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五十六岁，在县城老纺织厂家属院住了大半辈子。结婚二十六年，老公叫孙德厚，是厂里的老机修工，退休后又被私人厂子返聘回去看机器。他这人没什么大毛病，不赌不嫖，工资上交，逢年过节还知道给我买件衣裳。可我就是不喜欢他。说出来你可能觉得我矫情，都过了大半辈子了，喜不喜欢的有什么打紧？可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二十六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们俩是经人介绍认识的。那会儿我二十九，在纺织厂当挡车工，三班倒，人熬得又黄又瘦。家里催婚催得紧，我妈说孙德厚这人老实，有技术，跟了他饿不着。我那时候刚跟谈了三年的对象吹了，心里灰蒙蒙的，觉得嫁谁都一样。见了孙德厚两面，连手都没牵过，就把证领了。结婚那天晚上，他喝多了，倒头就睡，我自己在床边坐了一宿，看着窗外的月亮，心想这辈子就这样了。

孙德厚这人，你说他不好吧，他确实不坏。工资月月交，家里重活累活他全包，我生病了他也会端水递药。可你说他好吧，我跟他过了二十六年，他没跟我说过一句热乎话。我穿了件新衣裳问他好不好看，他头都不抬说“还行”。我做了红烧肉问他香不香，他说“能吃”。我在厂里受了委屈回家抹眼泪，他坐在旁边抽烟，半天憋出一句“别想那么多”。我有时候觉得，我嫁的不是个人，是堵墙。冷冰冰、硬邦邦、密不透风的墙。我所有的喜怒哀乐，撞上去，连个回音都没有。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熬。儿子出生后，我把心思全放在孩子身上，孙德厚更是成了家里的影子。他上班、下班、吃饭、睡觉，跟机器一样准时。我们睡在一张床上，中间隔的被子越睡越宽。后来索性一人一床被，各盖各的。有时候半夜醒了，听见他的呼噜声，我会忽然觉得特别孤单。明明身边躺着个人，我却觉得这世上就剩我一个。

四十八岁那年，我内退了。厂子效益不好，像我这种老工人，一刀切。内退工资不多，好在儿子争气，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后来又留在那边工作，娶了媳妇买了房，不用我们操心。孙德厚被私人厂子请去看机器，一个月四千五，管吃管住，一周回来一趟。家里就剩我一个人，空荡荡的两室一厅，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每天买菜、做饭、洗碗、看电视、睡觉，日子过得像白开水，连点茶味都没有。

就是那年秋天，我在菜市场碰见了冯建民。

冯建民比我大两岁，以前也在纺织厂上班，在供销科跑外勤，能说会道，跟谁都聊得来。我年轻时候跟他打过几次照面，没什么深交。后来厂子倒了，听说他去了南方做生意，混得不错。那天在菜市场，我正蹲在摊子前挑白菜，忽然听见有人喊我名字。一抬头，他站在阳光里，头发花白但梳得整整齐齐，穿了件干净的夹克衫，笑眯眯地看着我。

他说：“李秀兰，你还认识我不？”

我说：“冯建民？你怎么回来了？”

他说：“回来看看老母亲，顺便办点事。你这些年过得咋样？”

就这一句“过得咋样”，我鼻子忽然酸了。二十多年了，没人这么问过我。孙德厚从不问我过得咋样，他觉得有饭吃有衣穿就是好日子。我蹲在白菜摊子前面，把这些年的苦水一股脑倒了出来。冯建民蹲在旁边，听我说了半个多钟头，菜贩子都烦了，他才站起来说：“秀兰，你受苦了。走，我请你吃碗面，慢慢说。”

那碗面吃完，我们互留了电话。他临走的时候说：“秀兰，你人这么好，不该这么过。”就这一句话，把我心里那堵墙凿开了一道缝。

后来的事，顺理成章。冯建民在南方离了婚，孩子跟着前妻。他隔三差五给我打电话，有时候说南方的天气，有时候说做生意的趣事，有时候什么都不说，就在电话里哼两句老歌。我每次都听得心里热乎乎的。再后来他回县城的次数多了，有时候是看老母亲，有时候说谈生意。我们开始约着吃饭、逛公园。他会给我买丝巾，会夸我穿红色好看，会在我说话的时候看着我的眼睛。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这事不光彩。可那种被人看见、被人听见、被人放在心上的感觉，我活到快五十岁才头一回尝到。冯建民就像一根火柴，把我心里那盏快灭了的灯又点着了。我贪恋那点光，舍不得放手。

我们在一起八年。八年里，我提过离婚，冯建民也说娶我。可每次话到嘴边，我就想起孙德厚。想起他冬天把我的棉鞋放在暖气片上烘着，想起他每次发了工资先给我塞一半，想起我爹住院那会儿他在医院走廊里蹲了三天三夜。他没有对不起我，只是不会爱我。可不会爱，就是天大的罪吗？我离了，他怎么办？快六十的人了，一个人孤零零的，儿子又不在身边。

我就这么拖着，两头瞒着。在冯建民面前，我是个被婚姻困住的苦命女人。在孙德厚面前，我是个本本分分的家庭妇女。八年里，我演得天衣无缝。可只有我自己知道，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有多煎熬。手机不敢乱放，微信记录随时删，冯建民送的东西不敢往家拿。有时候孙德厚忽然从厂里回来，我吓得心都要跳出来，强装镇定问他怎么回来了。他从来不怀疑我，他连我换了新发型都看不出来。

去年冬天，冯建民出事了。他在南方的生意被人坑了，欠了一屁股债，跑回县城躲着。他那些债主追过来，天天堵在他老母亲家门口。我偷偷去看了他一回，他缩在老家那间破屋里，胡子拉碴，眼眶深陷，跟以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冯建民判若两人。他跟我说：“秀兰，我完了。你回去吧，别让我拖累你。”我站在门口，看着他那个样子，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回到家，孙德厚正在厨房做饭。他围着我那条碎花围裙，笨手笨脚地切土豆丝，切得粗细不匀。听见我进门，他头也不回地说：“回来了？饭快好了。”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他的背影。他头发白了一大半，脊背微微佝偻着，切土豆丝的手有些抖。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听着隔壁孙德厚的呼噜声，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去年春天我发烧，烧到三十九度，孙德厚从厂里赶回来，一宿没睡，守在我床边。我迷迷糊糊看见他给我换额头上的湿毛巾，动作轻轻的，跟平时那个粗手粗脚的他完全不一样。我烧得糊涂，嘴里嘟囔了一句“难受”，他凑过来，粗糙的大手放在我额头上，说：“忍忍，明天就好了。”那是他二十多年来，跟我说过的最软的话。

我忽然意识到，他不是不会爱人，他只是不会说。他把我爹当亲爹伺候，把我弟当亲弟帮衬，把我年轻时随口说喜欢的那盆君子兰养了二十年。他从来没说过“我爱你”，可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在说这三个字。只是我，从来没认真听过。

第二天早上，我去找了冯建民。他正蹲在院子里啃干馒头，看见我来了，站起来，嘴唇动了动，什么都没说。我说：“建民，咱俩的事，到此为止吧。”他愣了一下，眼圈红了，但没挽留，只是点了点头。他说：“秀兰，我对不住你。”我说：“你没什么对不住我的，这些年，你给了我不少好日子。可日子终归是日子，我该回去了。”

从冯建民那儿回来，孙德厚正好从厂里回来。他手里拎着个塑料袋，看见我就递过来，说：“路上看见卖糖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