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通吃岛岛主
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今晚刚刚揭晓。获奖的是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霍尔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伍德福德，两位来自美国顶尖大学的主流经济学家。而且他们的研究内容也实在乏善可陈，是最规矩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类型，概括来说一是现实层面，研究的是如何让现存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得更加平稳；一是理论层面，在既有主流经济学框架内，作出重大技术性贡献。
不管是历史事实还是今天世界面对的种种问题都一再证明，我们根本不用太看重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当下来说尤其如此。
严格来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不是诺贝尔奖。
众所周知，1895年，瑞典发明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立下遗嘱，决定用自己的遗产设立五个奖项，分别奖励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以及和平事业方面的杰出贡献。1901年，五个诺贝尔奖开始颁发。所以一开始的诺贝尔奖里面根本没有经济学奖。今天所谓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直到1968年才设立，1969年第一次颁发，比真正的诺贝尔奖晚了将近70年。
它的钱也不是从诺贝尔遗产里出的。真正的诺贝尔奖由诺贝尔遗产及其投资收益资助，经济学奖则由瑞典中央银行出钱。名称也不一样，它的全称是“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也就是说，这是“瑞典中央银行”的奖，只是以“纪念”诺贝尔之名颁发。把这个冗长的名称简化成“诺贝尔经济学奖”，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它和其他五个奖项有着相同的来历。
那么，为什么一个与诺贝尔本人毫无关系、比其他奖项晚了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学奖，最终却能获得与真正的诺贝尔奖几乎完全相同的地位？
这就涉及到经济学的流派之争，以及其背后的政治斗争。
社会民主主义的瑞典与自由主义的央行
我国一直有不少人把北欧国家称为高福利天堂。尽管有一些夸张的成分，但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北欧的福利确实很好。瑞典尤其以完善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劳工福利著称。这些制度的形成，与瑞典一个长期执政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密不可分——瑞典社会民主党。
从1932年到1976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几乎连续执政44年。在它的长期统治下，瑞典逐渐建立起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公共医疗和教育，强化工会权利，并通过税收和政府干预调节收入分配。
社会民主党本身具有明确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传统，而且公开宣称自己的社会主义立场。例如，1960年的社会民主党党纲就明确提出，要将生产和分配的决定权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以社会主义的社会观为指导，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不平等。
然而，社会民主党的这些经济政策，在瑞典国内一直遭到自由派、保守派以及部分经济学家的反对。瑞典中央银行就是当时政府经济政策的重要冲突方之一。
瑞典央行成立于1668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中央银行。它虽然属于国家公共机构，却直接隶属于瑞典议会，拥有相对独立的地位。
央行管理层与社会民主党政府在经济政策上存在长期分歧。政府重视充分就业，希望通过低利率和信贷管理促进投资、建设住房；央行行长等人则更担心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问题，主张提高利率。
1957年，央行行长佩尔·奥斯布林克在没有事先通知政府的情况下，擅自将利率从4%提高到5%，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冲突。这件事后来被称为“利率政变”。
然而，尽管社会民主党政府十分愤怒，奥斯布林克却保住了央行行长的职位。十多年后，正是这位曾经与政府发生激烈冲突的央行行长，推动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诞生。
1968年，瑞典央行迎来了成立300周年。奥斯布林克等人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设立一个国际经济学奖，而且希望让这个奖项也拥有全球权威的地位。
从零建立起一个全球权威的奖项，谈何容易？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入一个已经有崇高声望的奖项序列。
为此，他们开始与诺贝尔基金会展开谈判。
瑞典央行怎样为经济学买来了一个“诺贝尔奖”？
当时，诺贝尔奖已经有将近70年的历史，成为世界上最有声望的科学和文化奖项。
诺贝尔基金会负责管理诺贝尔遗产，维持颁奖活动。这个基金会成立于1900年，是一家独立的私人基金会。诺贝尔去世以后，他的遗产按照遗嘱转入基金会管理。诺贝尔家族的后人虽然与基金会保持联系，也具有一定影响力，却不能直接决定基金会的事务。具体获奖者则由不同的专业机构评选。例如，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负责，和平奖由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负责。
奥斯布林克希望让经济学加入这套已经运行几十年的体系。为此，他需要争取诺贝尔基金会、瑞典皇家科学院以及诺贝尔家族的支持。
事情起初并不顺利。
1967年，瑞典央行与诺贝尔基金会开始讨论设奖问题，央行承诺出钱，由基金会增加一个奖项。基金会对此持有疑虑，因为这有违诺贝尔的遗嘱。
到了1968年春天，距离央行300周年庆典越来越近，事情仍然没有完全谈妥。4月23日，诺贝尔基金会执行董事尼尔斯·斯托勒与诺贝尔家族的两位成员见面，询问他们对新设经济学奖的态度，对方明确反对。他又打电话询问了第三位家族成员，得到的仍然是反对。
