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是堂嫂打来的，声音劈了叉，说堂哥没了，在镇上卫生院，让赶紧回去。我问怎么了，她说白天还在果园干活，晚上吃完饭说胸口闷，靠在沙发上歇一会儿，等她把碗洗完出来喊他，人已经叫不醒了。我挂了电话站在床边愣了好一会儿，手还保持着握手机的姿势。媳妇问我怎么了，我说堂哥没了。她坐起来，被子滑到腰上，半天没说话。

连夜开车往回赶，三个多小时的路，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堂哥的样子。他比我大七岁，小时候我爸妈出去打工，我基本是在他家蹭大的。他教我骑自行车，后座上绑一根扁担，我歪歪扭扭骑出去老远，回头看见他跟在后面跑，满头汗。有一回我摔了，膝盖磕破了皮，他背我回家，路上说别跟你妈说，说了下次不带你玩了。我趴在他背上，闻着他汗衫上的肥皂味，觉得天塌下来都不怕。

到镇上卫生院的时候，天刚蒙蒙亮。堂嫂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头发乱着，眼睛肿得睁不开。看见我来了，站起来叫了一声我名字，嘴一撇就哭了。我扶着她的胳膊，问人呢。她指了指里面。我走进去，堂哥躺在病床上，脸上盖着一块白布。我伸手把布掀开一角，他的脸灰白灰白的，嘴唇抿着，像睡着了一样。我把布盖回去，手在他胳膊上按了一下，还硬着，但已经凉透了。

大夫过来说，是心梗，来得太快，送到的时候人就不行了。我问之前有没有征兆。大夫说这种病有时候就是没征兆，说走就走。堂嫂在旁边说，他这段时间总说累，从果园回来就靠在沙发上不想动。我劝他去医院看看，他说歇歇就好了，去一趟医院得花多少钱。堂嫂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手攥着衣角，指头关节发白。

我站在病房门口，看着走廊里陆陆续续来的人。堂哥的儿子从外地赶回来了，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进门看见他爸躺在那里，腿一软跪在地上，头磕在床沿上，闷闷地响了一声。没人去拉他。堂嫂走过去，蹲下来，手放在他后脑勺上，也没说话。母子俩就那么一个跪着一个蹲着，在病房里待了很久。

后来亲戚们开始张罗后事。有人去联系殡仪馆，有人去镇上买寿衣，有人打电话通知还在外地的亲戚。我帮着把堂哥从卫生院往车上抬的时候，发现他脚上还穿着那双旧解放鞋，鞋底磨得薄得透光，鞋帮上沾着干了的泥点子。他这辈子没享过什么福。年轻时在外面工地上搬砖，后来回来种果园，一年到头在地里刨食。好不容易儿子大了，刚喘口气，人说走就走了。

下午的时候，堂嫂把我叫到一边，递给我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堂哥的手机和钱包。她说你帮我看看他手机里有没有欠别人钱，他那人不爱跟我说这些。我把手机打开，微信里最后一条消息是发给一个果贩子的，问明天能不能来拉货，价钱再商量。对方没回。钱包里有两百多块现金，一张银行卡，还有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条。纸条上写着我堂嫂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底下写了一行字：有事打这个电话。字歪歪扭扭的，是他自己写的，大概是怕哪天在外面出了事，别人找不到家里人。

我把纸条折好，放回钱包里。堂嫂问我里面写了什么。我说没什么，就是你的电话。她拿过钱包看了一眼那张纸条，没哭，就是手有点抖，把钱包合上，揣进了自己兜里。

晚上守夜，灵堂设在老屋的堂屋里。堂哥的遗像摆在供桌上，是前几年办身份证时照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嘴角微微往上翘着，看着挺精神。村里来帮忙的人进进出出，有人上香，有人烧纸，有人在院子里支桌子准备明天的席。堂嫂坐在灵前的蒲团上，一张一张往火盆里添纸钱，火苗映着她的脸，明一下暗一下。他儿子站在门口，给来的人递烟，眼睛红红的，但没再哭。

我坐在院子里，看着堂哥家那扇掉了漆的木门，想起小时候他牵着我的手从这扇门里进进出出。那时候这门是新的，他也年轻，走路带风。现在门旧了，人也没了。日子就是这么回事，把人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路上撒下一些东西，捡不回来。

凌晨的时候，堂嫂出来倒水，看见我坐在台阶上，走过来坐了一会儿。她说你哥这辈子，最放不下的就是那片果园。去年雨水多，果子裂了不少，他蹲在地头抽了一天的烟。后来卖了，价钱不好，他也没说什么，就是晚上多喝了两杯。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我听着，没接话。院子里那棵老柿子树还在，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响，去年结的柿子干在枝头上，黑乎乎的，没人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