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此时的身份，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几个月前，他还是国民党方面的高级将领；此刻，他受中央委托，参与西北军政事务，并准备陪同彭德怀前往新疆。毛泽东曾半开玩笑地对他说：“让你去给彭德怀当副手，委屈了吧？”
这句话并非简单的调侃。张治中曾主政新疆，熟悉当地军政关系、民族情况和社会风俗。彭德怀则刚刚率部取得西北战场的胜利，手中有军队，也有威望。一个熟悉地方，一个掌握全局，把两人放在一起，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安排。
张治中没有推辞，只说愿意听从安排。周恩来还专程到他家中长谈，出发时亲自送他前往机场。对于一个曾经身居高位的旧军人来说，这种转变并不轻松，但张治中明白，新疆能否和平交接，远比个人位置重要。
新疆的和平解放，关键不只在战场上。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后，新疆内部的力量对比迅速改变。当地国民党驻军虽有数万之众，但彼此背景复杂，既有原西北军系统，也有马步芳方面的部队，还有长期盘踞新疆的旧势力。
陶峙岳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他与张治中早年相识，在军中有一定威望，也能影响许多旧部。张治中在6月26日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后，便设法向新疆发电，希望陶峙岳、包尔汉等人认清形势，断绝与广州方面的关系，避免新疆陷入战火。
那时通讯并不畅通。毛泽东得知情况后，安排人员通过伊宁方面的电台转递张治中的电报。张治中在电文中没有空泛说教，而是直接谈到新疆官兵和百姓的安危，劝他们为国家大局和地方和平作出决断。
真正危险的时刻出现在9月下旬。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人不赞成起义，甚至准备发动兵变，控制陶峙岳，率部南下。叶成深夜找到陶峙岳，告知部队即将行动。陶峙岳没有立即翻脸，而是把几个人请来谈判。
他问：“即使冲出去，下一步又怎么办？”
这场谈话持续到深夜，兵变暂时被压下。第二天，陶峙岳又单独与他们商谈，连他们离开新疆后的路线、家眷安置和财产处理都一一考虑。随后他说：“愿意走的走，愿意留的留，行动可以不同，友谊不能断。”
这句话起了作用。叶、马、罗等人最终交出兵权，离开迪化。1949年9月25日，新疆驻军发布起义通电；26日，省政府也发表通电，宣布与广州方面脱离关系，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新疆没有出现大规模巷战，代价因此大为降低。
10月20日，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进入迪化，王震率领的第一兵团随后进驻新疆。张治中的作用，主要不在于替代军事行动，而在于利用自身经历和声望，帮助新疆军政人员跨过心理上的那道门槛。
11月22日，张治中抵达兰州。彭德怀、贺龙等人到机场迎接。两人一路谈新疆的山川、气候和民族关系，也谈到左宗棠留下的“左公柳”。张治中承认，自己过去在新疆曾努力推行和平、团结政策，但受旧制度限制，许多设想没有实现。
彭德怀则指出，新疆问题牵涉民族关系、地方势力和经济基础，不能只靠个人愿望解决。张治中对此表示认同。11月26日，两人乘机前往迪化，因途中情况延误，次日才抵达。
进入新疆后，张治中参与改组省政府、建立新疆军区和区党委等工作。他还多次会见旧部，了解起义官兵的顾虑。面对身份复杂的人员，他主张区别对待，不把过去的经历简单等同于个人品行。
有一次，他向彭德怀推荐一些熟悉新疆情况的人才。组织方面担心这些人历史背景复杂，彭德怀却说：“只要不是汉奸、特务，没有血债民愤，就可以使用。”
这句话体现了当时对起义人员的基本政策：既要审查，又不能一概排斥。新疆要恢复秩序、开展建设，离不开熟悉当地情况的旧人员，也离不开新的政治力量。
张治中还注意到，部队进驻迪化后，仍按每天两顿饭供给，起义干部和当地居民很不习惯。他向彭德怀提出改为三顿。彭德怀起初只说需要研究，随后军队和机关陆续调整了用餐办法。事情很小，却说明治理新疆不能只讲原则，也要顾及具体生活。
12月17日，新疆省人民政府和新疆军区正式成立。张治中在大会上承认，过去的政策有未能落实之处，并强调各民族、各宗教、各派别都应共同维护新疆和平。他随后准备了长篇报告，讲述北平见闻、国内形势和新疆前途，题为《怎样改造》。
有人认为报告太长，措辞也不够规范。彭德怀没有压下去，只让他把称呼作适当修改，认为这份报告应当让更多起义人员看到。报告后来在报纸上刊登，并被用作教育起义官兵和改造旧人员的材料。
张治中在新疆停留期间，和彭德怀几乎天天接触。一个曾经统领西北军政事务的旧将，一个从战争年代走来的共产党将领，彼此经历不同，却都清楚新疆不能再经受一次大规模冲突。
这也正是毛泽东所说“委屈你了”的真正分量：职务降低只是表面，承担的责任却没有变轻。张治中以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身份参与善后与建设，彭德怀则负责统筹全局。两人的合作，成为新疆和平交接后整顿政务、安置部队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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