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起，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及经济学奖等奖项如约而至，相继揭晓。
把南极两公里深的冰层变成望远镜，用一束光控制大脑里的神经元，构成生命的分子有着左右手之分，打破文体界限将古希腊神话重新写进现代生活，在审判纳粹战犯的法庭里捍卫国际正义，从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的选择中寻找经济波动的答案。2026年的诺贝尔奖，依然充满着那些乍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的想法。
今年的获奖者中，有人在95岁高龄等来了迟到的认可，有人花了二十多年把一个近乎疯狂的南极实验变成现实，还有人在面对疾病时，依然坚持创作与探索。这些获奖者走过的道路各不相同，但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点：愿意把别人未曾想过、或尚未想明白的问题，一直追究下去。
恰逢诺贝尔奖设立 125 周年，百余年来，我们看到诺奖表彰的往往是一项成熟的科学成果，背后却可能藏着几十年不为人知的探索。有些研究起初被认为不切实际，有些发现迟迟找不到应用方向，更多科学家，在获奖前与自己的研究相伴了大半辈子。以下，enjoy：
从藻类借一束光，给大脑装上“灯光开关”
2026年10月5日，美国加州刚过午夜。斯坦福大学教授卡尔·戴塞罗斯（Karl Deisseroth）的电话响了。他没有接到。几秒钟后，妻子米歇尔的手机又响起来，电话那头问，能否让卡尔接电话。
来电者是诺贝尔奖委员会。
多年之后，这位研究精神疾病的医生终于等来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电话中他一度激动得说不出话，足足过了约半分钟才重新组织好语言。
这位54岁的科学家，平时既是一名神经科学研究者，也是一名精神科医生。他和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彼得·黑格曼（Peter Hegemann）、维尔茨堡大学的格奥尔格·纳格尔（Georg Nagel），共同获得了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三人的获奖成果叫作光遗传学（Optogenetics），这个听起来有些复杂的名词背后有着十分好理解的愿望：能不能精确控制大脑中某一类神经细胞，看看它们究竟负责什么？
对于戴塞罗斯来说，这也是长期临床工作带给他的困惑。
一个患有严重抑郁症的人，可能再也无法从过去喜欢的事情中感受到快乐。医生能够观察、询问和评估患者的症状，却很难直接指出，大脑里究竟是哪一条神经回路出现了异常。人们习惯于用失落、绝望、恐惧等词语描述自己的感受。这些词语帮助我们理解彼此，却无法单独解释情绪是如何在大脑里产生的。
戴塞罗斯原本希望成为神经外科医生。医学院精神科轮转期间，他接触到经历严重精神障碍的患者，逐渐意识到，这些复杂而真实的主观体验，背后还有大量尚未被解释的神经生物学问题。他想把问题继续追问下去，可大脑实在太复杂了。
几十年来，神经科学家已经拥有脑电图、脑成像和各种神经刺激工具。它们能告诉我们，大脑中的哪些区域在某种情绪或者行为出现时变得活跃。但观察到两个现象同时发生，不等于找到了因果关系。例如，一个人感到恐惧时，某片脑区出现了明显活动。究竟是这片脑区制造了恐惧，还是恐惧让它变得活跃？附近其他神经元有没有参与其中？
要弄清楚，研究人员最好能单独启动某一群神经元，再看看动物的行为会发生什么变化，但当时的工具还不够精细，电刺激会让附近的细胞一起影响，药物虽作用于特定受体，但很难同时保证作用位置与时间都足够精准。
这个科学家苦苦寻找的精细开关工具的零件，最终来自一种连大脑都没有的单细胞生物。
20世纪80年代，德国科学家黑格曼开始研究衣藻（Chlamydomonas）。这种藻类会根据光照条件调整游动方向，寻找适合自身生存的环境。一个没有神经系统的单细胞生物，究竟怎样感知光线，又如何把光信号变成运动指令？
黑格曼逐渐将研究集中到藻类的感光机制上。他与擅长膜蛋白电生理研究的纳格尔等人合作，找到了关键线索：通道视紫红质（Channelrhodopsin）。这是一种能够响应光照的蛋白质，当特定波长的光照射到它时，细胞膜上的离子通道便会打开，让带电粒子流过，从而改变细胞的电活动。为了验证这件事，研究人员还把相关基因导入蛙卵细胞。原本没有这种感光能力的细胞，在表达相应蛋白后，也能够对光产生电反应。这意味着，感光能力可以通过基因表达被赋予其他细胞。
一个研究藻类如何游向光源的课题，突然有了完全不同的用途。
2004年前后，刚刚在斯坦福大学建立独立实验室的戴塞罗斯，开始尝试把这种蛋白应用于神经元。如果能让某类神经元表达通道视紫红质，再用光刺激它们，便有机会直接控制这些细胞的电活动。2005年，他与同事发表了关键研究，证明表达通道视紫红质的哺乳动物神经元，能够在光刺激下快速、精确地产生电信号。
