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永伟
2026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霍尔（Robert E. Hall）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以表彰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奠定微观经济学基础”。这是一个颇能概括过去半个世纪宏观经济学演变的组合。霍尔研究家庭为什么消费、企业为什么雇人，伍德福德则研究企业为什么不能随时调整价格、中央银行怎样通过利率和预期影响经济。两人的工作最终汇入同一条河流：要理解整个经济为什么繁荣、衰退，以及政府怎样稳定它，必须先理解家庭和企业在面对未来时怎样作出选择。
这恰恰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一场转变。传统凯恩斯主义模型擅长描述消费、投资、通胀和失业之间的总量关系，却往往没有进一步解释这些关系为什么成立。当石油危机、滞胀和卢卡斯批判接踵而来时，这种做法遭到严重挑战。如果家庭和企业知道政府会怎样行动，他们就会提前改变自己的消费、储蓄、定价和工资要求；过去数据中观察到的关系，也就未必能在新的政策下继续成立。稳定政策要重新站稳脚跟，宏观经济学必须从“总量关系”向下走到个人选择，再从个人选择重新搭建整个宏观体系。
霍尔和伍德福德分别完成了这项工程中极为重要的部分。
一、霍尔：从消费到失业
罗伯特·霍尔1943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这座城市后来成为硅谷的中心，也几乎成为他一生学术生涯的地理圆心。他本科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随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在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指导下攻读博士，1967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先后在MIT和伯克利任教，1978年进入斯坦福大学和胡佛研究所。
霍尔很少把自己称为某一学派的宏观经济学家。他在个人主页上的介绍甚至只有一句很朴素的话：“我是一个应用经济学家”，兴趣包括就业、通胀、技术、竞争以及经济政策。这句话颇能概括他的研究风格。他没有建立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宏大体系，而是在消费、劳动市场、企业定价、生产率、税制和经济周期等许多关键问题上不断提出新的研究方法。
他甚至给现代宏观经济学著名的“淡水—咸水”之争留下了名字。霍尔自己回忆，在1976年的一篇论文中，他率先使用“淡水派”和“咸水派”来区分美国内陆五大湖附近与东西海岸的不同宏观经济学传统。后来这两个略带玩笑意味的词，竟成了新古典宏观与新凯恩斯主义学派之争的常用标签。更有意思的是，今年的诺奖把这个曾经给两派“取名字”的经济学家，与新凯恩斯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伍德福德放在了一起。
霍尔最经典的工作发表于1978年，题为《生命周期—永久收入假说的随机含义：理论与证据》（Stocha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Life 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Theory and Evidence）。
弗里德曼此前已经提出永久收入假说：人不会因为这个月突然多赚1000元就马上把1000元全部花掉，真正决定消费的是对长期收入的判断。霍尔向前推进了一步：如果消费者是理性的，而且能够利用现有信息预测未来，那么消费变化应该具有怎样的统计性质？
答案看起来有些惊人。假设一个家庭已经把今天能够知道的所有信息都纳入了终身收入预期，那么今天能够预测出来的消息，理论上早就应该反映在今天的消费里。因此，明天的消费只有在明天出现新的、今天无法预测的信息时才需要调整。如果没有新消息，消费者没有理由突然改变消费。于是，在特定假设条件下，消费就近似一个随机游走（random walk）过程，它的变化应该难以用现有信息预测。
这个结果十分出乎意料，因而招来了很多人的怀疑。根据罗默的《高级宏观经济学》记载，霍尔第一次报告这篇论文时，一位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对他说，他写这篇论文时“一定是嗑药了”。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离经叛道的结论，却改变了宏观经济学研究消费的方式。此后研究者不能再满足于简单地写一个“收入增加多少，消费就增加多少”的经验方程，而需要从消费者跨期最优化出发，推导消费行为。后来宏观模型里随处可见的欧拉方程（Euler equation），正是这一研究传统的基本工具。霍尔的1978年论文由此成为卢卡斯批判以后建立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标志性工作之一。
