场出现变化，匆忙下令行刑。陈斌倒在枪口下，营救行动也随之停止。对敌人而言，他们杀死的是一名地下党员；对地下组织而言，陈斌用临刑前的短短八个字，保住了更多同志。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李叶仍留在庆阳工作，继续追查当年出卖组织的人员。1950年，谷老四、何玉林被捕归案。谷老四被判处死刑，何玉林被判处无期徒刑。
一场持续多年的追捕，至此有了明确结果。陈斌没有留下长篇遗言，刑场上的那句“家里有狗，快回家”，成了他留给战友的最后一道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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