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曹雪雅：从九年公安到刑事辩护，她用侦查思维从卷宗里找生门|侦查|刑事案件|曹雪雅|检察官|监护人寻亲|证据

作者丨律新社研究员王璐瑶

出品丨律新社研究中心

从九年人民警察到刑事辩护律师，上海国瓴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合伙人曹雪雅律师身上有一种“反差感”。她曾经站在侦查一端审视证据链，如今站在辩护一端拆解同一条证据链；曾经从案卷中寻找“入罪”的线索，如今从同一份案卷中寻找“出罪”的空间。穿警服的人变成了坐在律师席上的人，但那份对证据和程序的敏感，从未改变。

刑事案件的底色，通常是冷的：手铐、讯问、高墙、判决书上一行行没有表情的字。但她偏要在这冷色里，添一点人间的温度，也留一股务实的韧劲。她会耐心听当事人说那些“没用”的话，从中发现辩护空间；她会在公安局门口晒一上午太阳，以此争取一次会见。她甚至能在船载录音的噪声里，辨认出那一声救命的“咔哒”，为案件找到转机。在她看来，刑事律师不是在程序中对抗，而是要在法律框架内，替当事人寻找到一条回家的路。

2026年8月，“律新社2026年度风云榜：争议解决（刑事领域）律师20佳”正式发布，曹雪雅入选。近日，律新社对话曹雪雅，探讨荣誉背后，她的职业转型经历、案件办理心得，以及对行业趋势的思考。

曹雪雅进入律师队伍，既有现实考量，也有少年时的伏笔。

早年电视剧《你为谁辩护》中女主角梅律师出庭时讲的一段开场白“审判长，本律师本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为被告人做无罪辩护”，在她心底留下深刻印象。那时候她连“准绳”是什么都不懂，却由此对法律职业产生向往。高考填报志愿时，她全部选择政法学校，经过七年系统的法律学习，最终成为一名人民警察。旁人眼中辛苦繁重的警察工作，却因能够直面鲜活的法律实务，而让她满怀热忱。

初入公安队伍时，作为科班出身、学历突出的青年干警，她被单位列为重点培养对象。她却偏要在各类案件工作中接受最直接的历练，从内勤岗位起步，深度参与前期调查摸排、蹲点伏击、提审讯问、起草法律文书等一线工作。整理卷宗时，她逐字审阅每一份笔录与文书材料；外勤走访调查时跟随资深民警积累实务经验；多次抽调进入重大案件专案组，跨单位协同工作。九年基层历练，她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全能办案骨干。这段经历带给她的，不只是办案经验，更是一套从线索摸排、证据固定到法律文书起草的完整办案能力。

九年后，曹雪雅带着丰厚的侦查实务经验，转身做了刑辩律师。从侦查到辩护，只是一念之间，却是两种人生。

在侦查机关办案时，她常常切换辩护律师的视角审视证据材料，从证据标准、程序节点和文书规范等层面换位思考，检验侦查工作的扎实完备。而公安时期养成的办案思维，也一直延续到她之后的律师工作当中。转型成为刑辩律师之后，她对取保候审的条件、程序节点和申请时机格外敏感。在阅卷核对供述材料时，她会反复厘清当事人作出陈述时所处的客观环境，梳理当事人在到案后24小时讯问窗口期需要留意的关键事项。在证据核对的过程当中，她关注当事人陈述能否被侦查机关完整、如实记录，确保供述记录与当事人真实意思一致，避免因记录偏差影响事实认定。这种对程序细节和言词证据固定过程的重视，使她在辩护中能够更准确地发现证据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和程序瑕疵，提炼出争议焦点。

在办理涉及计算机、金融、知识产权等领域的刑事案件时，技术定性往往看似成为控辩双方拉锯的焦点。而律师如果陷入专业技术争论，不仅耗时费力，还容易陷入“谁更能说服法官”的被动局面。曹雪雅的做法是在技术之外、程序之中找到辩护空间。

这种“技术之外”的阅卷逻辑与论证方法，来源于她从九年侦查生涯中淬炼的侦查破案思路。在她看来，侦破案件与解答数学几何证明题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两者均需从既定目标出发，通过严密的逻辑推演逆向寻找论证路径。在刑事辩护中，她将这一思维转化为一套成熟的逆向推理策略：先确立并拆解辩护目的，明确求证方向；再围绕目标系统地收集、筛选有利证据，如同侦查人员收集破案线索构建证据体系。这种从结果倒推路径的方法，使她能够跳出案卷表象，精准识别指控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将辩护工作建立在扎实的证据梳理之上，而非流于表面的辩论技巧。