光遗传学由此真正进入神经科学。研究人员先用遗传学方法，让特定类型的细胞表达光敏蛋白，再用合适波长的光控制它们的活动。此后，科学家又发展了多种光敏工具，让神经元的激活和抑制都变得更加可控。人类第一次拥有了一类能够在活体神经回路中精细检验因果关系的工具。过去，科学家观察某一群神经元在动物感到恐惧时是否活跃；现在，他们可以进一步主动控制这群细胞，观察恐惧相关行为是否出现或者改变。对于记忆、奖赏、成瘾、运动控制等研究，这都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能力。
光遗传学目前在神经科学实验室中已经非常普遍，但还没有成为治疗抑郁症、帕金森病等疾病的成熟临床手段。相对走在前面的方向之一，是为部分失明患者恢复一定视觉感知能力，相关研究需要基因递送以及专门的光学设备配合。这项技术距离广泛应用于人体大脑，还有安全性、精准递送和长期稳定性等难题需要解决，但它已经改变了神经科学研究的方式。
三位诺奖得主的工作来自两条看似没有交集的道路：一条在研究藻类如何感光，一条在探索大脑如何产生复杂的情绪与行为，它们最终在一种微小的蛋白质上相遇。科学研究有时就是这样，对一个问题穷追不舍，答案未必出现在熟悉的学科里，某项最初只为满足好奇心的基础研究，也可能成为另一个领域等待多年的关键工具。
在南极埋下数千个探测器，他等来了宇宙的回信
1993年平安夜，物理学家弗朗西斯·哈尔岑（Francis Halzen）坐在餐桌旁，膝盖上放着一台计算机，他正等着南极传来一条消息：第一根装有光学探测模块的长电缆，能否顺利进入深层冰川？这关系到他未来几十年的研究。那时候，利用南极冰层探测宇宙粒子的想法，还只是一个需要不断验证的大胆设想。
三十三年后，10月6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哈尔岑，表彰他对IceCube中微子天文台，以及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所作出的决定性贡献。
中微子（Neutrino）几乎是宇宙里最不愿意与外界打交道的粒子之一。它不带电，质量极小，与普通物质发生相互作用的概率也非常低。每时每刻，都有大量来自太阳的中微子穿过我们的身体，绝大多数不会留下任何可以察觉的痕迹。但正是这种难以捉摸的特性，让中微子成为研究宇宙的宝贵信使。宇宙中存在一些极端剧烈的活动，例如黑洞附近的高能过程、超新星爆发以及宇宙线加速等现象，能够制造出能量惊人的粒子。传统天文学主要依靠电磁辐射观察这些过程。然而，部分辐射会受到周围物质吸收或散射，宇宙线里的带电粒子还会受到星际磁场影响，偏离原来的传播方向。
中微子恰好能够补上这一点。由于不带电，它不会像质子那样被磁场弯曲轨迹，又因为极少与物质相互作用，它能从极其遥远的地方穿越宇宙抵达地球。如果科学家能够捕捉到足够多的高能中微子，就有机会反过来寻找那些隐藏在宇宙深处的粒子加速器。
不过，它太难被抓住了。普通探测器即使连续工作很久，也未必能够遇到足够多的高能中微子相互作用事件。要增加观测机会，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让探测器拥有足够庞大的体积。
因此哈尔岑没有选择把望远镜送上太空，而是把数千个探测器埋进了南极冰层深处，让整整一立方公里的冰，成了研究宇宙的工具。20世纪80年代，他开始思考利用冰来探测中微子的可能性。1988年，他与物理学家约翰·勒尼德（John G. Learned）公开提出在南极开展相关观测的构想。他提出，中微子偶尔与冰中的物质发生相互作用时，可能产生高速带电粒子。这些粒子在冰中运动的速度如果超过光在冰中的传播速度，便会产生切伦科夫辐射。光学传感器记录这些微弱的闪光，研究人员便有机会反推出粒子的运动信息。
现实工程却比预想困难得多。早期研究人员把传感器送入南极冰层，却发现上部冰层里存在大量微小气泡。光信号在气泡间反复散射，原本可以用于重建粒子运动方向的信息，变得模糊不清。对于依赖微弱光信号工作的探测器，这几乎是致命问题。
研究团队没有就此放弃。他们逐渐发现，约1400米以下的深层冰更加纯净透明，这项探索后来发展为AMANDA实验，并最终催生了规模更大的IceCube中微子天文台。要建设IceCube，研究人员得在南极短暂的夏季作业窗口里，用热水在冰层中融出深孔，再把安装着光学探测模块的电缆放进去。周围的水重新冻结之后，这些探测器便长期留在冰层深处，很难再像普通仪器那样拆下来维修。
2011年，IceCube完成建设。5160个光学传感器分布在86根电缆上，埋设于南极地表以下约1450至2450米深处，构成了一座探测体积约一立方公里的天文设施，它静静藏在南极冰层中，等待那些偶尔与物质发生相互作用的高能中微子。
等到信号出现，不意味着科学家就能立即宣布成功。宇宙射线撞击地球大气层，同样会产生大量粒子和中微子。研究人员需要从海量背景信号中进行筛选，判断哪些事件真正具有天体物理起源。2013年，IceCube团队公布了支持高能宇宙中微子存在的重要证据。此后，寻找具体来源的工作继续推进。2018年，研究人员结合不同天文观测，将耀变体TXS 0506+056识别为一个重要的候选中微子源；2022年，又在活动星系NGC 1068方向发现了显著的高能中微子辐射证据。人类观察宇宙的方式，由此进一步扩展。
