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遵义会议，很多人会记住一个名字：凯丰。大家只记住了他在会议上的那段争论，之后他做了啥，终归何处？知道的人并不多。
1935 年 1 月，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核心是总结第五次反 “围剿” 以及长征初期军事指挥上的严重失误。教员、张闻天、王稼祥先后发言，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正是这套脱离实际的指挥方式，让红军遭受重大损失。
但是有一个29岁的青年，却跳出来，和教员们争论，他不但保留意见，还在会上大声说话，为博古辩护，胆子很大，敢质疑教员，说的话非常直接，火力满满：“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三国演义》，你的军事战略都是从那里来的，现在用不着了。”
面对质疑，教员没有陷入无谓争辩，反问凯丰：“凯丰同志，你读过《孙子兵法》吗？你知道《孙子兵法》有几章几节？第一句是怎么说的？” 这个问题让凯丰一时无法回应。
经过充分讨论，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会议决议，撤销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即便会议形成决议，凯丰扔下一句：“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之后呢，就没了。
其实凯丰在后面的经历中，逐渐改变自己的想法，他发现教员是对的，力排众议的正确！他很快成为教员在宣传工作上的得力助手。
凯丰原来不叫凯丰，他叫何克全，是江西萍乡人，那时候很多有志青年纷纷出来革命，凯丰也不例外，他果断投身到革命事业中，1926 年北伐军进入萍乡，他在家乡协助组织农会，担任宣传干事，他文笔出众，不亚于教员，写的东西很吸引人，1927 年 3 月，在武昌中山大学加入共青团。不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党组织安排他转移到上海，之后选派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在莫斯科就认识了一个年龄相仿的大佬博古，他们走得很近，等到1930年，凯丰和博古一起回国，他经过博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博古的铁杆小弟。
回国之后，凯丰也挺被重用的，担任过团中央巡视员，到香港去工作，过了一年，在六届四中全会后，被任命为两广团省委书记，再次去香港工作，但没想到的事，他的行踪被叛徒出卖，很快被抓了，被关押了一年多，敌人知道这是条大鱼，对凯丰用尽了手段，凯丰算是硬汉子，遍体鳞伤依旧不讲话，确实是个值得培养信任的好苗子。
党组织不会忘了凯丰，在1932年8月，凯丰终于被救出来了，出来后马上委以重任，先被安排到中央苏区工作，担任少共中央局书记。1934 年六届五中全会，他当选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短短几年，凯丰水涨船高，但是他一直不是能征惯战的将领，只是一个笔杆子，和博古一样，理论知识非常扎实，但在战场上嘛……不太灵。
遵义会议结束仅两个月，博古下台之后，凯丰开始觉得当初的力挺是不是有点错了？他开始观察教员的一举一动，发现教员用兵如神，预判好像开了挂一样，他才心服口服，很快就转变了，党中央对凯丰的态度很满意，让他到九军团工作。之后开始了长征，他又碰到了一个重大的考验——张国焘的出现，让所有的人为之一震！
两河口会议之后，张国焘野心膨胀，制造北上与南下的路线纷争，谋求分权，试图另立一套。张国焘和凯丰是同乡，这次凯丰再也不是当初的愣头青了，他一眼看穿张国焘想干什么，他压根不理张国焘，坚定站在教员一边，支持北上。
路线斗争嘛，不仅仅是枪杆子的较量，也是笔杆子的较量，理论宣传正是凯丰所长嘛！他猛烈向张国焘开炮，写了非常多的文章，都没有一篇是水的，句句直戳张国焘心窝子，又理论扎实，让人挑不出什么毛病，其中《列宁论联邦》一文直指张国焘提出的西北联邦政府违背列宁主义，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张国焘非常恼火却又无可奈何，他找来他的笔杆子们反击，都压不住凯丰，说也说不过，骂也骂不了，颇有舌战群儒的味道。
