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壮阔史册中，有一位同行者的身影分外独特。他年近花甲，无戎装在身，无枪械在握，一袭青衫，布履竹杖，却以非凡的意志完整走完红二方面军万里征途。他叫周素园，原名周培艺，贵州辛亥革命核心元老，也是全程走完长征的唯一一位辛亥元老。
他以横跨新旧两个民主革命的完整人生，在长征这部英雄史诗中，写下了独一无二的篇章。
乌蒙赤子：从科举贡生到民主革命先驱
1879年3月7日，周素园生于贵州毕节一书香门第。自幼饱读经史，青年考取岁贡生，若循此路，本可顺着科举阶梯安然度日。然而，甲午战败的国耻，如惊雷炸响，击碎了他埋首故纸堆的旧梦。自此，他立誓以革新政治挽救危亡，毕生以救国救民为初心。他在一篇文章中沉痛写道：“一部二十二史，相斫相杀，暴君污吏，弥望接踵。吾民之憔悴呻吟，倒悬不解，其已久矣！”（引自《周素园文集》）
周素园
20世纪初，维新与革命思潮涌向西南。周素园奔走于黔贵各地，广阅进步书刊，认定启民智、兴民权、革政体乃救亡根本。1907年，他创办贵州第一份现代报纸《黔报》，如暗夜火炬，在闭塞的黔省播撒民主的火种。同年，他与张百麟创立贵州自治学社，这一本土反清革命核心组织次年整体加入同盟会，成为西南辛亥革命的重要策源地。
1911年武昌枪响，各省纷纷响应。周素园全程统筹贵州武装起义，联络贵阳警务力量，确保平稳光复。11月3日，贵州光复，大汉贵州军政府成立，32岁的周素园出任行政总理，颁布减赋、兴学、男女平权等新政，黔地一时焕发民主新气象。
然而，旧民主革命的局限很快暴露。1912年，唐继尧率滇军入黔颠覆军政府，大肆捕杀革命党人。周素园被列“乱党”通缉，被迫仓皇出逃，开启了十余年的流亡生涯。此后，他辗转北京、重庆、昆明，任职北洋稽勋局、国会、西北边防公署。他亲眼目睹府院之争、军阀割据、战乱不休，终于看透：辛亥革命仅推倒了封建帝制，却未能铲除盘根错节的社会根基。各路军阀借“共和”之名争权夺利，底层百姓依旧困于苛捐杂税、兵连祸结。
周素园青年时代为之倾尽热血的民主理想，在军阀混战的现实中碎作泡影。
故园十年：于孤灯下完成的思想涅槃
1925年9月7日，心力交瘁的周素园回到故乡毕节，决然退出军政漩涡。外人眼中，他从此“归隐山林”；而他肉身的退隐，恰是思想的进击。自1925年归乡至1936年初与红军相逢，这10年，是他人生中至为关键的思想蜕变期——他从一名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彻底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10年闭门，散尽余资购置海量书籍与进步报刊，终日伏案，孜孜不倦。他博览中外通史，深究社会变革脉络；通读西方启蒙经典，达尔文、赫胥黎、亚当·斯密、卢梭的著作皆反复批注；当认清改良主义、旧式民主皆无力挽救积贫积弱的华夏，他将目光投向崭新的思想体系，潜心钻研十余部马列著作：《国家与革命》《通俗资本论》《共产主义ABC》等书被他翻至卷边，字里行间布满密密麻麻的批注。
纸页作舟，思想为桨。十年寒窗孤灯之下，他终于在马列主义中寻得救国真理，重塑了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完成了思想上的决定性飞跃。他在1935年9月5日家书中袒露心境：“余近年常阅新书，加以冥思旁证，颇能日趋解放。”往后谈及这场蜕变，他坦言：“50岁以后自己有了一个转变。”
促成这场思想重生的，是他刻入骨髓的家国情怀，是对军阀黑暗统治、列强侵略压迫的刻骨憎恨，更是一生穷究事理、甘愿服膺真理的执着品格。留存于家书与文稿中的思绪，清晰显示：他看待贫富分化、军阀割据、民族危亡等根本问题，已完全贴合马克思主义立场。旧式知识分子的思想桎梏被逐一打破——他内心笃定：唯有工农革命、唯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带领中国走出沉沦。
花甲从征：一次向光而行的生死抉择
1936年2月9日，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二、六军团进驻毕节，开辟川滇黔革命根据地。城内官吏、士绅闻风出逃，亲友纷纷劝周素园远离。他断然拒绝，安然留守，静候这支他已久闻的工农队伍。
