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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份,一家连锁快餐在杭州的快闪店里推出近 30 厘米的“超长挞”,定价 29.9 元。九月份,河南、安徽的本土烘焙店把长度直接做到 60 厘米——和成年人手臂差不多长,售价 15.8 到 18.9 元。

接着就是熟悉的场面:门店限购、排队两三个小时、代购价一路炒到 56.8 元。社交平台上“超长蛋挞”相关话题曝光量破十亿,某品牌上线八天卖出七十多万份。

一根用面粉和鸡蛋做的东西,凭什么卖 18 元?下面这七个问题,正好对应经济学史上的七个流派。

一、先看这条路:从田里到你手里

一根蛋挞到你手上,中间走了七道手:

第一道,田里。小麦、鸡蛋、糖料、油料,从地里和养殖场出来。

第二道,初加工。小麦磨成面粉,鸡蛋打成蛋液,糖和油脂各有各的厂。

第三道,预制工厂。挞皮在这里被压成 60 厘米长、冷冻起来;蛋挞液按配方调配好,装袋。

第四道,包装与模具。长条礼盒、专用烘烤模具,都是配套做的。

第五道,冷链。零下十几度,从工厂一路运到门店,最远到新疆。

第六道,门店。解冻、入模、灌浆、烘烤。店员不需要会揉面,也不需要会调蛋液。

第七道,到你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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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轮爆红,真正的推手不是哪家烘焙品牌,是上游的冷冻预制工厂。挞皮、内馅、包装盒、模具一站式供货,门店只要会烘烤就能上架。行内管这叫“去烘焙师化”。

门槛一降,全国商户十几天内集中跟风,售价从二三十元跌到十几元。

二、重农学派:财富到底从哪儿来

十八世纪的法国,有一群人坚信一件事:只有土地能创造财富。小麦长出来,鸡蛋生出来,这叫“净产品”;把小麦磨成粉、烤成挞,只是改变形态,不增加财富。

这就是重农学派。用他们的话说,这根蛋挞的全部财富源头在田里,后面每一道手都不生产财富,只是搬来搬去。

拿今天的账一看,这个说法就露馅了:田里那点小麦和鸡蛋,在一根 18 元的蛋挞里可能只占一两块。真正让价格起来的,是后面那六道手。

重农学派解释不了加工和流通的价值,所以它只盛行了几十年。但它问对了一个问题:财富的源头在哪里。

重农学派的主张,有它特定壤。十八世纪的法国,农业还是绝对主体,而当时奉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又让农业长期受损。他们抬举土地,一半是理论判断,一半是对时弊的回应。

所以这套说法属于那个时期、那个地方。放到今天,制造业、服务业、数字产业的比重早已不同,直接照搬会得出荒唐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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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任何一个流派都一样——先看清它在什么处境里、要回答什么问题,再决定信几分。当参考,不能当真理。

三、亚当·斯密:两条最硬的发现

斯密的第一条是分工。他认为,财富增长不靠土地,靠分工——活儿切得越细,效率越高。

这根蛋挞就是分工的证据:面粉有面粉厂,蛋液有蛋液厂,挞皮有挞皮厂,包装有包装厂,门店只管烤。一家店要自己从头做到尾,成本高得多,也不可能十几天铺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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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的第二条是“看不见的手”。没有人统筹指挥——工厂不知道谁会买,门店不知道明天排多长的队,代购只知道哪儿有差价。各追各的利,最后产品卖到了新疆。

斯密的判断是:价格由投入的劳动决定。那 18 元里,装的是七道环节上所有人在所有日子里付出的劳动。

四、马克思:18 元归了谁

马克思接着往下问了一层:劳动创造了价值,但价值最后落到谁手里?

先解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是某个人干活花了多久,是社会平均下来需要多久。同一条挞皮,工厂做和店里手工做,社会认的时间不一样,价值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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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边际效益:为什么第一口值钱,第六口不值钱

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三个人几乎同时推翻了前面的说法。他们说:价值不来自成本,也不来自劳动,来自消费者对下一单位的主观评价。这就是边际效用。

关键词是“下一单位”。一样东西值多少,不看它总共多有用,看的是——再多一个,你还愿意掏多少。

用这件事来看:最早的一批买家愿意出 56.8 元,愿意站在队里等两个小时;轮到后面的买家,只愿意出 15.8 元,多一分就走。东西没变,愿意付的价码一直在往下走。

六、马歇尔:一支教科书级的供需

1890 年,马歇尔把前面两派合了起来:价格由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像一把剪刀的两片刀刃。

九月上旬,需求端被社交平台点燃,而供给端受工厂产能限制,短暂缺货——供不应求,于是排队、限购、代购加价到 56.8 元。16.8 元的原价,成了全城最低价。

两周之后,供给端发力:全国工厂跟风投产,门槛降到地板,店店都有。而需求端的新鲜感已经消耗完。供过于求,价格从二三十元跌到十几元。

一个多月走完完整的涨落,教科书上要讲一个学期的两条曲线,它在四十天里跑完了全过程。

七、奥地利学派:价格是信号,企业家是发现者

奥地利学派从门格尔开始,坚持一件事:价值完全是主观的。同一根蛋挞,对想拍照的人值 18 元,对不爱吃甜的人一文不值。没有客观的“真实价值”等着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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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更看重一类人:企业家。武汉那家冷冻工厂的老板,在别人还没意识到的时候,判断出“长得离谱的蛋挞会有人买”,并迅速把挞皮、内馅、包装、模具配齐,成套供货。这叫**企业家警觉**——发现别人没发现的机会。

而哈耶克的看法更耐琢磨:这个判断所需的全部信息,分散在全国无数个工厂、门店、代购、消费者脑子里,没有一个人能集中算出来。是价格——16.8 元这个信号——把所有人协调到了一起。

哈耶克说,价格不是计算结果,是传递信息的方式。一根蛋挞的价格,同时在告诉工厂该开几条线、告诉门店该不该进货、告诉消费者值不值得排队。

八、制度学派:为什么不自己做,非要买

最后一位是凡勃伦和科斯代表的制度学派。

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里讲过一个现象:有些消费的目的不是使用,是展示。蛋挞的“先拍再吃”正是这一类——买它不是为了吃,是为了让人看见自己在吃。这是炫耀性消费在社交平台时代的版本。

科斯问的是另一个问题:既然门店可以自己揉面调蛋液,为什么非要向工厂买?答案在:交易成本。自己做的成本,比买贵得多——设备、配方、人工、试错,一样都省不掉。所以企业的边界,就划在“自己做”和“向别人买”成本相等的那个点上。

一个几十块钱的网红产品,七派学者能给出七种解释。经济学从来不是某个唯一的结论,是一副副不同的镜头——先选镜头,再看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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