后来的研究当然发现，真实世界中的消费并没有完全遵循随机游走的规律。家庭可能受到流动性约束，存在预防性储蓄，也可能有习惯形成、有限理性等问题。但这并没有削弱霍尔方法的重要性。恰恰相反，此后的消费理论往往首先问：为什么现实偏离霍尔的理论基准？这种“先从最优化推出基准，再解释偏离”的研究方式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标准套路。
霍尔后来又把类似方法推进到劳动市场。这一点对于理解今年诺奖所说的“宏观稳定”尤其重要。
经济周期有一个长期令人困惑的事实：经济衰退时，就业和职位空缺可以急剧下降，失业率大幅上升，但工资往往没有相应幅度的下降。如果劳动市场像简单供求模型那样运行，失业增加应该推动工资迅速下降，企业重新愿意雇人，失业也不应该持续那么久。
戴蒙德-莫腾森-皮萨里德斯（Diamond—Mortensen—Pissarides）搜索匹配理论解释了劳动者与企业需要花时间寻找彼此，但标准模型一度仍难以产生现实中那么大的失业波动。霍尔的研究重点之一，正是解释工资为什么不会轻易把这种冲击吸收掉。
2008年，他与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提出了一种新的工资谈判机制。企业和劳动者一旦已经找到彼此，再重新寻找另一个对象的成本通常很高，因此谈判过程中真正重要的威胁未必是“谈不成我立即离开”，而更多是拖延谈判本身的成本。这样一来，外部失业率变化对谈判工资的影响就会比标准模型小得多。工资相对稳定，企业利润和招聘意愿便会对经济冲击更加敏感，较小的生产率变化也可能造成较大的职位空缺和就业变化。
消费研究和劳动市场研究表面上属于两个领域，却有共同逻辑：宏观经济中的消费、就业和失业，不能只写成几条历史统计关系，必须追问家庭为什么这样消费、企业为什么这样招聘、劳动者为什么接受这样的工资。宏观波动最终要从微观选择中生长出来。
这种研究也使霍尔成为少数同时活跃于宏观理论与现实周期判断的人。1978年至2013年，他长期领导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经济波动与增长研究项目，并一直担任NBER商业周期日期委员会主席。美国究竟何时进入和走出衰退，这个被媒体不断引用的“半官方”判断，长期由霍尔领导的委员会作出。2010年，他还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
二、伍德福德：没有放弃凯恩斯
与霍尔相比，迈克尔·伍德福德的学术道路更不同寻常。他1955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奇科皮，本科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此后没有立即读经济学博士，而是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律博士（J.D.）。随后他才转入麻省理工学院，1983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84年，他第一次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此后又在芝加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工作，2004年重新回到哥伦比亚。
伍德福德后来成为现代货币经济学最具系统性的理论家之一。他的研究真正回答的是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中央银行为什么能够仅仅改变一个很短期的利率，就影响几万亿美元的消费、投资、就业和价格？
传统货币主义喜欢从货币数量回答这个问题。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许多中央银行实际操作的核心逐渐从控制M1、M2等货币供应量指标，转向调整短期政策利率。货币经济学需要一套与现实中央银行操作方式相匹配的新理论。
伍德福德所做的，正是把这套理论建立起来。
理解伍德福德，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并没有试图回到20世纪60年代的老凯恩斯主义。
卢卡斯批判认为，如果政府改变政策规则，家庭和企业也会改变自己的预期和行为，因此不能根据过去统计相关关系机械预测新政策效果。伍德福德完全接受了这一点。他的模型同样从理性、前瞻性的家庭和企业出发，让消费者进行跨期最优化，让企业根据未来利润决定价格。区别在于，他同时保留了一个现实世界中极为重要的摩擦：价格不能时时刻刻无成本地重新调整。这样，理性预期与价格黏性就进入了同一个模型。
20世纪90年代，伍德福德与胡利奥·罗滕伯格（Julio Rotemberg）等人进一步发展了以最优化行为为基础的货币政策模型。1997年的Rotemberg—Woodford框架已经非常接近后来成为中央银行标准工具的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家庭优化消费和储蓄，企业在垄断竞争下定价，但只能不时调整价格；中央银行则通过短期利率影响总需求和通胀。
这相当于完成了一次宏观经济学的“和解”。卢卡斯是对的：不能忽视预期，也不能使用缺乏行为基础的历史关系评价新政策。但凯恩斯同样抓住了一个真实现象：价格和工资存在调整摩擦，所以需求变化短期内确实能够影响生产和就业。
现代新凯恩斯主义由此不再是旧凯恩斯主义的简单复活，而是在吸收理性预期革命以后重新建立起来的凯恩斯主义。
三、中央银行如何管理未来