红军战士巡查宅院时，见满屋马列典籍、进步书刊，批注深刻详尽，与本地地主所藏闲书截然不同，迅速上报。王震、夏曦专程登门拜访，与这位年近花甲的辛亥元老彻夜长谈。周素园毫无保留地袒露十年苦读的思考：“我研究马克思主义十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当被问及是否认同红军抗日反蒋的纲领，他连声笃定应答：“赞成，完全赞成。”
数十年深耕西南军政圈层，周素园与龙云、孙渡等滇军高层素有旧交，在黔西北民间声望卓著。红二、六军团领导敏锐判断：这位看透旧时代、笃信马列的老人，是开展统一战线无可替代的关键纽带。经集体商议，正式推举周素园担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依托其声望凝聚地方武装与抗日力量。
1936年2月14日，贵州抗日救国军在毕节小校场宣告成立。登台宣讲时，周素园以辛亥革命亲历者的沉痛过往剖析时局：当年反清革命半途而废，根源在于脱离工农群众；如今红军扎根底层、主张全民抗日，才是民族复兴之正道。短短20余天，他配合红军发动群众，建立30余个乡农会、数十支游击武装，5000余名毕节青年踊跃参军，为红二、六军团补充大量兵员，筑牢了根据地的群众根基。
休整期间，任弼时嘱托他致信驻威宁的滇军纵队司令孙渡，晓以民族大义，点破蒋介石借“剿共”消耗地方势力、伺机吞并西南的算计。萧克后来回忆，这些书信情理兼备、直击要害，孙渡阅后按兵不动，为红军整训、扩红争取了宝贵的窗口期。
随着蒋介石调集数十万重兵四面合围，红二、六军团必须实施战略转移。贺龙、任弼时深知周素园年近花甲、体弱多病，翻越雪山、穿行草地艰险万分，再三商议后，打算拿出黄金安排他去香港休养，继续从事统战工作。周素园听闻，心绪激荡，掷地有声：“我今年快60岁了，以前在黑暗社会摸索几十年，始终找不到光明。今天参加了红军，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死也要死在红军里头！我不愿离开红军。”（引自《红军在黔西北》）
数十年困于黑暗求索的苦楚，一朝遇见追寻半生的光明。贺龙当即动容表态：“用人抬，也要把周素园先生抬起走，我们生死与共。”自此，周素园收拾行囊，不顾高龄，毅然置生死于度外，跟随红二、六军团踏上长征路——一袭长衫，奔赴属于人民的远征。
大江大河：以笔墨作刀兵的特殊战士
从毕节出发至1936年12月抵达陕北保安，周素园全程徒步跋涉千里，横渡金沙江，翻越四座冰封雪山，穿越茫茫荒寂草地，一路伤病缠身却从未掉队。
红军进入云南后，蒋介石严令龙云调集滇军全线堵截。行军途中，周素园以私人故交身份分别致信龙云、孙渡及旅长鲁道元，以护国首义的共同过往唤起民族大义，一针见血地戳破蒋介石吞并西南地方势力的阴险图谋。他在致龙云的信中写道：“蒋介石派中央嫡系万耀煌、樊嵩甫等进入云南、贵州来打红军，也叫你打红军。红军不是好打的。退一步说，即便你把红军打掉了，也是两败俱伤。万、樊挟天子以令诸侯，那时的云南还是你的？假道灭虢，史有明鉴。”（引自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
致孙渡的信则更为恳切：“目前中国已到千钧一发的最危急时期……爱国之心谁不如我……我劝你以宝贵的血花造光荣的历史。”多封亲笔信送达后，彻底动摇了龙云的围剿决心。他下令滇军仅做象征性设防，主力全线后撤，采取“保境中立”策略。萧克多年后评价：“由于龙云当时的处境，周素园的信打中了他的要害……能停留近二十天休整补充。”
1936年3月27日，部队抵达金沙江巨甸渡口。恰逢农历三月初七，正是周素园57岁寿辰。站在奔腾咆哮的江边，回望一路风霜与半生求索，他感慨道：这个在长征途中度过的生日，是一生中最有意义、最值得铭记的生日。
翻越横断山脉冰封雪山时，常年伏案的他体弱畏寒，仅有一身单薄长衫。红军战士匀出干粮、柴火、毛毯给他御寒，轮流搀扶赶路。每至雪山垭口，狂风裹挟冰雪扑面砸来，他数次眩晕倒地，稍缓气息便挣扎起身，不肯拖累行军。至西康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朱德、刘伯承专门调拨马匹与御寒物资，安排他随总政治部行进。
进入草地后，粮荒全面爆发。草根、树皮成为主粮，分到手中的青稞，他常让给负伤的年轻战士，自己以苦涩野菜果腹，患上严重肠胃疾病，持续高烧。即便卧在担架上颠簸前行，他仍坚持为指战员讲解近代百年国难与辛亥革命教训，以自身阅历为年轻战士点亮思想灯火。