诺奖物理学奖委员会委员奥勒·埃里克森（Olle Eriksson）受访时提到，“按遗嘱，我们不可能把诺贝尔奖授予一个拥有数百人的大型团队。但我们能够追溯到最初的想法，并确认Halzen是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如果没有他，这项工作可能根本不会发生。”哈尔岑获得的诺贝尔奖，也是一次对大规模基础科研工程的认可。从最早提出设想，到解决冰层透明度、钻孔和设备安装问题，再到积累足够多的数据确认宇宙中微子的存在，整个过程跨越了不同技术阶段，也依赖许多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把南极冰层变成望远镜，听起来很浪漫。真正执行起来，却需要解决无数具体问题，凝结无数人的前赴后继。
95岁终于等到诺奖，科学家们研究了半辈子的“左右手”
10月7日，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法国科学家亨利·卡冈（Henri B. Kagan）和日本科学家硤合宪三（Kensō Soai），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与自催化现象。
要理解这项研究，得先从我们的双手说起。左手和右手互为镜像，五根手指的数量、形状与连接关系都一样。但无论怎样旋转，左手都无法与右手完全重合。化学世界里，许多分子也存在这样的关系。两种分子可能具有相同的化学式和原子连接方式，空间结构却像左右手一样互为镜像。化学家将这种性质称为手性（Chirality），互为镜像且不能重合的两种分子则被称为对映异构体。例如，生物体内蛋白质主要由L型氨基酸构成，DNA和RNA中的糖则具有特定的D型手性。许多药物也存在不同的对映异构体，它们进入人体之后，可能具有不同的药理作用。对于化学家而言，这意味着一个重要任务：能不能在合成过程中，尽可能准确地生产出人类需要的那一种分子？
这个问题背后，还有一个更加古老的谜题：如果早期化学反应最初没有明显的左右手偏好，为什么生命体系后来会形成如此鲜明的手性选择？
19世纪，法国科学家路易·巴斯德在研究酒石酸晶体时，发现了一些晶体之间存在互为镜像的关系，并且能够以不同方向旋转偏振光。此后，科学家逐渐认识到，生命体系中的许多重要分子具有特定的手性偏好。但这种偏好究竟如何产生，始终缺乏完整解释。1953年，英国理论物理学家查尔斯·弗兰克（Charles Frank）提出了一个重要模型。他认为，如果一种手性分子能够促进更多同类分子的生成，同时另一种手性形式受到抑制，那么即使反应最初只有非常微小的差异，也可能在后续过程中被不断放大。理论上的设想十分漂亮，但如何在实验室真正实现仍然是一道难题。
1986年，法国化学家卡冈取得了重要突破。当时，化学家通常认为，如果使用两种互为镜像的手性催化剂，其比例将与最终产物的手性比例呈现较为直接的关系。卡冈却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在某些催化体系中，不同手性分子可能与金属中心形成不同组合。这些组合的催化活性存在明显差异，最终可能让产物中某一种对映异构体的比例，远高于催化剂本身所具有的手性偏向。这种现象被称为不对称催化中的非线性效应。简单来说，反应起点处一个并不大的左右手比例差异，有机会通过催化过程被明显放大。它让化学家认识到，催化剂的手性组成与产物的手性组成之间，并不总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卡冈的发现为理解不对称反应的机制，以及设计更加有效的手性合成方法，打开了新的方向。
日本化学家硤合宪三随后将这一思路推进到了另一个层次。他开始思考：如果反应生成的某一种手性产物，本身又能催化更多相同手性分子的生成，会发生什么？1995年，他发表了一项重要实验成果。硤合宪三利用一种特殊的有机反应体系，实现了不对称自催化。反应产物不仅是最终生成的分子，同时还能够促进同类产物继续生成。在当年的实验中，初始物质只有2%的对映体过量值，但经过反应之后，最终产物的对映体过量值达到了87%。2%到87%的变化，说明原本十分微弱的手性差异，可以在化学反应过程中被大幅放大，这就是不对称自催化的魅力。
不过，这一过程需要特定的反应机制支持，并非所有化学反应都会自动产生这样的结果。硤合宪三并没有停下。2003年，他进一步展示，在没有预先指定某一种手性方向的条件下，反应初期产生的微小差异也可以通过自催化得到放大，最终形成高度偏向某一种手性的产物。在相关实验中，其中一种对映异构体的比例可以达到约99.99%。更有意思的是，重复实验时，最终占优势的未必总是相同的手性形式。反应开始阶段的微小随机差异，也可能影响最后的结果。
