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冬，北京，时任总参谋长的迟浩田登门拜访已经离开领导岗位的张爱萍。两位将领谈的不是战场部署，也不是武器装备，而是一个当时颇具争议的问题：军队能不能靠经商缓解经费压力。

据相关回忆，张爱萍谈到这个问题时，语气十分沉重。他提醒迟浩田：“饮鸩止渴，你懂吧。”这句话并不复杂，却点出了他的担忧：眼前看似能够解燃眉之急的办法，可能在更长时间里损害军队的根基。

事情的背景，离不开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国防调整。1985年，中央作出裁减军队员额一百万的重大决策。军队规模压缩，装备更新和日常保障仍需要资金，部分干部战士的安置也需要妥善解决。在当时国家经济建设任务很重的情况下，军队开办企业、兴办服务性项目，曾被一些人看作减轻财政压力的办法。

政策一度打开口子后，军队所属单位参与经营的现象逐渐增多。商店、饭店、运输公司、宾馆等项目出现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有些单位确实获得了收入，也缓解了部分经费困难。

但问题很快显现出来。军队拥有特殊的资源、信誉和管理权限，一旦进入市场，普通企业很难拥有同等条件。经营活动如果缺少严格边界，便可能出现行业垄断、利益输送以及权力寻租。更麻烦的是，军队干部的主要精力也可能从训练和管理，转移到应酬、经营和关系协调上。

张爱萍反对的，正是这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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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非不懂经济困难，也不是否定改革。恰恰相反，他清楚军队现代化需要大量投入，更明白国防建设不能脱离国家整体发展。可在他看来，军队有自己的特殊属性，不能把普通单位的经营逻辑，直接搬到军队身上。

抗战时期，敌后根据地也曾开展生产自救。南泥湾大生产解决的是部队生存问题，目的在于打破封锁、减轻人民负担，并没有把军队变成逐利主体。时代条件不同，问题性质也不同。拿特殊战争环境下的生产自救，为和平时期的军队经营作依据，张爱萍认为并不恰当。

有意思的是，他还曾从历史中寻找教训。宋代长期面临军费压力，军政关系和军队管理却没有因此得到根本改善。张爱萍借此说明，军队一旦把补充经费寄托在经营获利上，训练、纪律和指挥体系都可能受到牵连。

在他看来，军队最重要的资本不是利润，而是纪律、忠诚和战斗力。军队如果形成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掌握经营收益的层级增多，监管就会变得困难。时间一长，个人利益、单位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难免出现错位。

他还特别警惕军队与地方企业合资经营。军队一旦在合作中拥有特殊地位，既可能影响公平竞争，也可能让干部陷入复杂的人情关系。倘若经营项目牵涉境外资本和敏感行业，问题就不只是经济问题，还会涉及组织纪律、保密制度和军队领导原则。

1986年6月，中央军委曾围绕军队经营问题进行讨论。时任济南军区政委的迟浩田参加了会议。张爱萍在会上态度鲜明，认为军队经商不是简单的增收手段，更不能成为长期制度。他甚至提醒，若把军队养活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经营活动上，实际上就是把军队的职责和市场利益混在了一起。

到了1987年那次家中交谈，张爱萍已经退休，但他并没有因此淡出这场争论。他对迟浩田说：“军队经商，不能只看眼前。”迟浩田则表示，会把这一问题向上反映。这样的谈话，后来被许多人视为军队停止经商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细节。

遗憾的是，现实中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军队经营已经持续多年，牵涉单位、人员和资产，若突然全面叫停，可能带来新的混乱。因此，中央采取了逐步收紧、分层处理的办法。1991年，军级以下单位不得经商的要求被明确下来，军队所属企业也开始逐步清理和剥离。

这场调整并非只针对账面上的收入，更重要的是重新划清军队与市场的边界。军队可以接受国家保障，也可以通过严格管理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但不能把经营获利当成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1998年7月，中央军委进一步作出决定，停止军队、武警部队开展经商活动，并对所属企业进行清理。迟浩田当时已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也担任副主席，这项工作由军委层面推进。那份决定，标志着持续多年的军队经商问题进入彻底解决阶段。

张爱萍当年所说的“饮鸩止渴”，说的并不是一句气话，而是对军队性质和国家安全关系的判断。经费困难可以通过国家制度解决，军队建设可以依靠改革推进，唯独不能用牺牲纪律和战斗力的方式换取短期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