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北京，开国上将王宏坤与身边人谈起十大元帅的军事才能，有人问：“您认为谁最会打仗？”王宏坤几乎没有停顿，答道：“徐老头。”

这个称呼听起来随意，分量却不轻。王宏坤长期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熟悉徐向前的作战风格，也见过他在兵力、装备和条件都不占优势时，怎样把一支部队带出困境。

但话说到这里，他又补了一句：“可惜，他缺个好政委。”

这句话后来被许多人反复提起。需要说明的是，这类谈话经过转述，具体措辞未必能够逐字核实。不过，王宏坤对徐向前军事能力的评价，并非没有根据；真正值得琢磨的，是“缺个好政委”背后所指的复杂处境。

徐向前最早受到广泛关注，是在鄂豫皖根据地。1931年，他担任红四军军长，面对的不是装备整齐的正规军，而是处于发展阶段、成分复杂、训练水平不一的红军部队。

那时的战斗，往往没有充足弹药，也没有稳定的后方。部队今天转移，明天作战，指挥员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判断敌情。徐向前的特点很鲜明：少讲空话，重视侦察，善于集中兵力打敌人的薄弱处。

红四方面军能够在鄂豫皖站稳脚跟，与他的指挥有直接关系。1931年至1932年间，红军连续粉碎国民党军对根据地的多次进攻，部队规模和作战经验都得到增长。徐向前并不是靠一场奇袭成名，而是在一仗接一仗的压力中形成了自己的打法。

有意思的是，他并不迷信死守阵地。敌强我弱时，他常常先寻找运动空间，诱使对手暴露，然后突然集中力量实施打击。对基层部队而言，这种打法要求指挥员敢于承担风险，也要求官兵相信命令。

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后，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转入川陕地区。此后的岁月并不平坦，部队经历转战、分歧和重大损失，徐向前本人也处在复杂的组织关系之中。把这些经历简单归结为“没有好政委”，显然过于单薄。

政委的作用，从来不只是陪同司令员开会。部队的思想动员、干部管理、地方工作和上下协调，都需要政治委员承担。军事主官判断战场，政委稳定队伍，二者配合顺畅，部队才能既敢打，又能持续作战。

徐向前的遗憾，恰恰在于他多次处于这种配合不够稳定的环境。陈昌浩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二人共同经历过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战争，但在张国焘等人的错误领导下，部队也出现过严重的路线和指挥问题。徐向前有时能够坚持军事判断，却难以改变更高层面的决策。

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人员调动、战区变化更加频繁。政治委员和军事主官并非始终固定搭档，有的同志调任他处，有的则在战争中牺牲。朱瑞就是其中一位重要人物，他曾与徐向前在华北战场共事，后来转赴东北工作，1948年在攻克义县的战斗中牺牲。

真正能体现徐向前水平的，是1948年的临汾战役。临汾位于晋南，守军依托坚固工事抵抗，城防体系层层相连。3月中旬战役开始后，攻城部队面对的不是一座普通城池，而是一块难以啃动的硬骨头。

强攻受阻，徐向前没有急于用人命换进展，而是组织部队反复侦察，决定采取坑道爆破。官兵在城下掘进，土方运输、坑道支护和爆破位置都必须精确。经过持续施工，坑道终于接近城墙，爆破成功后，攻城部队迅速突破，临汾于4月中旬解放。

这场战役的价值，不仅在于拿下一座城市，更在于它证明了新组建部队也能承担攻坚任务。徐向前没有把“新兵多”当成失败借口，而是通过训练、分工和反复演练，把缺点一点点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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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的晋中战役，难度同样很大。1948年6月至7月，徐向前指挥晋中地区作战，面对阎锡山部队和众多据点，采取了诱敌、分割、穿插和集中歼击相结合的办法，避免陷入逐城硬攻。

晋中地形开阔，村镇与交通线交错。徐向前抓住敌军部署分散、彼此联系不紧的弱点，命令部队多路行动，再寻找机会合击。敌军一旦判断失误，局部优势很快就会被红军转化为包围优势。战役结束后，晋中大部获得解放，太原方向的战略压力也明显增加。

所以，王宏坤那句“徐老头”，并不是单纯的亲昵称呼，而是对一种指挥能力的概括：能在混乱中找出重点，能在劣势中制造局部优势，也能把缺乏经验的部队逐步带成能打硬仗的力量。

至于“缺个好政委”，更适合被理解为一种带有惋惜意味的评价，而非对某一位同志的简单否定。徐向前一生经历的，是军事决断与组织环境相互交织的战争年代。临汾战役结束后，前线部队仍要继续向太原推进，徐向前又投入新的战场部署之中。那时的他，依旧少言，依旧把主要精力放在地图、敌情和部队行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