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读研那两年，我住在悉尼西区一栋砖红色的旧公寓里。
房子是三室一厅，格局老旧，走廊总有一股隐约的潮气。我住最小的那间，隔壁住着一个澳洲本地男生，叫迪伦。
高，话少，会打篮球，也会烦我。
我们合租的第一周，他站在厨房门口看我包馄饨，用一种很认真的表情问："你在做什么手工艺品？"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食物。"
他点点头，走了。
但之后每次我包馄饨，他就会不知不觉飘到厨房附近，装作找东西，鼻子却朝锅的方向伸。后来干脆不装了，直接搬把椅子坐在旁边等，吃完还要认真评价哪个捏得不够紧、哪个馅儿放多了。
我当时只觉得这个人有点奇怪，也有点好笑。
没有多想。
一年就这么过去了。
直到归国前那晚，他拦住我的那一刻，我才知道，这一年里，有多少事我压根没看见。
01
我叫周晓，湖南人，在悉尼读环境科学的研究生。
出国之前，我妈把我送到机场，一路上絮絮叨叨说了两个小时，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说女孩子一个人在外面要护住自己，遇事不要逞强，钱不够了开口，别死撑着。
我点头，登机，落地，提着两个大箱子在悉尼机场出口站了将近二十分钟，等到房东发来的定位，坐了将近一小时的公交，才到了西区那栋砖红色的旧公寓楼下。
公寓叫"翠鸟苑"，名字起得好听，实际是一栋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楼，外墙砖色斑驳，公共走廊的灯总有一两盏是坏的，电梯里贴着一张手写的告示，说电梯维修中，请走楼梯。
我住三楼，拖着箱子一步一步爬上去，敲开房东的门，拿了钥匙，推开属于自己的那间房。
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一个衣柜，窗户正对着隔壁楼的外墙，采光可以忽略不计，墙皮在靠近天花板的地方微微鼓起，不知道是受潮还是别的原因。
我站在门口看了一圈，把箱子推进去，坐在床边，给我妈发了条消息："到了，挺好的。"
然后我看着那面采光堪忧的墙，沉默了很久。
02
合租的另外两个人，一个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女生阿敏，读护理，性格很爽朗，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你会做中餐吗，我最近馋死了"，说完还补一句"不会也没关系，我教你"。
我当时就知道这个人好相处，后来也确实是，阿敏属于那种天生会让人放松的类型，说话大嗓门，笑起来整条走廊都能听见，公寓里有她在，总不会太冷清。
另一个，就是迪伦。
他是我搬进来第二天才见到的，那天下午我在厨房烧水，听见走廊里有动静，门开了，走出来一个高出我将近一个头的男人，穿一件洗到发白的深蓝色帆布衫，头发有点乱，睡眼惺忪，直接走进厨房，从冰箱里取出一盒牛奶，仰头灌了一口。
他看见我，停了一下，把牛奶放回去，用普通话说了声："你好。"
我愣了一秒，下意识也用普通话回了他，问他怎么会说普通话，他说他妈是港人，从小教的，说完这句，他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把门带上了，动静很轻，像一阵风来了又走。
我站在厨房，手里还拿着水杯，觉得这个人大概是那种不好相处的类型。
后来证明，我的判断对了一半。
他确实不擅长主动找话说，但你要是开口问他，他会认真回答，一板一眼的，有时候认真到有点好笑，问他悉尼哪里超市最便宜，他能给你列四家，连哪天特价什么都记得清清楚楚，说完补一句"省钱"，神情理所当然，转身走了，不带任何多余的情绪。
阿敏私下跟我说，她刚搬进来的时候也觉得迪伦这个人难接近，后来发现他其实就是那种嘴上不说、手上会做的人，有一次她搬东西，他路过，什么都没说，直接上手帮她搬完，搬完扭头就走，弄得阿敏追着说了半天谢谢，他回头"嗯"了一声，进了自己的房间。
我听完，觉得这个描述非常准确。
03
我和迪伦真正开始有来往，是从馄饨开始的。
出国之前我练过一段时间厨艺，会包馄饨，皮擀得薄，馅调得香，下锅煮出来皮是透的，能看见里面肉馅的颜色，我妈说我包得比她还好，我当时不信，后来发现确实是真的。
在悉尼的第一个月，我周末就包馄饨，一是解馋，二是省钱，一锅馄饨能吃两顿，比外面随便一碗面便宜将近一半，食材用量也好控制，不会浪费。