这意味着，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展示了一种可能的化学机制：即使起点没有明显的手性偏向，也有机会通过自我强化形成高度不对称的结果。这为理解生命同手性提供了重要线索，也让化学家拥有了研究不对称反应的新工具。不过，这并不等于人类已经完整解开了生命起源之谜。硤合宪三使用的是人工设计的反应体系，与早期地球真实发生过的化学过程仍存在差别。
今年化学奖的两位得主，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共同点：他们都在这个领域研究了几十年。尤其是卡冈，获奖时已经95岁。早在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就曾颁给不对称催化领域的三位科学家。卡冈当年获得了沃尔夫化学奖，却没有进入诺贝尔奖获奖名单。
二十五年后，他终于因另一项具有独立意义的贡献获得诺贝尔奖。对于长期关注不对称催化的化学家而言，卡冈的名字并不陌生。他的研究成果早已成为理解相关反应机制的重要基础，只是这份来自诺贝尔奖的认可，直到晚年才到来。
而10月7日，诺贝尔奖方面打来电话时，硤合宪三正在日本埼玉县志木市住所附近的超市购买生活用品。
从卡冈1986年的非线性效应，到硤合宪三2003年的突破，科学研究的时间尺度，常常比外界想象得更长。两位科学家用了近二十年，逐步把一个理论中的化学设想变成了可以在实验室重复观察的现象。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终于因此颁给他们，也是在表彰这场跨越半个世纪的科学接力。
“不守规矩”的诗人，把古希腊怪物写成少年
在古希腊传统神话中，革律翁（Geryon）是一个长着翅膀、拥有三个身体的红色怪物，最终被英雄赫拉克勒斯杀死。但在加拿大作家安妮·卡森（Anne Carson）笔下，这个怪物却成了一个敏感、孤独、渴望爱情的现代少年。他会摄影，会为自己的外貌苦恼，也会爱上那个给自己带来伤害的人。神话中原本只有寥寥几笔的怪物，终于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这部作品叫《红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Red），1998年出版，读起来像小说，写法却主要是诗歌。卡森把古希腊神话、现代爱情、成长经历与诗歌语言放在一起，创作出一部很难被归类的作品。
这种有些“不守规矩”的写作方式，正是卡森获得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原因。10月8日，瑞典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安妮·卡森，表彰她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作品，以及这些作品如何通过与古典传统充满玩味的对话，为当代文学创造新的形式。
1950年，卡森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她长期研究古希腊语言和文学，也从事翻译与教学。1986年，36岁的卡森才出版重要著作《甜蜜的忧伤：论爱欲》（Eros the Bittersweet），42才出版首部诗集《短谈》（Short Talks），同一年龄段的许多作家也许早已拥有成熟的作品系列，卡森却仍在摸索自己的写作形式。
这位古典学者的作品，读起来经常一点也不古板。她喜欢在不同年代、不同文体之间穿梭，让古希腊诗人萨福、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以及现代人的爱情和悲伤，在同一部作品中相遇。
《红的自传》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书中有这样一个片段，
“母亲的朋友玛丽亚送给他一本来自日本的精美笔记本。带有荧光盖。封面上/格里昂写着“自传”。内页上/他罗列了事实。关于革律翁的全部已知事实。革律翁是个全身通红的怪物。生活在大西洋一座名为“红岛”的岛屿上....他那些奇怪的牛也是红色的。有天赫拉克勒斯来了/杀死了他/带走了牛群....‘他的灵感从哪儿来的？’老师问道/’他写过有美好结局吗？‘革律翁没有争辩。他拿回自己的作文纸/回到座位/写下了两个字：‘新结局。’随后，他让全世界美丽的红色微风，继续手牵着手吹拂。”
卡森没有直接讨论何为英雄、何为怪物，而是让读者进入革律翁的生活。当一个原本只能作为被征服对象的角色，开始拥有童年、欲望、羞耻与痛苦，故事里的善恶边界也随之发生变化。卡森很少急着给出答案。她更愿意调换视角，让读者重新看见那些原本习以为常的东西。
她对爱情的描写，也延续了这种不愿轻易下结论的风格。在《玻璃随笔》（The Glass Essay）中，卡森写一名经历失恋的女性，带着艾米莉·勃朗特的作品，坐火车，穿过荒原，去探望独居的母亲。
一个寻常的季节变化，被写出了锋利的质感。自然景物与人物心境彼此渗透，那片荒原既属于勃朗特笔下的世界，也属于正在经历失落的叙述者。