诺贝尔家族担心，一旦允许瑞典央行出钱设立经济学奖，今后其他有钱的机构也可能要求以诺贝尔的名义设奖。
然而，对诺贝尔基金会而言，瑞典央行提出的条件颇有吸引力。
首先，全部奖金由央行承担，而且奖金数额与真正的诺贝尔奖完全相同。其次，央行每年还会额外支付一笔行政费用，相当于当年奖金的65%，用于基金会和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评选、管理和颁奖活动。
也就是说，如果某一年的诺贝尔奖奖金是100万瑞典克朗，央行就需要为经济学奖提供100万奖金，另外再拿出65万作为行政经费。
这笔额外的行政经费相当可观。诺贝尔基金会不需要动用原有奖项的遗产资金，就可以增加一个新的奖项，并获得一项长期稳定的经费来源。
除此以外，双方还有其他潜在的利益关系。
诺贝尔基金会需要管理和投资庞大的资产，而瑞典央行在当时的金融监管体系中拥有重要权限。基金会在资产投资方面受到的限制，也存在通过监管政策调整而放宽的空间。也就是说，一旦基金会同意增加经济学奖，央行能够在基金会的金融管理事务上提供便利。
4月26日，诺贝尔基金会董事会讨论了瑞典央行的方案。尽管存在反对意见，董事会总体上接受了这项安排，但仍然希望获得诺贝尔家族的同意。5月6日，瑞典皇家科学院也同意参与新奖项的评选。
此时距离央行300周年庆典只剩下九天。最后的关键人物是当时87岁的玛莎·诺贝尔-奥列尼科夫（Martha Nobel-Oleinikoff），她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兄弟路德维希的女儿，也是诺贝尔家族的重要代表。
5月10日，诺贝尔基金会董事长乌尔夫·冯·欧拉和执行董事斯托勒专程拜访玛莎，希望她能够同意设立经济学奖。
从法理上来说，诺贝尔家族是无权干预基金会运营的。事情到了这一步，玛莎也只能妥协，签署了一份有条件的同意书。条件之一，就是经济学奖必须明确标明自己的来源，不能直接称为第六个诺贝尔奖。
于是，那个冗长而特殊的正式名称出现了——“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
也就是说，它是瑞典中央银行纪念自己300周年所设立的经济学奖项，但是它打着纪念诺贝尔的名号，并且和其他诺贝尔奖同时颁发，以此给自己抬咖。
上图是诺贝尔奖，下图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上标明了“SVERIGES RIKSBANK TILL ALFRED NOBELS MINNE 1968”，即“瑞典央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1968年”。正常诺奖只有姓名和生卒年
5月14日，瑞典央行管理委员会正式批准设奖方案。第二天，奥斯布林克就在央行300周年庆典上公开宣布了这个消息。诺贝尔家族中的反对者虽然不满，但此时新奖项已经获得了基金会、皇家科学院和家族代表的同意。
所谓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终于诞生了。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瑞典央行的钱，究竟能不能这样花？
瑞典央行虽然具有一定自主权，但毕竟是国家公共机构，其资产属于公共资产。奥斯布林克等人决定出资设奖，意味着央行要永久承担一笔财务义务。
为了保证未来长期颁奖，央行专门划出一批证券资产，设立专项基金，以投资收益支付经济学奖的奖金和相关费用。这些证券仍由央行持有和管理。这是一项长期、持续的公共资产安排。
问题在于，1968年5月宣布设奖的时候，瑞典议会尚未正式批准这个永久的财务安排。这是先斩后奏，央行先作出了决定，再把有关事项报告给议会委员会。
随后，瑞典议会的审计人员对此提出质疑。他们请行政法专家古斯塔夫·彼得伦进行法律审查。彼得伦认为，央行管理委员会有权经营和管理央行资产，却不能自行决定把资产收益永久用于银行业务以外的事业。这种安排应当经过议会批准。因此，他认为央行管理委员会超越了自身的法律权限。瑞典议会审计人员也认可这一法律意见。
但这时经济学奖已经公开宣布，相关机构也已经接受了安排，央行甚至承诺资助义务是永久而不可撤销的。
最终，1969年4月，瑞典议会正式确认了央行的财务承诺。
也就是说，一项原本存在越权争议的决定，经过事后批准，成为长期有效的制度安排。
1969年12月，第一届经济学奖正式颁发。获奖者是两位经济计量学家，挪威的弗里希和荷兰的丁伯根。
此后，经济学奖便按照与其他诺贝尔奖基本相同的程序，每年评选和颁发。有相同数额的奖金，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负责评选，与其他诺贝尔奖一同公布，并在同一场颁奖典礼上领奖。公众看到的是几乎完全一样的诺贝尔奖仪式，很少有人会特意查阅那个冗长的正式名称。
经济学奖背后的斗争
那么瑞典央行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给经济学争取一个诺贝尔奖？
当时，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和央行管理层之间的争论，集中在利率、通货膨胀、就业、政府干预等经济政策问题上。而经济学家的理论和意见，在这些争论中具有重要影响。
诺贝尔奖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已经成为科学成就最重要的象征之一。经济学一旦获得与物理学、化学一样的诺贝尔奖，获奖的经济学家及其理论，便可以借助这种巨大的科学声望，获得更高的权威。
参与推动设奖的经济学家阿萨尔·林德贝克（Assar Lindbeck），从1969年起就进入了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并在1980年至1994年担任委员会主席。林德贝克长期批评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经济政策，后来更成为瑞典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倡导者。
与此同时，国际经济学界也存在一批反对社会主义和国家经济干预的学者。
1947年，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在瑞士成立了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它汇集了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思想的重要人物，主张限制政府干预，保护私人产权和市场竞争。
在战后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占据重要地位的年代，这些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主张还没有获得后来那样巨大的影响力。
1947年朝圣山学社会议
