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6日，北京车站，毛泽东登上赴苏联的专列。列车出发前，公安部门已经接到一份异常密电：国民党保密系统掌握了访问行程，并准备利用潜伏电台持续获取情报。对新政权而言，这不只是一次普通的侦破，而是关系最高领导人出行安全的大事。

密电很短，署名只有“0409”。能确认的内容有限，既没有姓名，也没有住址，只有若干模糊线索。情报送到毛泽东案头后，他作出批示：“公安部：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这句话没有铺陈，却把办案期限和政治责任一并交给了公安战线。

当时公安部长罗瑞卿正在外地，具体侦破工作由第一副部长杨奇清主持。会议开了多次，侦察人员把“郭、国、顾、巩”等可能的姓氏逐一排查，得到的却是厚厚一摞没有突破口的材料。时间在走，线索却像被冻住了一样。

杨奇清急得吃不下饭。一次会议上，他沉着脸问：“曹纯之呢？”有人回答，曹纯之因骨病住院。杨奇清当即让人把他叫来，语气很重：“这个时候还躺得住吗？”曹纯之没有争辩，只说：“给我二十天，保证把人找出来。”

这位老侦察员没有钻进案卷堆里，而是反过来琢磨潜伏人员的生活方式。特务要发报，要维持关系，也要从外部获得经费。台湾方面不可能凭空让电台运转，钱总得通过某种渠道进入北京。

他想到这里，立即把调查方向转向海外汇款。北京没有发现可疑收款人，天津却传来消息：一家银行有两笔来自香港的汇款，收款对象分别与新侨贸易总公司职员计采楠有关，其中一笔数额较大，尚未领取。

“狐狸还没露面，脚印已经留下了。”曹纯之判断，真正的突破口就在取款人身上。公安人员随即布置监视。几天后，计采楠的关系人孟广新戴着墨镜、捂着口罩进入天津银行，领取汇款时被侦察人员锁定。这个动作证实，海外资金与北京潜伏网络确有联系。

但杨奇清没有让大家急着收网。他提醒曹纯之：“你抓到的是外围，不是真正的敌台。”这句话很关键。侦破潜伏组织，不能只凭一次取款认定身份，还要查清电台位置、发报人员和上下线关系，避免打草惊蛇。

侦察人员以商业交往为掩护，逐步接近新侨贸易总公司。冯铁雄凭借谈吐和社会关系进入公司，很快发现计采楠的弟弟“计旭”行迹可疑。案卷比对后，警方怀疑此人真实姓名是计兆祥，曾在北平特警训练班学习，并受过电讯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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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仍需核实。一天清晨，曹纯之带着两名曾与计兆祥同训的在押人员，埋伏在东单市场附近。计旭骑车买菜出现时，两人同时确认：“就是他。”这一刻，姓名、经历和现实身份终于接上了。

接下来，公安人员没有立即冲入住宅，而是利用邻居观察、无线电侦测等办法，判断电台是否在屋内。一个旧警察住在同院，能够看见计兆祥房间的动静。技术人员还设置了监测装置，结合电侦记录比对发报时间。

1950年2月，毛泽东即将结束访问回国，侦察组终于确认：计兆祥夜间发报的时间，与监听记录完全吻合。李克农得知后批准收网，并要求“只捕计兆祥一人”，尽量避免扩大抓捕，确保行动准确。

进入计兆祥住宅后，侦察员发现了电源设备，却没有立即找到电台。曹纯之环视房间，注意到天花板上的一幅牡丹图。他判断那里可能被动过手脚，命人登高查看。画后果然藏着暗格，里面有电台、手枪和密码本。

更重要的是，电台旁还放着尚未处理的情报底稿。材料显示，潜伏人员不只搜集公开资料，还试图摸清机场、部队和城市管理等情况。曹纯之立即判断，不能把这次行动看成单一抓捕，还要迅速追查相关破坏计划。

李克农赶到现场后，没有审讯式喝斥，而是让计兆祥用原来的设备呼叫对方。电台接通后，他直接表明身份，告知对方北京潜伏台已经被破获，发报员也已被控制。对方精心维持的联络体系，就这样在原始电台前被当场揭穿。

计兆祥后来交代，他以学生和职员身份作掩护，利用报刊、电话和社会交往搜集消息，再按照上级要求编译发出。那些看似零散的谈话、公开资料和日常见闻，经过拼接，便成了潜伏系统的情报来源。案件的侦破，靠的不是某个突然出现的奇招，而是汇款、身份、行动、监听和实物证据逐层咬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