第一次包馄饨，阿敏在客厅嗅到味道，直接跑进厨房问能不能给她一份，我说当然可以，盛了一大碗给她，她吃完筷子都没放下，直接说："周晓，你以后包馄饨多包一份，我出材料费。"
我笑着答应了，打那之后，每个周末包馄饨就变成了我们两个人的固定活动，阿敏负责买食材，我负责包，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迪伦那次没在家，回来看见我们在吃，瞥了一眼，也没说什么，从冰箱拿了东西进厨房自己煮面去了。
但第二个周末，我在包馄饨，他在家。
锅里的水一开，蒸气和肉香混在一起飘出去，没过多久，他从自己房间走出来，站在厨房门口，表情淡然，问了那句让我记到现在的话："你在做什么手工艺品？"
我抬头看他，他一脸认真，我才意识到他大概是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就解释说是馄饨，一种中国面食，面皮包肉馅，下水煮，他"哦"了一声，接着问："可以给我一份吗？"
我当时觉得，这个人说话真的很直接。
我盛了一碗给他，他站在厨房门口吃，吃完把碗放进水槽，说了一个字："好。"
然后走了，没有"谢谢"，没有"很好吃"，就一个"好"字，像是在做质量验收。
我盯着他关上的房间门，哭笑不得。
04
但他后来每次我包馄饨，都会出来吃。
一开始还是那副样子，吃完放碗走人，最多说一个"好"或者"不错"，态度像是在对下属汇报工作一样，惜字如金。
后来不知道从哪一次开始，他开始在旁边站着看我包，问各种问题，馅里放了什么、面皮怎么擀、褶子为什么要捏这么多道，问的时候很认真，像个在记笔记的学生，我一边包一边回答，他听得专注，偶尔点头，偶尔说"哦，这样"。
有一次他突然说："教我包。"
我停下来看他，他一脸正色，完全不像是在开玩笑，我就把擀面杖递给他，他接过去，低头开始研究面皮，第一张擀得厚薄不均，他皱眉，重新来，第二张好一点，第三张才算勉强过关。
他第一个包出来的馄饨，长得像一个被人踩扁的饺子，馅漏了一半在外面。
我忍了半天没笑出来，他拿起来看了看，面不改色，说："形状不影响味道。"
把那个四不像直接扔进锅里煮了，真的吃了，还吃完了。
我问他："好吃吗？"
他想了一下，说："馅是你调的，所以好吃。皮是我擀的，所以差一点。"
这番话我听了三秒才反应过来是在夸我，大概是他说过的最长的一句话，也是第一次没用"好"或者"不错"来评价，我当时忍不住笑出声，他没笑，很认真地说要再练一次，然后又去拿了一块面团重新擀。
那天下午他包了将近二十个馄饨，形状一个比一个奇怪，但他每一个都认真捏，每一个捏完都对着光看一下，看完放进盘子，神情郑重，像在完成一件重要的事。
我坐在旁边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个人，其实挺有意思的。
05
那一年，我和迪伦之间有种很奇怪的关系。
说熟吧，确实熟了，厨房里打过不少照面，也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拌过嘴，比如他占用厨房时间太长，比如他总是忘记换公共卫生间的纸巾，还有一次他把我晾在走廊晾衣架上的袜子当抹布用了，把水槽边缘擦了一圈，然后重新挂了回去。
我发现那双袜子的时候，一眼就看出来了，水渍还没干。
我当时直接拿着那双袜子敲开他的房间门，把袜子扔进去，说："迪伦，这是袜子，不是抹布。"
他低头看了一眼，沉默了两秒，说："我赔你一双新的。"
语气平静，没有丝毫慌张，像是在谈一笔正常的商业赔偿。
第二天，我的房间门缝里塞进来一双新袜子，黑色，质感比我原来那双好很多。
我拿着那双袜子站了半天，不知道该气还是该笑。
后来阿敏听说这件事，笑得直拍桌子，说迪伦这个人真的一点都不会道歉，但该赔的一定赔，她上次摔坏了他的一个杯子，他什么都没说，但第二天她的书桌上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杯子。
这就是他处理问题的方式，不道歉，不解释，用行动把事情填平，然后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说不熟吧，他其实比一般室友更周到，只是方式很奇特。
公寓冬天暖气不足，他不动声色地买了个电暖炉放在客厅，说是自己用，但每次我在客厅坐着，他都会把出风口悄悄调向我这边，从来不说一句话，好像只是风自己转的。
我有一次感冒发烧烧到38度，撑着去附近的药店买了退烧药，回来发现厨房灶台上放着一锅熬好的白粥，锅盖上压着一张撕下来的草稿纸，上面写着"给你的"，三个字，没有落款。