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朝圣山学社的成员接连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最有代表性的是1974年。这一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经济学奖授予了瑞典经济学家贡纳尔·缪尔达尔和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缪尔达尔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而哈耶克则是著名的社会主义批评者，也是朝圣山学社的创立者。哈耶克的获奖引起争议，因为他虽然在自由主义思想界拥有一定影响力，但在经济学界已经没有很高的学术声望。
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也就是最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作者）后来回忆，1974年哈耶克获奖时，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许多资深学者，甚至连这位新获奖者的名字都不知道。
然而，诺贝尔经济学奖极大地改变了哈耶克的地位。他重新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关注，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自由市场思想家之一。
这还只是一个开始。
1976年，朝圣山学社的重要成员、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77年获奖的瑞典经济学家贝蒂尔·俄林（Bertil Ohlin），则曾长期担任瑞典自由人民党领袖，是社会民主党在国内的重要政治对手。
此后，1982年的乔治·斯蒂格勒、1986年的詹姆斯·布坎南、1988年的莫里斯·阿莱、1991年的罗纳德·科斯，以及1992年的加里·贝克尔，也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们全部是朝圣山学社成员。
从1974年到1992年，短短18年间，竟然有七位朝圣山学社成员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且，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还曾担任朝圣山学社主席，包括哈耶克、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布坎南和贝克尔。一个曾经在战后经济学界处于相对边缘地位的自由市场思想网络，接连产生了七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这些奖项极大地提高了相关经济学家和整个朝圣山学社的国际地位。
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渐陷入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困境，凯恩斯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到了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和美国的里根政府开始推行市场化、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等政策。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的经济思想，也随之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政治影响力。
有意思的是，哈耶克本人在1974年的诺贝尔奖晚宴上，竟然公开表示，如果当初有人征求他的意见，他会坚决反对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他认为，诺贝尔奖会赋予经济学家一种他们本来不应该拥有的巨大权威。尤其是这种权威，并不仅仅影响专业同行，还会影响政府官员、新闻记者和普通公众。
而当朝圣山学社的成员接连登上领奖台时，另一些在经济思想史上拥有极高地位的学者，却始终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琼·罗宾逊。
没有得到诺贝尔奖的琼·罗宾逊
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没有公布，经济学界就已经有了一个呼声极高的获奖人选：英国剑桥大学的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
当时，美国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应该颁发给她。《商业周刊》甚至在奖项公布之前，就提前发表了一篇介绍她的长篇报道，称她出现在几乎所有人的获奖预测名单上。
罗宾逊究竟是什么人物？
她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经济思想史上最伟大的女性经济学家。1933年，她出版了《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理论作出了重大突破。她提出和发展的不完全竞争理论、买方垄断模型等，直到今天仍然是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重要内容。
她还是凯恩斯最重要的合作者之一，在经济增长、资本理论和收入分配等领域都有重要的原创性贡献。特别是在著名的剑桥资本争论中，她代表英国剑桥学派，向美国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本理论发起了猛烈批评。
罗宾逊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当时唯一跻身伟大经济学家行列的女性。1987年出版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在罗宾逊的传记词条开头就写道，“她是伟大经济学家中唯一的女性”。
直到今天，她仍然被公认为经济思想史上最伟大的女性经济学家。尽管后来陆续有几位女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论及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她依然无人能及。
而1975年，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
这一年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妇女年”。经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女权运动和争取社会平等的浪潮，女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联合国将1975年确定为国际妇女年，也正是为了推动男女平等和妇女权利。
当时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自1969年开始颁发，历届得主还没有一位女性。罗宾逊的学术成就早已足以获得这个奖项，她本来就是经济学界最受期待的获奖者之一。如今又恰逢国际妇女年，许多人自然认为，这一次该轮到她了。
