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上海，连德生的孙子连光荣在整理家族旧事时，偶然看到一段关于中央特科的史料。一个已经沉寂多年的名字，突然从纸页间显现出来：连德生，中央特科“红队”副队长，1935年在赣南一带被捕牺牲。
这个消息让连家人久久不能平静。几十年来，他们只知道父亲在1931年离开上海后便音讯全无，家中保存的唯一凭证，是一封从香港辗转寄来的报平安书信。信不长，没有地址，也没有说明去向，只叮嘱妻子照顾孩子。
连德生早年是上海电车工人。那时的工人阶层，工作时间长，收入微薄，稍有不满便可能遭到解雇。工人聚会和罢工斗争，使他逐渐接触到新的思想，也看见了普通劳动者联合起来的力量。
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上海反帝爱国斗争迅速扩大，连德生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参与工人运动，并在严酷环境中接受考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不少同志被捕、牺牲，原有的联络方式几乎全部中断。
组织随后安排连德生赴苏联学习。有关资料显示，他在那里接受过秘密工作训练，回国后进入中央特科。中央特科承担情报、保卫、交通和反敌特等任务，行动人员必须随时更换身份，不能留下容易被追查的痕迹。
“红队”主要负责反敌特和锄奸。连德生担任副队长期间，曾参与针对叛变人员白鑫的行动。白鑫熟悉党内机密，投敌后造成严重危害。关于这次行动的具体细节，后来的讲述存在出入，但可以确定的是，行动使用的武器和接近目标的办法，都经过周密筹划。
有意思的是，地下工作最危险的地方，往往不在枪声响起的那一刻，而在行动之前的接触、观察和撤离。一个眼神不对，一次路线改变，都可能使整个小组暴露。连德生能够进入“红队”核心，说明他不仅胆识过人，也具备较强的判断和应变能力。
1931年，顾顺章叛变，中央特科面临极其严重的危机。顾顺章掌握大量组织情况，一旦上海的秘密机关被全面追查，后果不堪设想。组织决定让连德生离开上海，经香港转赴中央苏区。
临行前，他没有向家人说明真实任务，只托人寄出一封简短书信。家人后来回忆，信中大意是自己平安，让妻子照料孩子，事情办妥后再设法回家。对于地下党员来说，这样的文字并不冷漠，而是刻意留下的安全距离。
到了苏区后，连德生负责交通和秘密联络工作。交通工作听起来平常，实际却牵涉情报传递、人员转移、文件保管以及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一个交通员被捕，可能牵连一条线路；一份文件失守，可能暴露数个联络点。
他常常以普通人的身份活动，有时像商贩，有时像手艺人，借此往返于不同区域。为了保密，许多同志只知道他的化名或职务，并不清楚他的完整经历。这种工作性质，也使他的个人档案长期极不完整。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部分人员留在原地坚持斗争。连德生没有随主力转移，而是留在苏区开展游击和联络工作。敌我力量悬殊，物资匮乏，既要躲避搜捕，还要维持交通线，困难远超一般作战。
1935年初，连德生率队活动时遭到敌军包围。突围战持续了一夜，他负伤被捕。敌方试图通过审讯获取地下组织情况，但没有得到有价值的口供。数日后，他与其他被捕人员一同遇害，具体地点和经过，长期没有完整记录。
他的牺牲没有及时传回上海。对妻子陈三发和几个孩子而言，这不是一纸明确的死亡通知，而是漫长而残酷的等待。没有墓地，没有遗物，也没有人能够告诉他们，连德生究竟在哪一年、何地结束了生命。
1969年，陈三发病重。临终前，她仍惦记着失踪多年的丈夫，并嘱咐子女设法寻找父亲下落。此后，连家人曾通过旧相识、地方材料和零散回忆不断查找，但由于年代久远，能够相互印证的证据非常有限。
转机出现在2008年。连光荣从有关中央特科的历史材料中发现连德生的名字，又辗转查到当年敌方报纸留下的记录。材料显示，连德生并非失踪后改名他处，也不是毫无消息，而是在1935年被捕后牺牲。
连家人随即整理书信、亲属回忆和相关档案，向有关部门提出确认申请。经过核实，连德生的革命经历和牺牲情况得到认可。2009年，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一封没有地址的家书，隔了七十多年才与一份尘封的史料接上。对连家人来说，寻找的并不只是一个失散多年的亲人，也是要弄清一个普通工人为何离家、去了哪里，又为何再也没有回来。直到这份迟到的确认出现，那个被时代隐去的名字，才重新有了完整的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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