卡森经常这样写作。她不急着告诉读者，一个人失恋后应该怎样释怀。她让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细节留在诗里，让身体的感觉、生活的琐事和文学中的人物慢慢发生联系。
到了2010年的《Nox》，卡森甚至开始重新设计一本书的模样。这部作品是为了纪念她去世的弟弟迈克尔。迈克尔曾长期与家人失去联系，2000年在丹麦去世。对卡森而言，弟弟留下的记忆并不完整，只有零散的通信、照片与无法得到回答的问题。她把这些材料重新整理，放进一个特殊的盒装作品中。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幅可以像手风琴一样展开的长卷。读者会看到照片、信件、手写文字和翻译材料，它们并不按照传统传记的方式整齐排列。与这些私人记忆并置的，还有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写给亡兄的挽歌。两段相隔两千多年的丧亲经历，通过文学发生了联系。
面对死亡和失去，我们往往希望获得一个清楚的解释，为记忆找到完整的顺序。但生活留下的痕迹，经常是不完整的。卡森没有替弟弟编造一个圆满的故事，她把那些无法拼合的碎片保留下来，让缺失本身成为作品的一部分。《Nox》因此既像一本书，也像一件可以展开的私人档案。
卡森的创作后来越来越自由。2016年的《漂浮》（Float）由22本独立小册子组成，读者可以自行决定阅读顺序；2024年的《错误的诺玛》（Wrong Norma）则继续结合文字、绘画与多种艺术形式。她也长期参与戏剧、歌剧和视觉艺术合作，将古典文本带入当代舞台。有时候，卡森甚至显得有点不愿意配合外界对作家的期待，把“无聊”视为自己的敌人。在采访中，她的回答常常简短直接。她只关心的是词语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它还能被怎样使用。
这份对语言的敏感，也延续到了她的生活里。近年来，卡森公开谈到自己患有帕金森病，并通过拳击训练应对身体活动方面的挑战。回头看她几十年的创作，这真的很符合好友他的评价：酷。她一直不喜欢让外界既有的分类决定自己能做什么。诗歌可以成为小说，书籍可以变成长卷，古希腊的怪物也可以变成现代少年，文学对她而言，始终有新的可能性。
获奖当天，卡森正在冰岛。面对自己获得诺奖的消息，她的第一反应是：“这听起来有点疯狂。”在随后诺贝尔奖官方发布的电话访谈中，卡森已经开始考虑如何把奖金捐出去。采访者还问了一个问题：如果有人从来没有读过安妮·卡森的作品，应该从哪里开始？卡森回答，“从中间开始。我总是这么说。”
是啊，既然一本书可以由22本小册子组成，既然古希腊的怪物可以重新书写自己的结局，那么读者又为什么必须老老实实从第一页开始读呢？她始终相信，一个故事可以拥有不止一种讲述方法。古典文学因此不再只是书架上的历史遗产。那些距今两千多年的诗句、人物与情感，在她笔下重新进入了当代人的生活。
从种族隔离走到纽伦堡，她用法律也能阻止战争
2026年10月9日，德国纽伦堡司法宫，第600号法庭。
85岁的南非法学家纳维·皮莱（Navi Pillay）正在这里参加一场国际法论坛，突然一个消息传来：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她。现场的人们起立鼓掌。皮莱有些难以置信，甚至开起了玩笑：“但作为一名律师和法官，我还是想核实一下这个消息。”这一幕像是为她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法律生涯，画上了一个特殊的圆。
这个地点，对她有着特殊的意义。80多年前，二战结束，纳粹德国的主要战犯被带到这里受审。曾经掌握巨大权力的人，最终需要站在审判席前，为战争中犯下的罪行承担法律责任。皮莱18岁那年，仍在南非求学的皮莱，便从图书馆里的纽伦堡审判记录中，第一次认识到国际法能够追究掌权者的个人责任。六十多年后，她恰好在同一间法庭里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941年，皮莱出生于南非德班一个印度泰米尔裔家庭。父亲是一名公交车司机，母亲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在当时的南非，种族隔离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学校、居住区、公共设施和就业机会，都受到严格的种族划分。一个人的出身，往往决定了他能够获得怎样的教育，以及可以走进什么地方。
皮莱很早就意识到，法律并不总是公平的。在种族隔离制度下，歧视不仅存在于个人偏见之中，还被写进了正式的法律规则。一个人即使没有伤害任何人，也可能因为肤色而被排除在某些公共空间之外。这给年轻的皮莱留下了深刻印象。