然而，1975年的获奖名单公布以后，罗宾逊的名字并不在其中。此后，她也始终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直到1983年去世。
为什么？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她鲜明的左翼政治立场，尤其是她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高度赞扬和支持。罗宾逊是经济学界最著名的社会主义同情者之一。她长期批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抱有浓厚兴趣。
在西方经济学家中，她与新中国的关系尤其密切。
1953年，新中国成立仅仅四年，罗宾逊便首次访问中国。
此后，她又在1957年、1963年、1964年、1967年、1972年、1975年和1978年七次访华。前后25年，一共八次。她走访了中国的农村、工厂、学校和其他机构，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给予高度评价。
在她看来，中国这样一个原先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正在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现代工业，改善人民生活，并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她特别关注中国农村的集体经济、工业化和社会发展，认为中国的经验对于世界上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到了20世纪70年代，罗宾逊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界公开支持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最著名学者之一。她的这些立场，也使她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深。
尤其是她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的高度赞赏，在当时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许多争议。即使是罗宾逊的朋友和支持者，也对她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感到惊讶。她与主流经济学和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冲突，已经远远超出一般的学术分歧。
1975年，罗宾逊最终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八年后，她在剑桥去世，终年79岁。
然而，不少经济学家为她鸣不平，其中甚至包括她的学术论敌。
前文提到过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萨缪尔森就是其中之一。在著名的剑桥资本争论中，萨缪尔森与罗宾逊曾经展开长期而激烈的学术论战，双方针锋相对唇枪舌剑二十余年。但萨缪尔森曾多次公开表示，罗宾逊的整个学术成果完全值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1年，已经86岁高龄的萨缪尔森，在一篇论文中仍然设想了一座始终没有颁发过的诺贝尔奖，认为它本应授予罗宾逊和意大利经济学家斯拉法，以表彰他们对资本理论的贡献。此时，罗宾逊已经去世18年了。
更令人意外的是，连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代表弗里德曼也认为罗宾逊应该获奖。1985年，弗里德曼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当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没有女性得主。他指出，经济学界几乎一致认为，此前符合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准的女性经济学家只有一位，就是琼·罗宾逊。
接着，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诺贝尔奖委员会没有把奖颁给她，很可能反映了某种偏见，但不是性别偏见。”弗里德曼还补充道：“在座的经济学家都明白我在说什么。”
萨缪尔森与罗宾逊在经济理论上针锋相对，弗里德曼与她的政治立场更是完全相反，却都公开肯定她的学术成就。
那一代经济学家之间有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的理论，努力探求真理，也能够承认和尊重论敌的学术贡献。
然而，当这些经济理论被卷入现实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声望，也可能成为政治力量手中的工具。
诺贝尔经济学奖从设立到后来的评选，正是这段历史的一个缩影。
今年的获奖者之一伍德福德，毕生研究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通过货币政策让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得更加平稳。然而，面对贫富分化、经济危机和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主流经济学越来越精巧的模型，始终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经济学需要重新回到现实社会，研究生产关系、阶级、财富分配和普通人的生活，研究如何改变这个世界。至于这个“瑞典央行300周年纪念奖”颁给谁，今天的我们，真的不必太看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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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学术之争，以及其背后的政治斗争，是全球性的。这场斗争自二战之后绵延至今。这本书讲的就是澳大利亚战场上发生的事情，其中尤其以悉尼大学为核心。而且在悉尼大学，政治经济学取得了某种意义的胜利——不仅保住了完整的建制，建立了独立的院系，而且还培养出大批卓有影响的人才。最著名的就是如今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大学期间（八十年代初），他是政治经济学运动的核心成员。
这本书对了解经济学的本质，了解澳大利亚的社会和高等教育变迁，以及反思我国的经济学教育，都有很高的价值。此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是其“政治经济学文库·前沿”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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