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表彰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化奠定微观经济学基础”的贡献。

这一授奖理由触及宏观调控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政策出台以后，居民为什么会增加或推迟消费，企业为什么会扩大或减少投资与招聘？宏观政策的效果并不只取决于政策本身，还取决于居民和企业如何判断未来收入、市场需求和经济形势，并据此调整自身的经济行为。理解这些微观决策及其变化，是认识宏观经济波动、提高宏观调控有效性的重要基础。

霍尔的研究从家庭跨期消费决策和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入手，揭示了消费与未来收入预期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招聘、劳动力市场匹配和工资刚性如何影响就业波动。伍德福德则从家庭和企业的最优决策出发，将价格黏性和预期因素纳入货币政策分析，解释利率调整如何影响产出与通胀，并从社会福利角度研究最优货币政策。两位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虽然有所不同，但都强调从微观主体的行为及其面临的约束出发，解释宏观经济波动及政策发挥作用的机制。

这一研究视角对理解当前中国经济具有重要启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总体保持平稳，产业升级和新动能发展取得积极进展。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八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4.2%；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服务零售额增长4.9%。这些指标的统计口径并不相同，但不同的增速反映出工业生产、商品销售和服务消费的增长态势存在差异。在供给能力持续提升的同时，如何进一步扩大有效需求，增强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的内生动力，推动生产与需求形成良性循环，是宏观政策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首先，扩大消费不仅要着眼于降低当期购买成本，更要重视居民收入及其预期。霍尔关于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的经典研究表明，家庭消费决策具有跨期特征，不仅受到当前收入的影响，也取决于对未来收入的判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家庭面临的流动性约束和收入不确定性，就能够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同样的促消费政策对不同群体可能产生不同效果。收入和就业预期较为稳定的家庭，可能借助价格补贴提前安排耐用品购买。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家庭，对增加可支配收入的政策可能更加敏感。而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较大的家庭来说，则可能因为预防性储蓄动机而推迟部分消费。因此，促消费政策既要考虑不同群体的实际支付能力，也要重视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

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等措施有助于释放当期消费需求，而消费的持续增长仍然需要居民收入和公共服务的有力支撑。一方面，可以通过改善就业质量、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增强家庭的实际消费能力。特别是对于中低收入家庭，增加可支配收入可能比普遍降低某一类商品的购买价格更有针对性。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完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减轻家庭对未来大额支出和收入风险的担忧，从而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为释放消费潜力创造条件。扩大消费既需要短期政策发挥作用，更需要通过改善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等长期条件，增强居民持续消费的能力和意愿。

其次，稳就业不仅要减少现有岗位流失，还要让企业有动力创造新岗位。霍尔关于劳动力市场的研究表明，经济下行时期失业率上升，不仅可能来自裁员增加，也可能是因为企业减少招聘，使失业者重新找到工作更加困难。企业是否扩大招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未来市场需求和盈利前景的判断。如果市场订单不足、经营预期不稳，即使融资成本有所下降，企业也可能暂缓招聘。因此，稳就业不仅要关注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求职效率，也要重视企业创造就业岗位的动力，以及劳动力供求能否实现有效匹配。

这对中国就业政策的启示是，在加强职业培训、就业服务和困难群体帮扶的同时，可以更加重视企业用工需求的形成。扩大有效需求、改善中小企业资金周转状况、减轻不合理的经营负担，有助于增强企业持续招聘的意愿。服务业尤其值得关注，养老托育、文化旅游和生活服务等领域既能满足居民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也具有吸纳就业的潜力。通过改善服务供给、减少不合理的市场准入限制，可以在扩大服务消费的同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而就业增加和居民收入改善，又能够进一步带动消费，为企业扩大经营和持续招聘创造条件，形成需求扩大与就业增长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再次，增强宏观政策的有效性，要重视预期对居民和企业经济决策的影响。伍德福德的货币政策理论表明，利率调整不仅通过改变当前融资成本影响经济活动，还会通过市场主体对未来利率和通胀的预期，影响当期消费和投资决策。这意味着，宏观政策的效果不仅取决于当前采取了什么措施，也受到市场主体对未来政策走向的判断。企业决定是否扩大投资，居民决定是否购房或增加耐用品消费，都需要考虑未来的收入、成本和经济环境。如果对未来缺乏稳定预期，即使当前融资成本有所下降，企业和居民也可能推迟投资和消费决策，从而削弱宏观政策的实际效果。

对中国而言，稳定市场预期不仅需要释放积极的政策信号，更需要增强政策的连续性、透明度和可信度。已经出台的支持性政策，应当明确实施期限、适用条件和落实方式，使企业和居民能够形成相对稳定的预期。涉及企业长期经营的政策和市场规则，应保持相对稳定，确需调整时也应提前做好沟通，明确调整依据和实施安排。同时，还应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避免政策目标和执行要求不一致，增加市场主体的决策成本。稳定预期并不意味着政策一成不变，而是要让政策调整有明确依据、合理安排和稳定预期，使居民和企业能够更有信心地作出长期决策。

最后，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还需要根据经济运行面临的不同约束，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伍德福德在2022年关于有效需求失灵的研究中指出，当部分经济活动受到冲击，部门间收入与支出的循环被打断时，降低利率未必能够有效恢复相关领域的需求，而财政政策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发挥更直接的作用。这一研究的重要启示在于，宏观政策需要根据需求不足的具体原因选择适当工具。如果居民因收入不稳定、未来支出存在不确定性而减少消费，企业因市场订单不足、盈利前景不明而推迟投资，那么单纯降低融资成本或增加信贷供给，政策效果就可能受到限制。

对中国而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关键是使融资条件改善与有效需求扩大相互促进。货币政策可以通过保持合理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为企业经营和投资创造有利条件；财政政策则可以通过支持居民收入、完善公共服务和扩大有效投资，为需求增长提供支撑。当居民消费改善、企业市场订单增加时，融资条件的改善就更容易转化为企业扩大生产、增加投资和创造就业岗位的动力，而就业和收入增长又能够进一步带动居民消费。因此，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不应只体现在财政支出和信贷投放规模的增加，更应体现为不同政策工具相互补充，有效改善居民和企业面临的实际约束，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作者钟辉勇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来源：钟辉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