她后来进入纳塔尔大学学习法律，1963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65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对一名在种族隔离制度下成长的有色人种女性来说，成为律师本身就意味着跨越重重障碍。1967年，皮莱在纳塔尔省开设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成为当地第一位创办律师事务所的女性。但她很快发现，取得律师资格只是第一步。那时，大量反对种族隔离的人士遭到逮捕和监禁。政治犯面临严格限制，遭受虐待和酷刑的指控也不断出现。皮莱开始为反种族隔离活动人士提供法律帮助，并参与争取政治犯的基本权利，其中包括被关押在罗本岛的纳尔逊·曼德拉等人。
她面对的是一个十分矛盾的局面。一方面，律师必须依靠法律程序维护当事人的权利；另一方面，造成不平等的制度本身，也披着法律的外衣。皮莱选择继续进入这个体系，寻找能够改变它的机会。
此后，她参与推动政治犯的权利保障，也积极关注女性遭受暴力和不平等待遇的问题。1980年代，她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深造，先后获得法学硕士及法学博士学位。1994年，南非举行首次不分种族的全国民主选举，曼德拉当选总统，种族隔离制度正式走向终结。这之后的第二年，曼德拉任命皮莱为南非高等法院法官，成为南非高等法院首位非白人女性法官。
不过，皮莱的司法生涯很快迎来了更严峻的考验。同一年，她进入联合国设立的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开始审理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及其他严重国际罪行。那场悲剧发生在1994年。短短约一百天内，大量图西族人及温和派胡图族人遭到屠杀，死亡人数达到数十万。战争与屠杀留下的创伤，并不会随着战斗结束而立即消失。幸存者需要面对失去亲人的痛苦，而国际社会也需要回答另一个困难的问题：那些下令、组织、煽动或参与屠杀的人，能否被依法追究责任？
1998年，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对前地方官员让-保罗·阿卡耶苏（Jean-Paul Akayesu）作出历史性判决。阿卡耶苏曾担任卢旺达塔巴地区的地方行政长官。种族灭绝发生期间，他被控煽动、参与或纵容针对图西族人的严重暴力犯罪。案件审理中，法庭听取了大量证人证言，其中包括妇女遭受强奸及其他性暴力的经历。这些证词迫使法官面对一个此前未得到充分法律承认的问题，长期以来，战争中的性暴力经常被视为伴随冲突发生的伤害，其在种族灭绝中的作用却缺乏明确的国际司法认定。
1998年9月2日，包括皮莱在内的三名法官组成的审判庭作出历史性判决，认定阿卡耶苏犯有种族灭绝罪及包括强奸在内的危害人类罪。这份判决首次由国际刑事法庭明确认定：当强奸和其他性暴力具有毁灭某一受保护群体全部或部分的特定意图时，也可以构成种族灭绝行为。这份判决改变了国际法理解战争性暴力的方式，皮莱后来也强调，长期以来，强奸被当作战争的战利品，而如今，它可以作为严重国际罪行受到追究。
此后，皮莱继续担任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及庭长，并于2003年进入国际刑事法院。2008年至2014年，她又出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从南非的律师事务所走到联合国，她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复杂，但始终围绕一个核心，国家和掌权者，能否因为拥有权力而逃避责任？这个问题至今没有简单的答案。
2021年至2025年，皮莱担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设立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以色列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主席。2025年9月，该委员会认定以色列在加沙的有关行为构成种族灭绝，并指责以色列领导层负有责任。以色列政府否认这一结论，批评调查存在偏见。皮莱也强调，针对以色列平民的袭击、劫持人质等行为需要依法追究责任，包括哈马斯及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涉嫌实施的国际罪行。
在国际冲突中，坚持一套对各方都适用的法律标准，远比提出原则本身困难。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可以调查、起诉和审判，却往往需要依赖各国合作才能执行逮捕和移交。涉及国家领导人或重大地缘政治冲突时，司法程序很可能遭遇政治阻力。今年，诺贝尔委员会在授奖词中警告，国际法律秩序正承受巨大压力，强权政治可能侵蚀人们对法律与正义的信任。而皮莱的经历，恰好贯穿了国际法试图回应这些问题的几十年，从南非的种族隔离，到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再到当代冲突中的国际司法争议，她见证了法律能够取得怎样的突破，也清楚它在现实中面临多少限制。