· 2021年，曹雪雅参选上海市闵行区优秀女律师

而要在程序之中持续找到争议点，离不开对程序规则的深入理解。曹雪雅对程序法有着深入的研习，她认为程序规则构成了刑事辩护的基本框架——审查起诉阶段的补充侦查、非法证据排除的提出时机、认罪认罚从宽的程序衔接，都可能成为辩护的关键节点。面对庞杂的案卷材料，她总结出一套系统的阅卷方法。首先进行全面通读，避免先入为主；继而将证据按时间脉络、人物关联、资金流向等维度进行结构化梳理，使混乱的事实呈现清晰脉络；最后对照起诉文书，逆向检验指控逻辑的证据支撑，识别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她将辩护意见建立在对案卷材料的系统梳理之上，能够从海量信息中精准提取真正的争议焦点，并通过做减法的方式，将有限的论证资源集中于关键问题，以实现最优说服效果。

这一策略在办理互联网“霸屏”案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一起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案中，她跳出“代码是否构成非法控制”的技术定性争论，通过结构化阅卷，对比本案证据与闵行法院全国首例同类案件裁判要旨，锁定两案关键事实存在实质性差异：先例被告人的操作方式具备典型的“非法控制”属性，而本案当事人的行为在控制程度上显著不同。她集中围绕该核心差异向检察机关展开论证。最终检察机关经审查，采纳了她的核心辩护意见，并依法对案件定性作出调整。

刑事律师常处于办案机关与当事人的中间位置，沟通协调能力直接影响案件走向。

曹雪雅的沟通方式有别于对抗式的沟通惯性，她坚持以理性沟通、求同存异争取办案机关的认同，推动案件向有利方向发展。办理互联网霸屏案时，前任律师因在首次会见时便情绪激动地提出“办错案、无罪案件”等意见，与办案人员发生正面冲突，沟通一度中断。曹雪雅接手后，采取了克制与务实的态度，未在罪名定性上正面争辩，而是优先推进程序事项。首次要求会见安排未能及时落实，她主动调整节奏，在公安局门口耐心等候，以时间换空间的姿态，为当事人争取程序性权利。经理性沟通、持续协调，办案人员当天下午依法安排了会见。

她进一步将这种去对抗化的沟通策略，从侦查阶段延伸到审查起诉阶段。在另一起涉案近10亿元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她提出“以项目运作填补资金缺口”的化解方案，多次与检察官当面沟通。面对检察官最初较为审慎的态度，她坚持以事实和法律说明可行性，强调律师的职责是协助解决问题，而非不当干预侦查。这种专业且谦抑的姿态逐渐消解了对立情绪，最终检察官采纳其思路，提出缓刑量刑建议；经法院审理，当事人获得缓刑结果。

面向办案机关坚持理性沟通的同时，曹雪雅在与当事人的会见工作中，兼顾人文温度。她坚持亲自会见，即便案情简单也制作会见提纲并书面记录。尤其在职务犯罪等言词证据多变的案件中，她高度重视原始笔录的复核与运用，通过向检察机关展示客观记录来还原事实。她鼓励当事人及家属全面陈述，认为看似无关的细节可能成为突破案件的关键——某船舶案中的重要线索，正是她在当事人闲聊中捕捉并核实后形成的。

· 海上交通肇事案办理期间，曹雪雅与当事人合影（左一：三副；左三：船长；右二：王俊民教授；右一：轮机长）

当事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往往陷入恐慌与无助，她将每一次会见和沟通，都视为一次专业支撑的传递，既提供法律帮助，也应给予必要的情感关照。她用平实语言解释程序走向，用书面记录固定陈述内容，用客观证据替代情绪对抗。在她看来，法律素养决定辩护的边界，共情能力、责任担当、执业底线同样不可或缺。“专业决定我们能走多远，良知决定我们走得正不正。”

曹雪雅在公安期间办理过大量海事案件，对船舶碰撞事故引发的刑事案件尤为熟悉。在一起她代理的船舶碰撞典型案件中，由崇明海警局侦查，在移交之初，肇事船舶所在公司便提出，该类高度专业化的海事刑事案件，需要同时熟悉海事和刑事的律师团队。凭借这一专业背景，曹雪雅随后接手该案。

一艘配备德国产舵机的国产货轮，行驶至长江口时，遭遇12级大风的极端天气，舵机突发故障，从故障显现到船舶发生碰撞，整个过程仅有93秒。被撞船只在20分钟之内迅速翻沉。曹雪雅代理的是船上三副。检察机关最初的量刑建议为判处缓刑，但缓刑意味着有罪，根据海员从业相关规定，被定罪者可能面临资格证书吊销或限制。对这个海事学校毕业、只会开船的小伙子而言，一旦被定罪，可能意味着终身不能踏上海船。

· 示意图，仅供参考

本案辩护的首要难点，在于海事事故调查报告与刑法因果关系认定之间的区分。海上交通肇事案件当中，海事部门出具的事故调查报告地位关键，报告通常会划分事故的直接原因、根本原因、主要原因，但调查报告当中的责任划分结论，并不能够直接等同于刑法层面的因果关系认定。如何将调查报告中的责任表述与刑法构成要件区分开来，成为辩护工作重要的发力空间。