西安事变之后，在延安批判张国焘路线的工作中，凯丰依旧是第一主力，他写下近三万字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并作长篇报告，一一道明张国焘的十四宗罪，但是凯丰火力太强了，不仅张国焘挨了一顿，连他的手下们被殃及池鱼，教员看了，叫他打住，不要继续扩大了，但是凯丰的立场坚定，笔锋刺骨，引起了组织的好感和重视。
凯丰还有个优点，就是擅长当甩手掌柜，只抓大方向，绝不以外行插手内行事务。
红军抵达陕北的时候，那地方物资非常少，粮食都匮乏得很，怎么办，让凯丰当粮食部长，和凯丰的之前工作完全风牛马不相及，但教员就是让他去。凯丰心里清楚，他不懂，谁能帮助他，他观察周围的人，发现后勤干部邱会作，此人精明强干， 又懂后勤这些道儿，希望调邱会作担任供应局局长。但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不愿放人，此事最后上报总理，最终将邱会作调至凯丰手下。
邱会作到了凯丰手下，干得特别舒心，凯丰啥也不管，只是给邱会作一个大方向，给他框框架架，具体事物全让他全权处理，也不推卸责任。延安粮食紧张，群众饿急眼了，经常搞出抢粮的事来，有的人说，谁敢抢粮，谁就是罪人，但邱会作不抓老百姓，反而把闹事的一些主要当事人都放了，他知道所做不妥，主动向凯丰请罚。凯丰没有责备邱会作，明确表态：“抢粮无罪，责任在我们供应不上，我们做的是肚子不等人的工作！” 随后，他安排邱会作拿出解决方案，两人共同起草报告上报中央，主动承担第一责任。
1937 年 2 月，凯丰由政治局候补委员转为政治局委员。 12 月，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召开十二月会议，对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提出不同意见，之后前往武汉主持长江局，一度出现与延安分庭抗礼的局面。
按理说，王明和凯丰都是属于一个小团体，他们都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应该凯丰支持王明才对，但凯丰吸取了博古的教训，在十二月会议上明确支持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就是不配合王明，也不支持他，经常惹得王明大发雷霆。
1940 年，中央调凯丰回到延安，出任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扛起党的宣传工作重任。《反对党八股》开篇第一句便是：刚才凯丰同志讲了今天开会的宗旨。可见，延安整风期间，凯丰是宣传战线的核心人员。3年后，中央机构精简调整，设立宣传委员会，教员担任书记，委员会成员仅有四人，除教员之外，还有王稼祥、博古、凯丰，足以看出当时组织对他的信任。
不过，遵义会议上的那段，成了凯丰的黑点，在党的七大选举时，就算教员帮他说话，凯丰依然没能当选中央委员。
抗战胜利之后，凯丰被派往东北，主管宣传工作，创办《东北日报》，在解放区宣传动员、凝聚民心，工作成效突出。只是在东北工作期间，他和高岗不对付。
1952 年，凯丰担任沈阳市委书记。看到纪录片过多出现高岗镜头，他认为此举不妥，直接向上面反应，说高岗好像有点居功自傲，出风头，高岗是什么人，容忍不了凯丰放肆，但高岗的地位非常高，抗美援朝，东北后勤都离不开他的筹划，他直接找上面要好好治一治凯丰的嘴，但教员压住了他，“凯丰有意见打电报给我是好的，他以后有意见还可打电报来，有意见不打电报则不好。以上请转凯丰。”直接给高岗弄得没脾气，说明教员还是重视凯丰的。
考虑到两人难以继续共事，同年 9 月，中央将凯丰调往北京，担任中宣部副部长、马列学院院长。胡乔木因故暂时离开北京期间，教员专门批示，允许凯丰列席中央会议，承担重要工作。
多年的劳累和重重压力下，凯丰年轻时身体就不咋地，肺部毛病多多，在苏联看病也没彻底治好，回国也没怎么注意，肺病一天比一天加重，最终在1955 年 3 月 23 日，凯丰在北京病逝，年仅 49 岁，49岁算是壮年早逝，他完全有能力再干个几十年，为之添砖加瓦，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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