得知获奖后，皮莱希望把荣誉献给国际罪行的幸存者，以及那些持续推动国际正义的人。一直以来，国际社会建立了更多法律机制，也始终没能让战争和暴行消失。但当年的原则，一直有人在努力维护。皮莱用了半个多世纪，试图让法律能够约束权力，让受害者有机会寻求正义。而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再次把这个尚未完成的课题带到了世界面前。
宏大的经济波动，背后是千千万万个“人”
经济不景气时，人们总盼着央行降息。贷款便宜了，企业应该更愿意投资，消费者也有动力买房、买车。按照这套逻辑，利率降下来，经济似乎就能慢慢热闹起来。
可现实经常不如人算，一家工厂即使能够借到便宜的钱，也可能因为订单不足而不愿扩产；一个刚失业的人，即使看到贷款利率下降，也未必敢增加消费。更微妙的是，有时候央行还没有真正行动，只是暗示未来可能降息，金融市场就已经开始变化。
同样一项政策，为什么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
10月12日，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Robert E. Hall）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表彰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建立微观经济学基础所作出的贡献。两人将分享1200万瑞典克朗奖金。
“宏观经济稳定”听起来有些抽象，其实关心的是我们熟悉的问题：经济衰退时怎样减少失业？物价上涨过快时如何抑制通胀？政府和央行采取的政策，究竟怎样影响经济？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宏观经济里的数字，最终来自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的决定。GDP由无数笔生产和交易构成，失业率背后是劳动者和企业之间的招聘关系，物价变化也离不开商家每天的定价行为。如果弄不清这些细节，只盯着经济总量，很容易错过真正推动波动的原因。
霍尔便从一个再常见不过的问题入手：经济衰退时，失业率为什么会上升？许多人第一反应是企业大量裁员。但霍尔在2005年的研究中，通过分析美国过去约五十年的劳动力市场数据，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美国经济衰退期间，失业率上升主要与失业者越来越难找到工作有关，离职流入失业的比率并没有出现同等幅度的上升。这两种情况，背后的逻辑截然不同。
假设一家企业原本每个月招聘十个人，经济变差后，只招两个人，甚至停止招聘。与此同时，仍有人因为正常工作流动、合同结束等原因离开岗位。即使企业没有突然大规模裁员，只要新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失业人口也可能不断积累。
霍尔因此将研究进一步引向招聘、工资调整和劳动力市场中的各种摩擦。一份工作需要寻找、面试与匹配，工资也不会因为经济形势变化就立刻重新谈判。这些不起眼的现实约束，会让原本不大的经济冲击，在就业市场上产生更加明显的后果。
伍德福德则把注意力放在另一个地方：人们对未来的预期。2003年，他出版了《利率与价格：货币政策理论基础》（Interest and Prices），系统研究利率、企业定价与市场预期如何共同影响经济运行。他的研究提醒政策制定者，央行真正影响经济的方式，远比调整一次利率复杂。例如，一家企业决定要不要投资新工厂，除了关注今天的融资成本，还会判断未来几年市场需求如何、利率是否继续变化。一家餐厅也不会因为原材料价格每天波动，就每天重印菜单。企业定价存在调整成本，工资与合同同样具有一定的黏性。这些微观行为，让货币政策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影响实际产出和就业，也决定了政策效果为何存在滞后。
更有意思的是，既然家庭和企业会提前考虑未来，那么央行对未来政策的沟通，也可能影响他们当下的决定。这为理解现代货币政策中的预期管理和前瞻指引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当然，能够影响预期，不代表央行说什么市场都会相信。政策是否可信、外部冲击有多大、企业和家庭的信心如何，都会影响最后的结果。
两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推动了现代宏观经济模型的发展，也为央行分析经济波动、通胀与政策效果提供了理论工具。
2025年的获奖研究解释，技术创新如何推动经济长期增长；2026年则把注意力放在增长过程中的经济波动，以及人们怎样通过政策减轻衰退和通胀的冲击。一个关心经济为什么能够持续向前，一个关心经济为什么会突然放慢，又该怎样恢复平稳。