他在家书中真实记录了征途的极致艰苦：“那几个月里，睡的是露天绿草……吃的简直和猪食一样……满身是虱子，随便捕捉就是几十上百。”然而，红军首长与战士的关怀，始终温暖着他的心：贺龙专门派警卫员为他寻来酥油青稞饼；战士们单独端上一碗热黄豆汁，在他心中胜过珍馐鸡汤。
抵达宁夏同心镇时，他在家书中写下心声：“最近之举，不过行其心之所安而已！”短短一句，道尽他舍弃故土安逸、追随红军奔赴光明的全部精神内核。
行军休整间隙，他还坚持写《光明日记》，记录山川民情、行军见闻与时政思考，为后世留存了独一无二的长征史料。
延安岁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
1936年12月，抵达陕北后，毛泽东、周恩来多次接见周素园，与他深度交谈西南局势与统战工作。毛泽东给予他极高评价：“我们觉得你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并不觉得你是‘坐享优待’。”
在延安，他被任命为八路军高级参议、红军大学教员，讲授近代革命史与统战实务。置身革命圣地，他如饥似渴研读马列经典，思想实现全新蜕变。他在家书中写道：“现刻的我和从前的我完全两样……把旧日那些迂腐固执的性格都冰消云散了。”
“西安事变”爆发后，遵照毛泽东指示，他提笔致信何应钦、张学良、冯玉祥等高层，反复阐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族大义，为推动事变和平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期间，他再度受中央委托，致信张道藩、张继、吴忠信等，呼吁摒弃派系隔阂，共御外侮。
“七七事变”后，他心怀“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热忱，准备奔赴前线。他在家书中写下近乎遗嘱的赠言：“希望我亲爱的人，保持着健康的身体，充满着积极的精神，安居能自食其力，国难则执戈以从。这算是我最后的赠言。”
然而，长征透支的身体在延安的苦寒中导致旧疾加剧。自1937年8月起，周素园的双脚红肿溃烂，无法行走。卧床期间，贺龙夫人、萧克夫人时常登门照料。他心中不安，认为自己“久病无功，坐享优待”，动了回贵州继续工作的念头。
10月6日，毛泽东亲笔回信：“先生的行止与工作，完全依照先生的健康、兴趣来决定……先生所提回黔并工作的计划，如果已下决心并认为这样更好些的话，我是全部同意的。……这完全是因为先生是一个奋斗的人，丝毫也不是为了别的。”临别前，毛泽东、朱德等设宴饯行。毛泽东嘱托他留下自传，读后复信称赞：“你以往的已足自豪了，今后更辉煌的将来，应该是我执笔来补写。”
毛泽东主席给周素园写的回信
应毛泽东邀约，周素园坦诚写下对时局的判断：“政权一定是你们的。共产党是吃苦耐劳，国民党是贪污享乐……但我希望取得政权之后，共产党不要变质。”短短数语，藏着一位历经百年乱世的老者对民族未来最深切的期盼。
归去来兮：点亮西南敌后的明灯
1937年10月23日，周素园以八路军高级参议身份，携带毛泽东致西南各省军政首脑的亲笔信离开延安。途经西安，11月8日抵达重庆，甫一落地便遭排挤——西南行营主任贺国光拒不接见，贵州当局以“共产党嫌疑”逮捕其长婿，严禁他公开宣传中共主张。
重重阻挠未曾磨灭他的报国之心。11月底，周素园离渝赴成都，12月，他受聘四川省政府顾问，在此开展数月统战工作。据其回忆，代理省主席邓汉祥应允拨付法币四万元补助陕北公学；张澜、胡景伊等人配合翻印彭德怀的《论游击战》小册子向民间散发。1938年元旦，他在《华西日报》刊发《受了血的教训以后》，客观剖析抗战短板，含蓄批评消极避战。在成都期间，他与张澜交往密切，多次长谈共商抗日大计。
1938年5月，回到白色恐怖笼罩的毕节后，他身处特务监视、言论受限的险境，仍不曾放下学习。在延安期间便分批寄回上百本进步书籍，归乡后又大量购置理论著作，先后精读《资本论》《反杜林论》《法兰西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经典，常年订阅进步杂志，通读《鲁迅全集》。肉身暂别延安，心始终与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紧紧相连——书本，依旧是他坚守信仰、传递光明的武器。
