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8月，北京医院病房里，陈永贵已经被确诊为癌症晚期。这个曾经常年在山坡、田埂和工地上奔走的农民干部，此时只能躺在病床上。邓小平得知消息后，特意托人前来看望，并转达了一句话：“中央是肯定你过去的贡献的。”

这句话分量不轻。陈永贵晚年并不宽裕，政治生涯也早已退下，但他曾经代表的，正是新中国成立后从土地里走出来的一批基层干部。他们没有显赫履历，靠的是锄头、扁担和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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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最放不下的，是山西昔阳的大寨。离开领导岗位后，他住在北京木樨地，生活清静了许多，却总觉得少了什么。阳台上，他种了几盆花，还特意种下一株玉米。照料庄稼，成了他与故乡保持联系的一种方式。

有一次，他到菜店买菜，售货员认出他后，挑了一篮新鲜蔬菜送来。陈永贵没有接受，临走时把钱放在柜台上。有人劝他不必计较，他只说：“不能搞特殊化。”这件小事，很能说明他的性格：宁可过得简单，也不愿让别人因为自己的身份多照顾一分。

陈永贵并非一开始就是所谓的“典型”。1945年大寨解放后，他拿着分到的农具下地干活，因干活卖力，被乡亲们称作“半头驴”。后来，在贾进财等人的推荐下，他逐渐承担起村里的工作。1952年合作化运动期间，他成为大寨党支部书记，开始带领村民治理“七沟八梁一面坡”。

大寨的土地并不好伺候。旱时缺水，雨时冲毁，原有的坡地被当地人称为“三跑田”，水土和肥力都留不住。陈永贵提出用多年时间改造土地，带着社员打坝、填沟、修梯田。工程并非一帆风顺，1963年8月，连续多日暴雨引发洪灾，大寨田地和房屋大面积受损。

灾后，陈永贵没有躲在县城里等消息，而是设法赶回村中。他对乡亲们说：“人在就是大喜，有了人，一切都会有。”这句话不是空泛的安慰。重建房屋、修复田地、开挖排水涵洞，许多活他都亲自参加。大寨后来恢复生产，并向国家交售粮食，因而受到广泛关注。

大寨经验被推广后，陈永贵的身份不断变化。1959年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门城楼；1975年，经毛泽东、周恩来同意，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个普通农民走进中央领导岗位，这在当时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毛泽东曾称赞他穿着打扮像农民，正是看重他身上没有脱离土地的印记。

但身份升高，也让他承受了超出个人能力的压力。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陈永贵曾在住处反复等待会议通知。电话终于响起时，他还惦记着住在附近的吴桂贤，要求车辆彼此前后照应。那一刻，他关心的并不只是自己，也有同事的安全。

形势变化后，“农业学大寨”受到重新评价。1979年3月，陈永贵在昔阳县主持召开县党代会，谈到牺牲的党员和过去的工作时，当场落泪。同年12月，他被免去昔阳县委书记职务。1980年8月，全国人大会议接受了他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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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西水东调工程，也出现了不同意见。1980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相关社论，工程随后停止。有人认为决策脱离实际，也有大寨和昔阳干部回忆称，当地群众曾把它看作解决用水困难的重要工程。历史中的具体建设，往往有收益，也有代价，不能只用一句话轻轻带过。

陈永贵后来曾因外界议论而不安。有人把他同“四人帮”联系起来，他找到邓小平说明情况。邓小平明确表示：“你不是‘四人帮’的人。”这既是对事实边界的澄清，也是对他多年工作的基本评价。陈永贵随后搬离原来的住所，坚持自己做饭，不愿享受过多照顾。

病重期间，华国锋、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等人先后前往看望。邓小平托人带来的那句话，使陈永贵明白，政治上的退场并不等于历史贡献被全部抹去。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病逝，享年72岁。按照遗愿，他的骨灰安放在大寨虎头山上。直到病床前，他谈得最多的，仍是阳坡地如何播种，背阴地怎样保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