2003年，伍德福德出版了近800页的《利息与价格：货币政策理论基础》（Interest and Prices: 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Monetary Policy）。书名直接向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的Interest and Prices致意。这本书后来成为现代货币政策理论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哥伦比亚大学也将其称为伍德福德最重要的作品。
这套理论最重要的思想，是把货币政策从“控制今天的利率”推进到了管理人们对未来利率的预期。企业是否投资一座工厂，不取决于今天的隔夜利率是多少，而取决于未来很多年的融资成本；家庭是否买房，也不会只考虑眼前的利率。因此，中央银行真正影响经济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来自它能否改变公众对未来政策路径的判断。
这就是为什么央行的一句话有时可以在真正降息之前推动市场利率下降。只要企业和家庭相信央行未来会维持低利率，他们今天就会改变消费、投资和定价。于是，沟通本身成为货币政策。
后来广为流行的“前瞻指引”（forward guidance）正是这种思想的实践表达。瑞典皇家科学院在今年的说明中特别强调，Hall和Woodford的模型把家庭和企业的前瞻行为置于中心，政府和中央银行通过说明未来政策，可以改变这种预期，从而影响今天的经济活动。
伍德福德还推动了现代货币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转变：货币政策并不一定需要通过控制货币数量来解释。
在他的“无现金经济”（cashless economy）框架中，即使货币余额本身几乎不起作用，中央银行仍可以通过设定短期名义利率影响实际利率，从而改变消费和投资。关键变量由此从“货币有多少”变成了市场实际利率与自然利率之间的差距。
这使维克塞尔一百年前提出的自然利率思想重新进入现代宏观经济学。如果市场实际利率低于使经济保持潜在产出和稳定通胀的自然利率，需求就会扩张；反之则会收缩。中央银行的任务，是根据通胀和经济活动的变化系统调整利率。
泰勒法则（Taylor rule）在实践中提供了这样一种简单规则，而伍德福德进一步说明了这种规则为什么能够稳定经济。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后来被称为泰勒原理（Taylor principle）：通胀上升1个百分点时，中央银行应把名义利率提高超过1个百分点，使实际利率真正上升。否则，通胀上升反而可能降低实际利率，进一步刺激需求，经济就可能失去稳定锚。
因此，伍德福德的工作把自然利率、利率规则、理性预期、价格黏性和中央银行可信度放进了一套统一框架。
四、为宏观稳定寻找微观基础
乍看起来，今年的组合有些出人意料。霍尔最著名的是消费理论和劳动市场，伍德福德最著名的是货币政策，两人并不是长期合作的一对经济学家。
但从宏观经济思想史看，这个组合其实非常完整。霍尔回答的是：家庭和劳动者在面对未来时怎样行动？伍德福德回答的是：企业怎样定价，中央银行又怎样通过改变未来条件影响这些行动？
前者为宏观模型建立消费和劳动市场的微观基础，后者把这些前瞻行为与名义价格摩擦、货币政策联系起来。两条路线最终共同改变了稳定政策的含义。
传统稳定政策多少有一点“拉动杠杆”的意味：失业高，就增加需求；通胀高，就减少需求。现代宏观经济学则告诉政策制定者，经济中的人不是等待政府操纵的被动棋子。家庭会预测未来税收和收入，企业会预测未来需求和利率，劳动者会考虑未来就业机会，所有人还会猜测政府下一步要做什么。政策改变行为，而人们对政策的预期又会提前改变行为。这就是“微观基础”的真正含义。
从20世纪70年代看，理性预期革命似乎一度意味着凯恩斯主义稳定政策的终结。如果家庭和企业会预见政策，那么政府简单操纵总需求的能力就大大下降。宏观经济学因此经历了几十年的重建。
霍尔属于这场重建的早期参与者。他把理性预期真正带入消费理论，并不断为消费、劳动市场和经济周期寻找微观基础。伍德福德属于后来完成综合的一代，他没有抛弃理性预期，却把价格黏性和货币政策重新放回严格的一般均衡体系之中。
因此，2026年的诺奖并不是简单奖励“凯恩斯主义”，也不是奖励某一种具体的降息或财政刺激政策。它奖励的是一种新的宏观经济学方法：从有目的、有预期的家庭和企业出发，重新建立关于整个经济如何波动以及政策如何稳定它的理论。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刚刚发布的说明中说得很清楚：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为今天世界各国中央银行和政府使用的模型提供了稳定的理论基础，使政策制定者能够更好地应对能源危机、消费骤变等经济冲击。
如果说凯恩斯在近一百年前提出的问题是“当整个经济陷入衰退时，政府能做什么”，那么霍尔和伍德福德这一代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在经历理性预期革命之后重新回答这个问题。
他们给出的答案是：稳定宏观经济，首先要理解组成宏观经济的那些人。
（作者 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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