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冬天，上海保育院门口，一个年轻女人将裹在薄棉袄里的婴儿往地上一放，转身就跑。孩子哇哇大哭，她也没回头。工作人员追了几步，没追上，只能返回抱起孩子。这种事，那年月在上海、江苏、安徽的保育院门口，几乎天天发生。不是当妈的狠心，是实在养不活了。锅里没米，孩子跟着自己只有死路一条。
这些被丢下的孩子，加上各地福利院里收的孤儿，全挤在南方城市的保育院。粮食一天比一天少，粥稀得能照见人影，孩子瘦得皮包骨头，有的咳嗽，有的拉肚子，保育员心疼得急得直掉泪。
消息一层层往上传，传到了康克清那里。她是全国妇联主席，看着报告上那一串串数字，眉头皱成了川字。思前想后，她找到乌兰夫，问能不能从内蒙古调点奶粉来。乌兰夫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他想了半晌，最终斩钉截铁地说：奶粉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把孩子接过来吧。
要知道，当时内蒙古也在挨饿，草原上的人均口粮不比南方多。乌兰夫之所以敢接下这个重担，是因为牧区有牛羊，有奶，孩子养得活。方案上报周总理后，得到批准。总理叮嘱：一定要妥善安排好孩子。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定下目标：收一个，活一个；活一个，壮一个。
很快，第一批孩子从上海出发。火车走了几天几夜，到了内蒙古，先在育婴站停下来。医生一个个检查，喂药，喂奶，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孩子慢慢养回来。
四子王旗的保育院也迎来一群孩子，最小的才几个月，最大的不到五岁。由于人手短缺，一个十九岁的姑娘，也被分配来照顾二十八个孩子。她叫都贵玛，没结过婚，连抱孩子都不会。
第一天晚上，都贵玛就懵了。二十八个孩子，这个哭了那个闹，尿布堆成小山。她手忙脚乱，急得直跺脚。夜里孩子受惊，她爬起来哄，哄完这个那个又醒了。她躲在被窝里哭过好几回，哭完了爬起来接着干。
草原的冬天，零下三十几度，有个孩子发高烧，她裹上棉袄，骑上马就往几十公里外的卫生所跑。她知道路上有狼，但看着哇哇大哭的孩子，她根本没有后路。马蹄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她怀里抱着孩子，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他死。好在，一路上有惊无险，孩子也救回来了。
慢慢地，都贵玛学会了当妈妈。哪个孩子什么脾气，哪个孩子什么时候饿，她摸得清清楚楚。她教孩子们说话，带孩子在草地上玩耍。有一天，最小的那个孩子直勾勾看着她，嘴里蹦出两个字：额吉。
都贵玛愣住了，然后，所有孩子都跟着喊“额吉”“额吉”。都贵玛，这个还未结婚的姑娘，真正成了孩子们的妈妈，她连连应着，不知不觉泪流满面。
等孩子们身体养好之后，牧民们骑着马、赶着勒勒车前来领养孩子。领养的条件不低，得家里有奶牛，得没有孩子或者孩子少的。牧民们不在乎民族，蒙古族、汉族、达斡尔族，谁家条件够谁来。
孩子被一个个抱走，都贵玛站在保育院门口，看着他们的背影，眼圈红了。她不舍，但也知道，孩子终究要有一个完整的家。后来，她实在想孩子，就偷偷跑到牧民家远远看一眼。
这二十八个孩子，和后来陆续抵达的3000个孩子，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全部活了下来。这些孩子长大后，有的放牧，有的上学，有的当了工人。他们管养父母叫阿爸、额吉，说蒙语，吃手把肉，在草原上扎了根。很多人到了中年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有人开始寻亲，更多人已经把草原当成了唯一的故乡。
2019年，都贵玛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如今，都贵玛已经85岁了，她老了，头发白了，但和孩子们的羁绊还在，孩子们逢年过节还会来看她。每每想起60多年前那个冬夜，她都忍不住热泪盈眶。
三千孩子入蒙古，是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亲如一家的佳话。在草原上，没有“孤儿”这个称呼，这三千个孩子，全都在家庭陪伴中长大，他们是草原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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