整个公寓里除了我，就只有他会做饭，阿敏那段时间刚好回马来西亚探亲，不在悉尼。
我站在厨房看着那锅粥，鼻子莫名有点酸，当时发着烧，也说不清是因为烧糊涂了还是别的原因，总之站了一会儿，盛了一碗，坐下来慢慢喝完了。
后来我在走廊碰见他，说了声谢谢，他应了一个字："嗯。"
就这一个字，我们各自走开，像什么都没发生。
06
那一年里，我一直觉得迪伦是个普通的本地穷学生，和我一样，在悉尼靠精打细算过日子。
他过得确实省，超市打折的东西他买，公交能坐绝不打车，外卖几乎不点，自己做饭，食材仔细挑，分量算得很准，从不浪费，还在附近的一家超市兼职理货，周末两天，穿着一件洗旧了的工装外套，早出晚归，有时候回来会带几包快到期的打折面包，放在厨房台面上，谁想吃谁拿。
我当时看着他，觉得留学生的日子都差不多，能省就省，没什么奇怪的。
真正让我开始觉得有哪里不对，是一件很小的事。
合租大概三个月的时候，迪伦的房间门没关严，我路过去还他之前借的一本地图册，推开门缝，看见他正对着电脑屏幕，那台电脑我之前没注意过，这次近了，扫了一眼，型号我认识，因为我同学的男朋友买过同款，当时说那台要一万多块。
我把地图册放下，退出来，没说什么。
但那个细节在脑子里转了一下，又转了一下，始终没落地。
一个在超市打工省钱买打折面包的人，用一台一万多的电脑。
我把这个想法压下去，告诉自己也许是攒钱买的，也许是别人送的，留学生里什么情况都有，不奇怪。
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次我们在客厅，他在看一档财经节目，主持人说到某个行业的并购案，用了一个很专业的术语，我当时没听懂，随口问了一句，他侧过头，用很平常的语气解释了一遍，解释得清楚，用词讲究，像是对这些东西本来就很熟悉，说完就转回头继续看节目，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
我当时愣了一下，没说话。
一个理货工，对金融并购的术语这么熟？
我偷偷观察过他说话的方式，他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英文也是，用词讲究，逻辑清晰，和大部分我在悉尼认识的本地学生完全不一样，那些人说话随意，俚语随口蹦，迪伦却像是从小受过某种很规范的训练，每一句话都落地，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
这些细节，我放在心里，拼不成一张完整的图。
我问过他一次家里的情况，那是我们合租两个多月之后，在厨房，我包馄饨，他坐旁边，我随口问他家在悉尼哪里，他说北岸，我问父母也在悉尼吗，他说嗯，我问做什么的，他沉默了比平时更长的时间，才说了两个字："生意。"
就这两个字，没有然后，话题断掉，像一根线被人整齐剪断，剪口平整，没有毛边。
我没再追问，他也没有再说，我们把馄饨包完，煮了，吃了，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生意"这两个字，在我脑子里停了很久，就是没地方落。
人和人之间有些事不问，其实才舒服，我一直这么觉得，况且就算问了，他也不会说，我很清楚。
就这样，我们合租着，包馄饨，拌嘴，偶尔互相照应，一年过成了某种不远不近、不咸不淡又说不清楚的关系，等我开始意识到这段日子将要到头，已经是临近我毕业答辩的那个月了。
07
毕业答辩定在十月底，我从九月开始准备，一边收集数据一边打磨论文，那段时间整个人绷得很紧，在悉尼大学泡图书馆泡到关门，回来倒头就睡，早上五点多又爬起来继续，人瘦了一圈，眼睛下面的黑眼圈深得阿敏说我看起来像刚打完架。
迪伦那段时间课也多，常常很晚才回来，但他每次回来进厨房，只要看见灶台上还有没吃完的饭菜，都会不动声色地热一下，端到我书桌旁边放着，说一句"吃饭"，就转身走了，不等我说谢谢，也不等我有任何反应。
我当时忙得顾不上多想，接过来吃，吃完继续看论文。
有一天晚上我在客厅对着笔记本改论文，改到第七稿，脑子转不动了，趴在桌上发了一会儿呆，迪伦从厨房出来，看见我那个样子，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来，问："几号答辩？"
我说："二十八号。"
他点头，没再说话，拿了本书坐在那里看，也没走，就那么陪着，厨房的灯还开着，光从那边透过来，客厅里不算太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那么坐着，我感觉好了一点，重新翻开论文，继续改。