归根结底，经济运行没有一个可以随意拨动的总开关。央行能够调整利率，政府能够出台政策，却不能直接替每家企业决定是否招聘，也不能替每个家庭决定明天要不要消费。
那些看起来宏大的经济波动，最终都与无数人的具体选择有关。
尾声
我们当然无法预先知道，哪些看似遥远的研究最终会改变生活。科学探索本身就充满不确定性，也并非每一次大胆设想都能获得成功。但如果所有问题都只允许沿着眼前能够看见的路径解决，人类能够发现的新东西，恐怕也会少得多。
诺贝尔奖将聚光灯投向少数获奖者，而那些真正让研究向前推进的时刻，往往发生在更早以前。可能是一个医生决定认真研究病人的主观感受，一个生物学家开始追问藻类为什么会游向光源，一个物理学家在圣诞节等待南极传来实验消息，也可能是一个化学家发现，反应数据画出来的曲线竟然不是预想中的直线。
许多改变世界的发现，最初可能只是一个细小的疑问、一个奇怪的念头，重要的是，有人愿意追下去、做下去。
References
1.Nobel Prize，2026年诺贝尔奖官方公告及各奖项科普：https://www.nobelprize.org/
2.斯坦福大学：戴塞罗斯获诺奖报道与人物经历：https://med.stanford.edu/news/all-news/2026/10/deisseroth-nobel-prize.html
3.U.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2026 Nobel Prize in physics awarded for NSF IceCube neutrino discoveries，2026年10月6日https://www.nsf.gov/mps/updates/2026-nobel-prize-physics-awarded-nsf-icecube-neutrino
4.IceCube Collaboration，Francis Halzen, IceCube principal investigator, wins 2026 Physics Nobel Prize，2026年10月6日https://icecube.wisc.edu/news/awards/2026/10/francis-halzen-icecube-principal-investigator-wins-2026-physics-nobel-prize/
5.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ACS president comments on award of 2026 Nobel Prize in Chemistry，2026年10月7日https://www.acs.org/pressroom/newsreleases/2026/october/acs-president-comments-on-award-of-2026-nobel-prize-in-chemistry.html
6.Nature，Chemistry Nobel awarded for solving mystery of how ‘handed’ organic molecules can emerge，2026年10月7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6-03093-0
7.Reuters，Canadian writer Anne Carson wins 2026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2026年10月8日https://www.reuters.com/lifestyle/canadian-writer-anne-carson-wins-2026-nobel-prize-literature-2026-10-08/
8.瑞典学院，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告及安妮·卡森作品介绍：https://www.svenskaakademien.se/
9.挪威诺贝尔委员会，2026年和平奖正式授奖词：https://www.nobelpeaceprize.org/articles/announcement-of-the-nobel-peace-prize-2026
10.霍尔（2005）：Job Loss, Job Finding, and Unemployment in the U.S. Economy Over the Past Fifty Years
11.霍尔（2005）：Employment Efficiency and Sticky Wages
12.伍德福德（2003）：Interest and Prices: 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Monetary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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