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岁

我今年98岁，一个人住在北京南城的老胡同里，没有保姆，没有钟点工，连个搭伴的人也早就没了。街坊四邻总爱问我：“王奶奶，您这岁数还能自己过日子，咋不见您请个人呢？”我每次就笑，我说我有两个“保姆”，一个是一台蝴蝶牌缝纫机，一个是胡同口那棵老槐树。他们听了都摇头，以为我老糊涂了，其实我心里比谁都明白——我这辈子，就是靠这两样东西活下来的。

这台缝纫机是我家老头子1958年攒了半年粮票托人买的，那个时候我们刚结婚，租住在胡同最里头那间漏雨的小屋里。他是木匠，白天在木器厂干活，晚上回来就蹲在地上帮我装机器。他说有了它，我就能给家里添点进项，不用总看他脸色过日子。他不懂什么浪漫，就知道把机器擦得亮堂堂的，比给自己买鞋还上心。后来三个孩子连着出生，那台缝纫机就没闲过，白天我接裁缝铺的活儿，晚上在灯下改裤子、锁边，一针一线把孩子们喂大了。老头子走得早，1975年秋末，一场感冒没缓过来，他倒在木工房里的刨花堆上，手里还攥着给我做了一半的擀面杖。我一个寡妇领着四个孩子，最大的才十三岁，最小的还在怀里，那时候我就跟这台缝纫机相依为命，踩着它，心里就踏实，好像老头子还在旁边看着，跟我说“秀兰，别怕，有我在”。

老槐树是1959年春天种下的，那时大儿子刚满月，老头子特意从城外挖来一棵树苗，说等孩子大了能爬树乘凉。树苗种在胡同口，谁家小孩都来浇水，慢慢就长成了两个人合抱的大树。后来老头子没了，我每天傍晚都去树下坐一会儿，摸着树皮上被小孩刻的歪歪扭扭的名字，想着他要是还在，肯定也是这个倔脾气，树长歪了他非拿绳子捆一捆不可。我给他浇水，从一桶水浇成两桶水，从四十岁浇到九十岁，树底下那块土都泛着青黑色的光，像渗进了什么宝贝。

儿子们早就要接我走，说胡同里房子旧，冬天冷，上厕所还要出门，请个保姆照顾我的饭食，他们才放心。我不同意，为这事儿没少红过脸。去年冬天，小儿子从美国专程飞回来，说给我订好了城南那家养老院，双人间，有暖气，一天三顿有人做，还有医生查房。他跪在我跟前：“妈，您就听我一次，您都98了，摔一跤咱家就塌了。”我拍着桌子说：“我哪也不去！我要是去了，这缝纫机谁擦？这树谁浇？”小儿子急得直抹眼睛：“您这是图什么呀？那缝纫机早就生锈了，那树跟您有什么相干？”我说：“你不懂，你爸没了以后，要不是天天擦它、浇它，我早跟着他走了。”

那段时间家里闹得鸡飞狗跳，大孙女还偷偷找了一个钟点工到家里来，说给她钱，每天来给我做顿饭，收拾收拾屋子。那小姑娘进门，我刚要开口拒绝，一眼看见她把抹布伸向缝纫机上的转轮，我不知哪来的力气，一把抢过抹布：“别动！那地方不能碰！”小姑娘吓一跳，愣愣地站在那儿。我缓了缓语气，跟她说：“姑娘，你走吧，我不需要人伺候，你把这块钱拿回去，告诉我家孩子，我还硬朗着呢。”她临走时眼睛红红的，说奶奶您真跟我亲奶奶一样犟。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缝纫机前，摸着踩了六十年的踏板，心里有点酸——孩子们是为我好，可他们不明白，这台机器和老槐树，是我跟老头子之间仅剩的东西了。老头子走的时候，一句话都没留下，可只要我每天擦他装好的这台机器，每天给这棵树浇一瓢水，我就觉得他还在世上，还在跟我一起过日子。我哪儿舍得扔下它们去住大高楼呢？