就这么坐了大概两个小时，我说"我睡了"，他抬头应了一声，我进了房间。
第二天他什么都没提，我们都当那晚什么都没发生。
答辩那天，我早上六点出门，中午才回来，推开公寓的门，客厅是空的，阿敏那周回马来西亚了，公寓里安静得只有走廊里的风声。
厨房里传出锅碗的声响，我换了鞋走过去，迪伦正站在灶台前，两个菜，一个汤，热气腾腾的，他侧脸看了我一眼，说："答辩完了？"
我有点愣，问他："你怎么知道今天？"
他顿了一下，说："你上次说的，二十八号。"
他记着的。
我当时站在厨房门口，心里有什么东西轻轻动了一下，很轻，像一根弦被人无意间拨了一下，没发出声音，但震动在。
我坐下来，他把菜端上来，两个人吃饭，没说太多话，就是安安静静地吃，窗外天色一点一点黑下来，厨房的灯黄黄的，照着两副碗筷，一桌子普通的菜。
那顿饭，是我在悉尼吃过的最像样的一顿，不是因为菜有多好，是因为那个当下，有人记得，有人等。
08
答辩结束之后，我开始一点一点收拾东西，给自己订了归国的时间，买了机票，订了回国前晚上的车。
房间里的书一本一本装箱，贴上快递单寄回国，装不下的卖掉或者送人，衣服也淘汰了一遍，能带走的打包好，淘汰掉的叠整齐放在客厅，等阿敏回来看看要不要。
那段时间，迪伦比平时更常出现在我视线里。
我在客厅装箱，他会过来帮我搬，不说话，就是搬；我去超市做最后几次采购，他跟着去，帮我拎东西，也不说话；我在走廊打包快递，他路过，俯身帮我把封箱胶带撕好，递给我，然后继续走。
他把能做的都做了，就是不开口。
有一次我装好一箱书，坐在旁边缓了口气，他站在旁边，看着那箱子，突然开口问："你回去之后做什么？"
我说先找工作，他问在哪里，我说应该回湖南，父母年纪大了，不想离太远，他听完，"嗯"了一声，转过头去看窗外，侧脸的线条很平静，看不出在想什么。
我当时以为他只是随口一问，就像室友之间正常的道别寒暄，没往别处想，拍拍膝盖站起来，继续去收拾东西了。
后来我想，也许从那一刻开始，他已经有什么东西在往外涌，只是我没看见。
09
归国前最后一个周末，我包了最后一次馄饨。
馅调得很认真，肉打了三遍，葱姜料酒放够，还加了一点蚝油，皮擀得薄，一个一个捏得整整齐齐，褶子也比平时折得更仔细，比平时花了将近多一倍的工夫。
我说不清楚为什么要这么认真，就是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总想留个好的收尾。
迪伦照例坐在旁边，这次没有问问题，也没有抢着动手，就安安静静地坐着，偶尔递一下我用完的东西，厨房里就只有面皮压在板上的声音和外面偶尔过去一辆车的引擎声。
馄饨下锅，煮熟，盛出来，他接过碗，低头吃了第一口，停顿了一下，说："今天和以前的味道不一样。"
我问："哪里不一样？"
他想了想，说："更认真。"
我笑了一下，没有回答。
那顿馄饨吃了很久，吃完天已经黑透了，碗筷收进水槽，两个人在厨房站了一会儿，谁都没先走。
最后是我先开口，说："迪伦，我后天就走了。"
他点了点头，说："知道。"
然后他走回自己的房间，把门关上了，动静很轻，和一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一模一样。
我站在厨房里，听着公寓重新安静下来，窗外悉尼的夜风把走廊尽头的一根树枝压得沙沙响。
归国前那晚，一切都收拾妥当了。
行李箱立在门边，机票压在护照下面，叫好的车订的是深夜十一点，还有二十分钟到，明早的飞机，时间掐得很紧。
我坐在空了大半的房间里，看着窗外悉尼夜晚潮湿的路灯光，心里说不清是轻松还是难过。
门被敲了三下。
我开门。
迪伦站在走廊里。
我愣住了。
他换下了那件他穿了整整一年、领口都磨起球的旧帽衫，身上是一件我从未见过的深色西装外套，面料考究，剪裁利落，肩线像刀削出来的一样，把他本就高大的身形衬得像另一个人——一个和这两年所有印象里的他，完全对不上的人。
他手里捏着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眼眶是红的，红得触目惊心，胸口起伏得很厉害，像是憋着什么东西快要憋不住了。
他把信封往我手里一塞，声音哑得几乎变形："你打开看，看完再决定走不走。"
我抬起头，对上他的眼睛。
那双眼睛里有某种我叫不出名字的东西，燃烧着，快要把人烧穿。
"迪伦，你到底——"
"你不看，你这辈子都不会知道你错过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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