离开成都后，他赴昆明，当地民众亲切称他“共产党代表”，每日登门拜访者平均20余人。他借此宣讲中共抗日纲领，颂扬八路军战绩，驳斥国民党的污蔑。在昆明，他完成两项极具价值的工作：引荐朱家璧等大批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将延安寄来的书籍赠予郑一斋、徐嘉瑞等进步人士，鼓励开办读书会。爱国商人郑一斋深受感召，捐资购买两万盒“白仙丹”（云南白药）寄至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送前线。
整个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周素园依托自己的特殊身份与社会根基，顶着重重压力，暗中宣传团结抗日、和平建国主张，持续为统一战线默默奔走奉献，在西南敌后搭建起连通延安、连通光明的桥梁。
山河新生：半生求索终见光明
1949年11月，毕节解放。周素园第一时间致电毛泽东，抒发数十年期盼成真的欣喜。他出任毕节支前委员会主任，不顾年老体弱组织筹粮、转运物资，支援解放军进军四川，配合清剿匪特、稳固新生政权。1950年1月，他在《光明日记》扉页郑重题词：“期待着光明，等候着光明，光明到来了！”15个字，道尽其半生求索的全部心境。
新中国成立后，周素园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兼任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1950至1958年间，他系统研读30余种马列、毛泽东著作，结合数十年经历撰文刊发，一生留下300万字文稿，核心著作汇编为1994年出版的《周素园文集》。
贵州省人民政府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周素园、杨勇、陈曾固合影。
1950年6月，西南军政委员会会议期间，贺龙风趣地说：“你是死不得的，我们都希望你再活20年，享受享受，以清偿长征的辛苦。”邓小平、刘伯承请他出任贵州省副主席，他以老疾相辞。刘伯承说：“寻常例会你不必出席，重要事件再请你参加。”邓小平说：“素老负责意义主要是联系群众。干脆说，只要有你名字摆在那里好了。”他不再推让，欣然受命。
1951年10月，赴京参加政协会议期间，他与诸多革命老友重逢。林伯渠紧握他的手：“解放军进入贵州后，承你帮了很大的忙。”朱德、萧克与夫人蹇先佛专程探望；周恩来握手叙旧，邀他多留京休养；偶遇王震，二人忆起长征岁月，感慨万千。11月3日下午，毛泽东单独接见他近40分钟。他自觉年高力衰，恳请辞职。毛泽东温和劝慰：“精力自然差点，脑筋还很好的。你只要坐在那里起带头作用，什么都好了。”临别，毛泽东亲自送他至大院门外，目送其乘车离去。
1958年2月1日，周素园于贵阳溘然长逝，享年79岁。周恩来总理发来唁电，一副挽联凝练其波澜壮阔的一生：
万里共长征，人民事业资匡助；
一心服真理，马列宏谟有会通。
从1911年贵阳城头光复起义，到1936年毕节城外随军长征——二十五载漫漫求索，周素园走出了一条蜕变的道路：从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成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忠诚同道。他以横跨新旧两个民主革命的完整人生，身兼双重历史见证者，更是党史中极具特殊性的统战先行者。
他的人生向后人昭示了：革命从来不是一群人的独行，一切心怀家国、追寻光明的爱国志士，不论门第、年纪与过往，终将同向而行，齐聚人民革命的伟大旗帜之下。
驻足毕节周素园故居，人们不免百感交集。那位身着长衫、徒步穿行雪山草地的老者，成为连接辛亥革命与长征史诗的独特纽带。岁月流转，他毕生求索的动人故事，始终鞭策着后人固守理想、勇担重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砥砺前行。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
来源 |《人民政协报》（2026年10月12日 第 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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