在此基础上，曹雪雅从两个层面展开辩护工作。

其一，从言词证据和船载录音中寻找客观依据。案件迎来转机，来自一次非正式的交流沟通。在一次会见中，三副偶然提起，船载录音当中存有自己掰动舵机发出的声响。她立刻警觉，回去后反复回放船载录音，剥离大量环境噪音，仔细甄别背景当中所有非人声的声响，最终在船长下达操作指令之后，捕捉到一声“咔哒”——是手动舵被掰动的声音。这一细节表明，三副在自动舵故障后并非没有处置，而是曾尝试切换手动舵；该声响与船长指令在时间上相衔接，也为其后续论证处置行为的合理性提供了客观依据。

其二，从专业论证层面重构事故因果判断。曹雪雅团队邀请海事调查专家、航运实务专家、高校法学教授，借助海事实验室对事故场景模拟复原的数据开展多轮研讨。实验数据显示，在理想状态下船员如能在舵机故障发生后的55秒之内完成手动舵切换并转向，事故便能够避免。但回到案发当晚，长江口航道船只密集、夜间能见度极低，再叠加12级狂风暴雨、引航员刚刚离船、自动舵故障等多重现实因素，船员当时的处置行为是否违反注意义务、是否具有结果避免可能性便需要被重新审视，而不能以事后实验中的理想状态倒推。结合船载录音中三副曾掰动手动舵的客观事实，其行为更接近突发故障和极端天气下的紧急处置，难以认定存在刑法意义上的过失。基于关键证据和专业论证，检察机关最终作出不起诉决定。

这起案件也成为跨领域协作办理刑案的典型样本，其影响并未止于个案。该案件具有典型涉外因素：船上多是缅甸籍船员，船舶所有人来自德国，委托代理人是英国海事律师。案件办理过程中，曹雪雅及团队一方面需与海警、检察院持续沟通，另一方面，她向外国船东与英国代理律师清晰阐释中国刑事程序、证据规则与法律责任的认定，在跨法域沟通中准确传递案件信息，推动各方对案件形成合理预期，展现出处理涉外海事刑案的综合能力。

从对外影响看，该英国律师同期参与处理过苏伊士运河堵塞事件，因此格外关注中国司法机关如何认定这类罕见航运事故。曹雪雅团队就事故调查报告与刑事责任认定的关系、证据采信标准等问题与其进行了专业交流，为国际航运法律实践提供了中国视角的案例参考，反映出她在该领域的知识储备和专业判断力。

从对内影响看，案件办结后，曹雪雅及团队还结合本案实践，对比水上交通肇事与道路交通事故在法律适用层面的差异，向相关主管部门提出立法完善建议，为相关规则完善提供了实践参考。从个案代理到立法建议，体现出她从具体案件中提炼法律问题、推动规则完善的专业能力。

曹雪雅的专业版图并不止于法庭之内，在刑事法律服务的前端，她将侦查思维运用在企业风控领域。常规合规方案大多遵循民商事或行政监管的正向逻辑展开，侧重说明企业应当如何做。曹雪雅的不同之处在于，她曾有九年刑侦工作经历，习惯从入罪逻辑出发，用侦查机关的立案标准和证据思维反向审视企业业务。通过逆向审查的方式，她能够有效识别那些隐藏在形式化合规之下的刑事风险。

在具体操作中，她审查合同不仅关注条款本身，更深入追问交易背景与业务逻辑，评估相关行为是否可能触及刑事红线。她指出，部分企业负责人误以为合同签署即意味着安全，但侦查机关立案时关注的是资金实际流向和商业实质。她曾为某月子会所提供法律服务，该会所因经营需要变更场地，决策时仅将其视为一项行政手续。她介入后发现，场所本身是客户选择服务的核心考量因素。由于变更未与客户达成一致，引发批量投诉，企业陷入舆情和法律危机。她在复盘时沿交易链条逐环节倒查，向企业还原了风险从决策端到爆发端的完整路径。

民营企业重经济效益、对潜在刑事风险的识别相对滞后。这一现实推动曹雪雅将风控节点不断前移。她特别指出三个关键节点：一是商业模式创新或新业务上线之前，尤其是互联网、数据、金融领域；二是融资、上市筹备等关键阶段；三是高管变动、股东矛盾激化时期等内部治理敏感期。“与其出了事再请律师救火，不如事前做一次刑事体检。”

为了让企业真正接受风控前置，她将服务拆解为三个递进阶段：第一阶段是刑事体检，用侦查视角的清单式审查快速识别红线；第二阶段是风险阻断，针对已识别的风险点出具可落地的整改方案；第三阶段是培训赋能，让企业法务和业务骨干建立基础的刑事风险感知能力。一位曾因她的建议调整商业计划的企业家表示，她的法律服务不是制造恐慌，而是帮助企业守住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