可人啊，不服老不行。今年开春连着半个月下雨，屋角渗水，我一着急踩凳子去够墙上的塑料布，没站稳，从凳子上摔了下来，胯骨疼得我直冒冷汗。孩子们接到电话，连夜赶回来，把我送进医院。检查后说是轻微骨裂，得卧床养着。小儿子急得嘴上起泡，非要给我请护工，我说什么也不同意。他气得跑到楼道里抽烟，回来红着脖子跟我说：“妈，您不让请人，好，那我辞职，我回来伺候您！”我一听这话，又急又气，眼泪就下来了：“你下岗了，你那一家子喝西北风去？你爸走了三十多年，我连一天病号饭都没吃过，你让我临老落个让人喂饭的名声？”那晚谁也不跟谁说话，病房里只有药水滴答的声音。我侧着身子，望着窗外那棵黑黢黢的树影，心里想：老头子，要是你在，你肯定懂我。

在医院躺了二十多天，我天天想着胡同口那棵老槐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给它浇水。缝纫机顶上的那盘灰布，是不是落满了土。同屋的老太太由她闺女伺候着，天天劝我：“老姐姐，你就让孩子们尽尽孝吧，咱这年纪，该服老就服老。”我没吱声，心里却跟明镜似的——我不是不肯服老，我是怕一松了那口气，人就真老了。出院那天，孩子们把我抬回老屋，我第一件事就摸着缝纫机，踏板让我踩了两下，齿轮“咯吱咯吱”地响，像老头子又在跟我说话。我这才放下心，腿也不那么疼了。

小儿子跟着我进了屋，他沉默了半晌，走到缝纫机前，蹲下来用手摸了摸那块被磨得发亮的台板，低声说：“妈，我小时候常趴在这台子边上看您做衣服，觉得您特别了不起。”他抬起头，眼睛里有泪光，“我那天不该扔你的缝纫机。”我一愣，这才想起去年他收拾屋子，嫌它占地方，要卖旧货，我骂了他一顿。原来他一直记着这茬儿。我叹了口气，说：“傻孩子，妈留着它，不是舍不得那几百块钱，是舍不得你爸的心意。这台机器里有他的汗珠子，也有我熬过的那些夜。每次我一踩它，就想起你们小时候穿着我做的棉袄，在胡同里跑得跟小马似的，那种高兴劲儿，什么药都比不上。”他听着听着就哭了，一把抱住我说：“妈，我陪您去浇水，行不行？”

从那天起，小儿子每天傍晚都陪我到胡同口那棵老槐树底下，他提着一桶水，我扶着树干，慢慢地浇下去。他问我：“爸种这树的时候什么样啊？”我说：“那时候你才几个月大，他把你放进棉被里，放在树荫底下，你蹬着小腿笑得咯咯的。”他说：“那我也让您孙子给您浇。”我说：“行啊，等来年春天，叫他把新长出来的枝子修一修，别让它挡住旁边院子的光。”

现在我又是一个人了，早上起来先擦缝纫机，从机头擦到机脚，擦得亮晃晃的，再上两滴机油。然后慢悠悠走到胡同口，提着一小壶水，给老槐树浇完，坐在石墩上晒会儿太阳。小儿子给我装了个监控摄像头，就挂在屋檐下，他在手机里随时能看见我。他说：“妈，我知道您不想让人伺候，可您得让我知道您每天活得好好的。”我说行，我每天早上冲那镜头招招手，晚上再招招手，让他看见我脸色红不红，笑得出来笑不出来。邻居们都说我命好，孩子们孝心大，可我知道，真正让我活到98岁的，不是孩子，不是大夫，也不是什么长寿秘诀，而是那两件事——手上有活计，心里有念想。擦缝纫机的时候，我擦的是过往，是苦难，也是盼头；浇树的时候，我浇的是根，是记忆，也是盼头。有人说我孤独，其实我从来不孤独，缝纫机里有老头子的影子，老槐树里有子孙的根，这两样东西比我身上任何一处皮肉都亲。它们就是我那没影儿了的保姆和钟点工，一个管着我别懒，一个管着我别愁，就这么一天一天，把我伺候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